邱映寰：見證烽火的倖存時空膠囊──《龍安文藝》及其臺灣青年之曙光乍現與落難

《龍安文藝》第1輯（創刊號）。（藏品／龍瑛宗捐贈，圖／國立臺灣文學館）

《龍安文藝》可說是戰後第一本運用鉛字印刷的校園刊物。這本小冊子誕生於政經環境仍動盪、威權陰影仍厚實籠罩的一九四九年，見證了四六事件前後的光景，卻也因四六事件而被迫灰飛煙滅。

然而，《龍安文藝》在二零零二年居然被挖掘出有幸未被燒毀的刊本，並在隔年重刊內容於《文學台灣》第46期。讓塵封在這本刊物裡，由於對文學的信念而匯聚在一塊的彼時臺灣青年作家、外省作家，意志得以像是被重新召喚，並浮現出更為清晰的顯像。這些顯像及其成因，其實亦蘊藏了圍繞在師院（今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周遭或者／同時心懷臺灣文學與土地的人們──林曙光、蔡德本、楊逵、歌雷等，奮力摸索、跨越語言藩籬以及始終堅定信念的故事。

《龍安文藝》找到了

「揣著矣！揣著矣！」當失蹤了五十四年、不見得有所倖存的《龍安文藝》，竟能重新出現在大家的眼前，此時已垂垂老矣的僅剩幾位編輯成員，一方面欣喜若狂地喊叫出聲，一方面又哀傷於一同撰寫文章在這本刊物上的同學、文友們，時隔太多年，有些人此生已無再次邂逅這本珍貴小冊子的機會了。

《龍安文藝》多麼像是穿梭半世紀以上，而又復返的時光膠囊。

誕生並凋零於一九四九年，也就此永遠凍齡在第一輯。

會有《龍安文藝》這個名字，是當時擔任編輯的史地系學生林曙光，提出師院位於龍安、臺大位於大安，那麼以所在地域命名應該蠻具代表性。加以龍安文藝社幾乎是由臺語戲劇社的成員組成，並且刊物由臺語戲劇社負責發行，刊物名稱感覺具有鄉土色彩更好。於是大夥借用了師院所在龍安街的「龍安」二字，封面則是楊英風設計的綠龍圖樣。

儘管社員們、刊物文章的作者群，的確如龍字般人才薈萃，卻生在還不是能夠安穩度日的時候。

逃難烽火中的邂逅

林曙光萬萬沒料到，不久前才因為二二八事件的延燒，使得兼差《國聲報》臺北通訊員的他，必須在動亂中先跳上火車，跨越臺灣島的南北兩端，回家鄉避避風頭。後來聽聞當局公告，只要學生重新登記學籍，就可以安然返校繼續就學。問心無愧的林曙光因而再度回到好不容易考上的師院，迫不及待地想繼續汲取知識、與匯集在此地的眾多文藝青年互相激盪。

殊不知才抵達師院沒多久，又聽說《國聲報》的一位夥伴比他晚一步回南部，竟在蔓延至南部的動亂中被槍殺。另一位夥伴即便在事件後直接改行當漁夫，某天突然從此下落不明。

直到遇見學校秘書暗示他──你被當局盯上了，將林曙光背後奔逃的發條旋得再也不能更緊，才強壓下心中對新時代及知識的期盼，低調且小心翼翼地，第二次將自身塞進奔馳不止的長長列車。

原以為新時代象徵的是能夠自由發聲，《國聲報》僅是照實報導了二二八的場面及經過，報社的大大小小成員便捲入牢獄之災或淪為眼中釘的處境。

林曙光才在座位上長呼一口氣，隨即聽聞這班車改為只到嘉義，無法直達家鄉高雄。左思右想後，他決定先在彰化落腳，借宿友人家一晚。意外地，友人還將他引介給崇敬已久的楊逵。

奇妙的是，跟楊逵一起逃亡中的葉陶，正巧與兒時的林曙光有過師生之緣。兩人相見時都面露詫異又驚喜的神情。原先吃得微顫的飯菜，暫時稍微堅定一些地吞入肚腹。不過楊逵和葉陶正因謝雪紅在臺中的反抗行動而成為通緝犯，林曙光在幾近徹夜和楊、葉兩位前輩請教及暢談後，隔天一早，依舊得直面分道揚鑣的時刻。

無人知曉這會不會是生離死別。

〈烽火彰化邂逅楊逵〉手稿。（藏品／楊建捐贈，圖／國立臺灣文學館）

架起跨越語言的橋樑

儘管二二八易被簡單歸因於省籍衝突，時隔大約一年後，來自臺灣各地的本省及外省作家，竟有機會藉由兩場茶會齊聚一堂，好好坐下來探討彼此對於文藝創作的看法。

尤其是第二場茶會主題為「如何建立臺灣新文學」，相對於尚未開始痊癒的歷史創傷，這樣的討論主題實在讓臺灣的文藝青年們既期待又怕受傷害。包括幸運能夠回到學校繼續研讀的林曙光。

如此無畏當局高壓的茶會，事實上是由隸屬臺灣省政府的《臺灣新生報》「橋」副刊的主編──歌雷所舉辦。說起來歌雷明明是戰後才來臺的外省文藝人，尤其肩負主導政府報刊副刊風向的重任，卻主動在數次的發刊語中，鼓勵臺灣本土作家多投稿、無須害怕難以跨越語言寫作。甚至提出給臺灣本土寫作者的三種方案：一是嘗試投稿轉換成中文的文稿，副刊會幫忙潤飾；二是部分或全部用日語直接下筆，副刊會再幫忙找人翻譯；三是轉換成中文版本並附上日語原稿，副刊會幫忙修成靠近原稿的狀態。

歌雷還接受了楊逵的建議：稿費會提供給投稿者、翻譯者各一份。幾乎讓當時的臺灣文藝青年們驚喜不已。

林曙光也因此對「橋」副刊感到好奇，並且摻揉了些許期待──要是主編歌雷真的如此發自內心地鼓勵臺灣作家，茶會似乎是個確實得以交流的場合，而非像當局的政策那樣，要嘛直接砍掉漢文欄，要嘛寫作裡不小心觸動當局神經就惹禍上身、被剝奪自由運用的聲帶。

在「橋」副刊上初試幾次跨語啼聲的楊逵，也受邀至第二次的茶會。林曙光此行的另一目的就是來親眼確認：崇拜的楊逵前輩是否安好。歷經逃難和被抓捕入獄，楊逵的意念反倒如浸入烈火中的刀刃，鍛造得更為堅毅、強韌，單刀直入地提出臺灣寫作者的才華不容小覷，只是受限於語言要突然轉換、劇變而令人不安的政治環境，限縮了腦中的創造力。

被此話激勵發言的林曙光，也立刻委婉卻不失一針見血地提出意見：「臺灣多樣的自然環境，以及經歷過的不同當局統治，讓臺灣形成了自己的特殊性。而這種特殊性，使臺灣應當繼續發展自己特色的創意構想。」

當然，外省作家當下並沒有全然接受這樣的主張，甚至覺得臺灣現下的文學應該趕快割捨日本殖民的影響，回歸中國的文學脈流才對。

討論最終沒有誰敗誰勝，在歌雷的主持下，大家算是達成了小部分的共識：首要必須先消除本、外省作家之間的隔閡。

會後林曙光如願地與楊逵再度相認，兩人波濤洶湧的眼神、討論時相互力挺的默契，在在證明了兩人此際站在同一塊磐石上，想為臺灣的文學堆起更堅實的根基、滾出屬於臺灣文學的方向。

何況兩人經歷過磨難後有幸重逢，更是讓他們激動又振奮不已。

楊逵還藉機將林曙光引介給歌雷。這樣的機緣，促成林曙光日後蛻變為「橋中橋」──既是「橋」副刊重要的翻譯者，更是協助跨語作家紮穩馬步的翻譯橋梁。

〈難忘的回憶－記台語劇運先驅蔡德本〉、〈感念奇緣弔歌雷〉手稿。（藏品／文學臺灣雜誌社捐贈，圖／國立臺灣文學館）

臺灣文藝青年的架橋與過橋試煉──「橋」副刊及四六事件

除了與前輩楊逵重逢、認識「橋」副刊主編歌雷，林曙光也很雀躍能在茶會結識同輩的臺灣文藝青年。比如同在師院的教育系專修科學生林亨泰，其在日治時期就開始寫詩，對於跨語寫作也孜孜不倦地努力著。

於是林曙光也幫林亨泰在戰後的幾首作品做了翻譯，刊登於「橋」副刊上。

歌雷相當樂見於這樣的互助情誼，並且十分照顧像林曙光這樣的臺灣文藝青年。不僅對林曙光來訪討論文藝及寫作敞開雙臂，就連林曙光有時拉著師院好友蔡德本、黃昆彬一起去找歌雷時，歌雷甚至大方地請他們吃飯。

此時蔡德本籌組了臺語戲劇社，以跟外省學生組成的戲劇友社相抗衡，並擔任社長。黃昆彬也是社員之一。

這天早上，林曙光反常地從睡夢中忽然清醒。難道是最近給自己的壓力太大了嗎？身為長子，父母放在身上的期望與寄託，偶爾想起仍不免逼緊自己的神經。

他所在的第二宿舍，此時還沉浸在眾學生的迷濛睡意裡。發呆了一陣子，突然宿舍的門被急促地敲響──

高級警官就這麼出乎意料地現身在門外，還將住在第二宿舍的臺灣學生們通通叫醒，命令所有人到宿舍外頭列隊集合。

戰戰兢兢地注視著穿梭在學生隊伍裡點名的軍警，手上捏著對照的像是某種黑名單。林曙光不禁打了個哆嗦。前陣子以來，師院及鄰近的臺大學生在腳踏車雙載事件過後，發聲和集會呼喊訴求的行動不斷，林曙光不敢確定是否跟這些情況有關。

難道是宿舍裡有人大動作觸怒了當局嗎？

尚未釐清思緒之前，軍警們查點完學生，便解除了封鎖。

於此同時，林亨泰正巧打算從宿舍外出，就這麼在巷口被軍警攔了下來。

等到看著第二宿舍的日式平房不再閃現貌似正在翻查的人影，林亨泰回答了自己的姓名後，終於被放行。

他沒有感到意外──畢竟這兩個禮拜以來的風波不少，學生與當局的關係一觸即發──可是心頭的擔憂和緊張依舊濃稠了起來。

一閃神，林亨泰的雙腳就帶他走到第一宿舍附近。

帶槍站崗的士兵包圍了西式樓房的第一宿舍，連再靠近幾步都顯得危險。

看樣子真的大事不妙了。

林亨泰只能趕緊先回到第二宿舍。再過不久，林曙光和林亨泰終於聽聞來自第一宿舍的風聲：

第一宿舍在「職業學生」操控下的學生們，由於以桌椅擋住宿舍門窗拒絕警察的臨檢，待軍警破門而入後，所有學生都被抓進了警備總部。

這一天，是一九四九年四月六日。

幾天後師院緊接著宣布停課。事不宜遲，林亨泰決定動身返回北斗老家。

沒想到在途經臺中時，林亨泰照例前往拜訪楊逵，想順帶將北部的消息帶給前輩，抵達楊逵家時卻親眼目睹一群人闖入、大肆搜查。使他在走回車站時，不由得轉為對周遭更加戒備，偶爾又深怕自己的謹慎被看作是可疑人物。

哪知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站在第二月臺等候南下的列車時，林亨泰不經意地發現，對面的第一月臺上，竟出現楊逵的身影。

楊逵被兩個人挾持著，雙手被反綁的情況下，依然執拗地抽著菸，神態絲毫沒有屈服或畏縮的意思。很快地，楊逵被抓上反向離去的火車，徒留束手無策、重重被打擊內心的林亨泰在對側月臺。

天未亮，長夜又披覆上來

然而其實在四六事件的前四天，一本為了不讓臺灣的文藝景況消沉下去的刊物《龍安文藝》第一輯，方熱騰騰地出刊。

其中也在師院、並將銀鈴會的刊物《緣草》重新復刊為《潮流》的朱實，不但吸引了林亨泰等師院學生進入銀鈴會，朱實更在《龍安文藝》開篇〈展望光復以來臺灣文運〉直接點出現況：

「光復該帶了光明給臺灣文運，但由於政治的失措，經濟的崩潰所致的社會的混亂，卻把好容易達到光明的彼岸，將要乘軌道的臺灣文運再陷於苦悶的漩渦裏。」

接著提及幸虧有楊逵寫給歌雷的一封信，激起所謂「臺灣新文學運動」的討論與筆戰之外，亦讓許多新人作家終於打破沉寂，並陸續積極地發表作品。而這也有賴於歌雷對於本省新人作家的關切所激勵。

對於朱實、其他不少臺灣本省作家來說，臺灣文壇的第一步應該要不分省籍地相互合作，同時不能抹煞臺灣長出來的特殊性。而歌雷在〈森林．清晨．隨筆〉中，不吝讚揚臺灣森林、海洋、亞熱帶的滋潤──「海水給人聰明，山給人誠實，森林給人信念並力量。因此你來到島上，勝過你久住大陸」；不過儘管察覺到一些臺灣作家埋藏了「一種個性解放的願望」，但仍嫌束縛還未消散，「能從舊有的氣氛中，尋獲一切清新的思想與願望是畢竟不多的」。

《龍安文藝》的十三位筆者，還包含了如蔡德本、黃昆彬，銀鈴會同仁林亨泰、蕭金堆、子潛等，甚至向龍瑛宗、謝冰瑩等本外省大前輩邀稿，可以看出為了這本心血結晶，付出了多少心力。尤其，彼時的臺灣社會，其實相當不利於出版。

林曙光在編後語更熱烈地預告，臺灣文壇的近未來：林亨泰的第一本詩集《靈魂的產聲》（日文版）已經付印、四月中就要出版；黃昆彬取材於臺灣的三幕悲劇「媽祖生」即將寫成，預計在臺北和南部城市以臺語公演。

這些都多麼地令人期待，能夠在文壇泛起怎樣紋路、聲響的漣漪啊。

可惜，四六事件後身為學生自治會幹部的朱實被列入黑名單，黃昆彬某天也突然不知去向，歌雷、楊逵更是在四六當天就被抓捕入獄。在林曙光痛下決定進行第三次逃亡以前，剩下的社員趕緊將發出的新刊用腳踏車載回學院，還有大批刊本囤放在大安區的出版社倉庫裡。

只是，所有隱隱折射出臺灣文學新光芒的刊物，最後只能匆忙全部燒毀，才不會牽連更多人遭受磨難。無論已被盯上究竟清白與否。

第三次隱姓埋名地逃亡，甚至使林曙光必須放棄僅剩一年就能完成的學業。原先被家人、鄉里引頸期盼的璀璨青年，淪為只能躲躲藏藏地度過大半生。

「讓我們解放得像不釘牢在一個題目下的隨筆，我們寫作像林林裡的流水，不停止的流到大洋。」

臺灣的青年作家們，多麼想如歌雷所呼告的繼續寫下去。然而他們正要如開閘的溪流大肆奔騰，卻又立刻被圍成封閉水域，甚至曝曬殆盡。

★作家小傳

林曙光（1926-2000），本名林身長，高雄人。公學校畢業後曾至京都中學就讀，在日本紮實了漢文能力。二戰後返臺考入師範學院史地系。

1946年報刊日文版廢止，林曙光則在1948年《臺灣新生報》「橋」副刊舉辦歡迎楊逵的茶會上，結識歌雷後，投稿了〈台灣文學的現在、過去與將來〉，並開始協助翻譯投稿至「橋」副刊的臺灣作家作品。「橋」副刊上經翻譯的詩文篇目，由林曙光所譯就占了半數以上。

然而林曙光也因與歌雷、楊逵以及《龍安文藝》相關友人的往來，在第三次逃回家鄉後，困頓躲藏生活了數十年，才得知自己終於被移出受監視的目標。因此後半生也轉往文史蒐集、田野調查以及出版運作，為高雄留下不少珍貴的文史紀錄。

★作家小傳

林曙光（1926-2000），本名林身長，高雄人。公學校畢業後曾至京都中學就讀，在日本紮實了漢文能力。二戰後返臺考入師範學院史地系。

1946年報刊日文版廢止，林曙光則在1948年《臺灣新生報》「橋」副刊舉辦歡迎楊逵的茶會上，結識歌雷後，投稿了〈台灣文學的現在、過去與將來〉，並開始協助翻譯投稿至「橋」副刊的臺灣作家作品。「橋」副刊上經翻譯的詩文篇目，由林曙光所譯就占了半數以上。

然而林曙光也因與歌雷、楊逵以及《龍安文藝》相關友人的往來，在第三次逃回家鄉後，困頓躲藏生活了數十年，才得知自己終於被移出受監視的目標。因此後半生也轉往文史蒐集、田野調查以及出版運作，為高雄留下不少珍貴的文史紀錄。

★參考資料

《龍安文藝》1輯 創刊號（NMTL20050030789），國立臺灣文學館典藏。

〈難忘的回憶─記台語劇運先驅蔡德本〉（NMTL20120210456），國立臺灣文學館典藏。

〈感念奇緣弔歌雷〉（NMTL20120210457），國立臺灣文學館典藏。

〈烽火彰化邂逅楊逵〉（NMTL20060500001），國立臺灣文學館典藏。

「說故事的人──林曙光與其消失的」特展資料，高雄文學館特展。

蔡明諺，〈戰後初期台灣新詩的重構──以銀鈴會和《潮流》為考察〉，《台灣文學研究學報》， 20（2015.04），頁 41-71。

曾琇絢，〈台灣文學的「橋中橋」：林曙光研究〉，新竹：國立清華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14。

〈整頓學風〉，《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家檔案局藏，檔號：A309250000Q/0038/200.10/017、〈拂塵專案第十三卷附件/破獲不法組織銀鈴會案偵訊報告表〉，《國家安全局》，國家檔案局藏，1950年12月26日，檔號：A803000000A/0039/340.2/5502.3/13/003

★延伸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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