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07/22
本版為原文，報載版編者略有刪減，刪減處以下線顯示。
張登及(政大國際事務學院博士，英國雪菲爾大學政治系博士候選人)
中國時報 2006/7/22
呼籲總統慎重思考卸職的「七一五連署」發表以來，雖然還沒有產生足以達成其訴求的壓力，但是引起執政黨內的巨大震撼，卻是不容否認的。相比之下，在野黨曾經列舉十大理由，發動泛藍支持者上街，在國會取得過半議員提案罷免，一些被認為近藍的學者數百人也曾連署批判總統，可謂聲勢浩大。但是今天回顧起來，卻像是船過水無痕。無怪乎近藍營的人士，頗有「人微言輕」之嘆，言談間對「泛綠」的學界同儕，很有羨妒的情緒，似乎認為我們的社會是以人廢言、雙重標準。這種台灣知識界的分野和正當性分殊化現象，非常值得深入檢討。
從人們熟悉的表象出發，「七一五」確實顯示，明確標舉「親綠」才能佔據論述正當性的制高點。儘管「七一五」連署者們和稍早的另幾批學者連署的文件，都以「公民社會」的位置自居，但是標舉(或默認)「親綠」似乎更為容易通過這種檢查，從而跨過淡藍與淡綠的界線。相反地，左遮右掩卻被目為「親藍」，無論是美式自由派、民主中華派、商務現狀派還是其他，卻缺乏這種跨界的正當性。
上述看似正當性分配不公，發言立足點不平等的現象，據說是來自於一個眾所周知的理由，羨慕者們似乎應有自知之明：包括「七一五」多數發起者在內的泛綠知識界，對台灣的民主發展已有不朽功勳，彪炳於台灣史冊。這鐵板釘釘的事實，是歷史經驗、生涯記錄不同的其他知識界同行，難以匹敵的。「終結少數專政、奠定本土民主」，無論如何都是近代西方民主理論與政治現代化經驗所肯定的，在本體論和認識論上似乎都佔據著更為優越的位置。與其心生「羨妒」私情，似乎不如對自己在台灣經歷民主化的幾個關鍵時刻，站在哪裡，先做出檢討反省。就像今日在野黨應該先清償黨產等等歷史債務，以後能贏得平等的發言地位。
何況「七一五」志士的勇氣確實是令人尊敬，更是因為同志的刀劍往往比敵人的更為鋒利。一切自居或默認「親藍」的知識界人士還應該反省，自己是否與執政黨領導人一樣，食指總是比劃敵人，總是寬以待己。是否也感染了自恨的悲情和嫉妒，卻沒有發展理性批判的能力。
然而，上面講的正當發言地位不平等現象，其存在雖然有其歷史上的合理性，但若任令其發展，卻絕對沒有正當性。顯而易見的是，這種台灣知識界的正當性分配不對等，本身就削弱了「七一五」訴求的公民社會和理性說服的契機。就算未來執政高層真的因為「七一五」而有大洗牌，知識界與公民社會的分裂也將一如往昔，民主與認同相糾纏的的危機引信依然沒有被卸除。
猶有甚者，正當發言地位被信任為特定歷史經驗人群的專利，本身也是一種民主與認同相糾纏所導致的病態，這種病態會使被排除者自疚、羨慕，也隨時可能反過來吞噬反省不足的自居正當者。一個很明顯的例子是「七一五」的部分發起人，遭到外界認為同一陣營的其他人士的攻訐，其批判方式又是正當發言地位的專斷窄化，頗為類似共黨鼓勵「鳴放」之後發生的「整風審幹」和「出身論」、「血統論」清洗。若「七一五」志士能克竟全功則已，否則筆者不能不擔心，「七一五」擦亮了某種道德獨佔，為人作嫁後，「野百合花」卻橫遭冷眼與清理。
最後，筆者長期認為，台灣民主化的問題確實是出於較為抽象的普遍「自由」，和較為具體的社群「認同」的緊張糾纏。這種情況在世界史上雖然很多案例，卻不能單憑立足於西方發達國家的比較政治模型去治理，而更多地與多重殖民之後的經驗殘留有關。
這些沈重而具有相對性的生存經驗和歷史記憶，往往使得樸素的民主論述被朝不同方向強調，例如凸顯社群共同體或多元自由。但交錯矛盾的經驗和認識，導致無止境的立場還原和質疑，於是樸素良善的民主辯論卻陷入諸神對抗的無間地獄：相互剝奪、否定不同群體的發言立場甚至存在的正當性。於是，喧囂與嫉妒之外，更恐怖的是噤聲和疏離。要粉碎無間地獄「走投無路」的困境，藍綠各界恐怕還是需要更多耐心的相互傾聽，而不只是勇敢的旗幟鮮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