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許多引人入勝的登山書寫中，自然與死亡常與攀登者相偕而行，比如強．克拉庫爾（Jon Krakauer）在《聖母峰之死》裡頭細緻描寫的1996聖母峰山難，當時他正以隨團記者的身分參與紐西蘭攀登者羅伯．霍爾（Rob Hall）率領的商業登山團隊，卻遭遇當時聖母峰（標高8,848公尺）攀登史上的最大山難，克拉庫爾在漫天風雪中僥倖逃過一劫，但領隊霍爾與許多隊員卻葬身於壯麗又險惡的世界之巔。
與死亡偕行
究竟是什麼原因讓許多來自四面八方的人願意付出高價，不顧生死的走上頂峰？這值得嗎？羅伯特．麥克法倫（Robert MacFarlane）在《心向群山》一書中將之歸因於一種逐漸累積形成的文化行為，18世紀的人們還將山脈視為地表上「頗為可觀的隆起」，也不過兩百年時光，人們卻轉而追求高度，透過「攀登」體驗自然中的美麗、偉碩及未知，終至不可自拔。就像著名的喬治．馬洛里（George Mallory），來自英格蘭的他曾兩度計畫攀登聖母峰失敗，深刻體會這一非凡任務的危險與困難，就算如此，他仍在1924年毅然離開恩愛的妻子，第三度嘗試登頂，就此在惡劣的氣候終，消失在聖母峰頂附近。一直到1999年，馬洛里的遺體才被美國登山隊意外發現。
隨著時光，如馬洛里一般對山岳的迷戀與追尋，逐漸由少數菁英攀登者延伸到了一般大眾，而商業登山也因此成為一門生意，前面提到的霍爾也正是其中佼佼者。《聖母峰之死》固然讓讀者反思商業登山引發的種種亂象，但對霍爾本人的描寫卻有如悲劇英雄。他鼓吹能力不足的客戶攀登聖母峰是真，以此收取高價獲利也是真，不過在那八千公尺以上的死亡地帶，霍爾依然堅持全力為客戶付出也同樣是真，甚至他本身就是因為等待落單的客戶，錯失下山時機而殞命。《自由的技藝》
《自由的技藝》一書中，霍爾的出場對我來說猶如驚鴻一瞥。時間是1994年，波蘭登山家歐特克．克提卡（Voytek Kurtyka）人在K2峰（喬戈里峰，標高8,611公尺）的基地營，親眼見到霍爾領先眾人攻往峰頂。霍爾成功地在兩個月內登上聖母峰、K2峰與洛子峰（標高8,516公尺），這三座巨峰分別是世界第一、第二、第四高。而在2年後，克拉庫爾參加、最終也讓霍爾殞命的那隻登山團，正是以這項非凡壯舉為宣傳號召。
克提卡來到K2峰的目的完全不同於其他人，他希望能由一條從未有人成功的新路線登頂，而任何人都可以想像，新路線之所以還未有人成功的原因通常只有一個：那特別困難。這樣的堅持既讓克提卡創下許多前所未見的壯舉，也讓他時常在攀登巨峰前的緊要關頭退出，比如K2峰。多年後，當他回憶起1994年的經驗，他說：「那不是我想要的路線，而且並不吸引我。」對他來說，登頂固然讓人欣喜，但攀登真正的意義不來自於征服山嶺帶來的成就，反而該回到內在。
歐提克．克提卡
相較於馬洛里或霍爾，《自由的技藝》所描寫的克提卡則呈現出攀登者的另一種類型。在漫長的攀登生涯中，克提卡逐漸將登山過程中面臨的一切凝聚成一種哲學式的認知，他甚至以自創的形上學詞彙「Crea」來表達這種獨特的觀點：
攀登是一種人類的創造性，而且我認為它是其中最豐富的一種。我的攀登純粹是Crea的體現⋯⋯Crea本身在人類世界化身為創造性，而攀登就為攀登者提供了形式最豐富的創造性。天生對攀登運動和山嶺擁有獨特感受力的人，自然會在攀登中找到自己最豐富的創造，因此心智會在攀登時得到心靈氧氣。
克提卡確實以自身的攀登體現了這樣的哲學，他不求名利，也不管是否能成功登頂，彷彿將一路上的折磨與苦難是為自己能否堅持初衷的考驗。而《自由的技藝》作者柏娜黛．麥當勞（Bernadette McDonald）從全書一開頭就充分讓讀者體會到克提卡這種獨特的魅力，她記錄下2009─2012這三年間克提卡的一連串書信，對象是登山領域著名的「金冰斧獎（Piolets d’Or）」委員會，他們嘗試著以獎項為這位登山界名人掛上桂冠。克提卡在其中一封信裡頭是這麼回應的：
我瞭解這世界是懸掛在瘋狂的競爭及隨之而來的獎項榮譽所構築的駭人結構上。但這個結構與真正的藝術為敵。
從任何角度看，歐提克．克提卡都是個舉世聞名的攀登家，但真正能夠評價其生命的方式與其他攀登者或許截然不同。做為一位藝術家，他或許不希望世界記住那些他曾完成的高難度路線，當然也不是他曾經走上哪些稀有的山頭。他真正的成就，或許就在那些別人認為他失敗、沒有堅持攀登的抉擇上。
我們通常會將藝術家的作品是為他們的產出。但藝術家真正的作品，是一種在這個世界上的生活方式。─Rick Rubin《創造力的修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