中共「大國外交」現象的後殖民隨想

張登及 2002/1/8(台大政治系中國大陸研究教學通訊第48期)

Tengchi Chang; Newsletter of Mainland China Studies, Vol. 48

筆者認為，「大國外交」概念在後冷戰時期中共政壇與國際政治學界的興起，是一種微妙的後殖民現象。

對上面這個提法要有以下兩點保留。第一、關於「後殖民」，包括後殖民的研究者本身也沒有給它一個固定的定義，這對各種「後學」而言是理所當然的。第二、雖然從鴉片戰爭之後，中國也長期經歷西方列強(包括日本)的殖民擴張，但中國從未為全被征服，不同地區在不同時期也是分別屬於個性極不相同的列強的勢力範圍。因此所謂「半封建、半殖民」的經驗是不完全的、複合的甚至矛盾的。然而，上述事實並不表示「大國外交」概念與現象的複雜內容不能用後殖民的角度加以分析。反而，在西方與台灣以各種流派的現實主義分析之外，後殖民的角度會提供探索中共外交的人們另一種視野。

後殖民意指已經擺脫殖民地位的人，卻因為寄往的殖民經驗與記憶而被對象化、異化，從而在名義上接納甚至認同前殖民者文化價值的現象。這種後殖民現象對於失去殖民地的西方而言是必須的。透過科學、文化以及物質文明的持續領先與滲透影響，西方依舊可以從後殖民現象中滿足自己優越地位的印象。一旦政經優勢有衰退跡象，文化價值的普遍性遭到前殖民地「在地化」、宣示自身獨特性的挑戰，西方知識界就產生霸權衰退、文明衝突、大混亂與「失卻典範」的焦慮，於是便思考出從懷柔整合到強硬遏制等各種因應之道，去維持既有的秩序。而迎面而來的這些「軟力量」又使擺脫殖民地位者陷入接受西方普世文明價值和殖民經驗重演的深重焦慮，這種認同危機，也是一種後殖民現象。

我們不妨循著二十世紀中國「大國」概念的旅程，以及後冷戰時期大陸內部對「大國外交」的辯論，作一個後殖民的隨想。

柯偉林(William Kirby)指出，中國首次以平等一員的身分重返西方國際社會的契機出現在一次大戰之後。中國當時希望民主科學的西方列強，能夠接納中國的參與並給她一個公道。但威爾遜主義與國聯的失敗使得這個想像粉碎，於是中國知識份子皈依了另一個西方—俄國列寧主義。

二次大戰中國首度以盟國主要成員的身分出現在世界舞台，稍稍恢復了自古作為「大國」的信心。但中國不但無法參與戰後秩序規劃，中共建政後又遭到西方領導的國際建制與組織長期拒於門外。韓戰的表現贏來了日內瓦會議，初步奠立共產中國對自己「大國」定位的認同。於是中共開始以自認不可或缺，但被主流排斥的「大國」提倡反對「大國主義」的和平共處五項原則與萬隆精神。與蘇聯分道揚鑣後，中共更一度懷疑兩個超級大國要聯手對付，更不計成本地在亞非拉國家援助小國建設、指導革命，認為小必勝大，弱必勝強。華勒斯坦認為，大陸內部的「文革」可算是一種對資本主義世界體系的反叛，與法國、歐美1968年後蜂起的社會運動相呼應。(Immanuel Wallerstein：1989)

七○年代初進入聯合國後初期，中共對西方主導的國際組織仍意興闌珊，不時嘲諷。雖然八○年代與美國關係正常化，但美方的一些反覆和蘇聯的緩和使得中共提出「獨立自主外交」，「永遠屬於第三世界」；中共內部的路線鬥爭也強化了「開放」但要「獨立自主」，和平防變的心理。   

「大國外交」的概念與爭論出現於中共經改初成，軍經實力上升的後冷戰時期。但冷戰時期的「大國」、「反大國」雙重角色與政策其實已是後冷戰時期新爭辯的預演。西方分析家多半以為崛起的中國是一個重商主義至上、搭便車的大國(八○年代也曾以為崛起的日本是這樣的國家)。赤裸的遏制怕要「自我實現預言」，於是希望藉由羅致(co-opt)中共參與國際建制與經濟全球化，使中國從一個犬儒投機者，認知並「社會化」成為承認西方價值主導的現狀秩序正當性的[美國的]「遠東之錨」。西方思維與政策對這個不曾完全征服的神秘大國的躊躇，又助長了斜視西方的中共的舉棋不定。一九九三年APEC亞太經合會擺脫西方制裁陰影後，中共首先在次年的「中俄聯合公報」與一樣渴望重拾「大國」自尊的俄羅斯互道「大國」，這種國際場合的公開表述前所未有。九七年到九八年，北京與西方主要大國元首互訪達到歷史高峰，人們以為「『世界』承認了我們」[實際上是西方]，不用再「韜光養晦」，可以「有所作為」了，駐南斯拉夫使館挨炸又潑了一大盆冷水。似乎還是有共同歷史經驗的「中非合作論壇」夥伴，才是中共忠實的朋友。

有成長的實力為後盾，又和柯林頓當局改善關係，原本引發了大陸內部的兩種反省。一種觀點認為中國不宜再沉緬於昔日殖民受害者的悲情，應當正面迎向具有相當程度普世性的、西方主導的國際社會，自我改進政經體制以提高中國文明的貢獻能力。另一種觀點也是認為中共不必再搞自我孤立的「獨立自主」，與被全球化拋諸腦後的「第三世界」小國們依偎取暖，應當適度展現實力，與大國們縱橫椑闔。但九六年台海危機、九九年炸館案與今年的軍機擦撞危機又呼應另外兩種觀點。其一認為大國彼此原本就有難以調和對抗性，不必對偶而出現的西方善意抱持幻想，但也不要自我高估，為「第三世界」「出頭」爭極，還是「做好自己的事」，以待來日。更急切的吶喊認為，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秩序本質上是排斥中國與「第三世界」的，其所謂普世價值只是殖民中心繼續剝削小國的霸權教條，這一點毛澤東早已警告過。中共應當高舉「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的偉大旗幟，把國際體制改革推向二十一世紀，而不要與西方大國們沆瀣一氣。

筆者猜想，上面這些爭議與大陸內部各種自由派、務實派、新舊左派的辯論有相互牽動的關係。無論如何，所有這些都離不開以西方文明和她們的政經動向為參照的心理，而且常隨著對方稍有的風吹草動而左右偏移。中國不曾被完全殖民，目前的經濟表現又已令西方大國們無法忽視。只要有一些「加入」的機會，「美帝」就會被視為矛盾的「美麗帝國主義」。

如果中方還是像七○年代以前一樣一窮二白，或者根本如同晉升無望、滿懷敵視的一些第三世界「小國」，其心態就不會如同今日這樣捉摸不定。更何況「殖民者」本身也不知道「單極」是否只是「片刻」，從認同、典範到戰略也還在漂移。這整個後殖民的境況，對各路論述者與實踐者而言，真是充滿焦慮與機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