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 創傷的形成與揭露
第一章 創傷本身
我是琦琦，一九八二年五月出生的生理女性，三歲之後的童年時期都和父親、母親和姐姐一起居住在台北市大安區和中正區一帶。父親和母親都是一九五〇年出生的屏東人，並且從小就在教會裡知道對方的存在；後來，又因為考上台北的大學和大專，讓二個人有了更多相處和彼此認識的機會，最後結成連理。
父親是頂大國貿系的高材生，一直都從事、經營與國際貿易相關的行業和事業；母親，雖然不是就讀本科系，但卻在國際型的社會福利機構謀職，並且因著傑出的工作能力獲得肯定，更在打破「女性在踏入婚姻之後，便會離職」的慣例後，被拔擢晉升區域中心的主任（最高主管）直到退休。
而創傷事件的時間點，大約是在我八、九歲的時候。
當時，母親是朝九晚五的上班族，而離開公司、變成自營商的父親，則是將家改裝成辦公室，在客廳放置辦公桌、檔案櫃，並且將電視搬到主臥房。而只有半天課的週三下午，因為我是三、四年級的中年級生，以及長我三歲的姐姐在學校上學，便只有我和父親在家。那日下午，透過觀看電視學習日文的父親，一如往常地來到主臥房、轉到他喜愛的相撲節目，而我也聞聲前來坐在床沿觀看戰事。忽然之間，父親用力地將我壓制在床上，並且不顧我的奮力掙扎地咬了我的左邊胸口。
當天晚上，我將這件事情告訴了母親，而母親也給出「我會跟爸爸說，叫他不可以再這樣。」的承諾。
過了幾天之後，在相似的情景之下，父親再次將我死死地壓在床上，即便我用盡全力掙脫，還是被他張口咬了非常靠近私密部位的大腿內側。然後，我還是將這件事情告訴了母親，但是我卻在母親說了句「為什麼妳沒有保護自己？」之後，陷入困惑。
第二章 一步一步靠近創傷（上）
帶著這道創傷，我的身體還是慢慢地長大了，而待在家裡面的時間，因著升上高年級、進入需要上第八堂和補習的國中，以及到外縣市唸書、住校的高中和大學，變得越來越少。
在保持沈默十多年之後⋯⋯
大學三年級的時候，我與一名相當富有同情心的女孩交往；她曾經在女同學經血外露且不自知的情況下，不僅沒有和其他人一起訕笑，還將對方帶至角落、主動告知並提供協助。在相當信任她的前提下，我將這個「童年往事」告訴了她，然後獲得了溫暖的擁抱。
幾年之後，在研究所二年級、正需要時間和精力埋頭生產論文的時候，我被母親要求去看已經預約好了的心理師；抱著「母親終於知道：那道創傷會對我帶來傷害！」的想法，我開心地期待著與心理師的對話。然後，在第一次的時間裡，我做了大量的問卷；第二次，在終於可以和心理師真正進行對話的時間裡，我們只進行了簡單的對話，並且在心理師輕鬆地說出「妳不會得憂鬱症啦！剩下的時間，就讓我跟母親在電話中進行吧！」之後，就結束了。在那之後，我也大概只回診了一、二次，但是都沒有特別講什麼。
步入社會之後，我因爲跟隨牧師開拓教會，於是有幸可以參與特別的培訓。培訓中的一堂課，老師同時具備牧師與諮商師的資格；順著課程的節奏，我透過作業向內爬梳了童年經驗，並且在課程的互相分享環節裡，因為成員只有我相當熟悉的女朋友、牧師和牧師的伴侶，我也袒露了這道創傷；而擁有豐富經驗的老師也建議我在離開課堂後，繼續照看這道創傷⋯⋯後來，我也預約了這位老師的諮商；只是，進行了幾次的諮商，因著老師給出「把（免費的）資源留給更需要的人！」的建議，就中斷了！
在這個過程中，母親未經同意地翻閱了我的培訓作業，看到了我對那次事件的紀錄；於是，在我返家、回到房間的時候，出其不意地向我下跪。而我在混雜著矛盾的情緒（對於母親養育之恩的感激，以及被擅自讀了作業的、不被尊重的不舒服），在母親的膝蓋尚未觸及地板之前，便將她扶起。
只是，我再也無法勉強自己住在家裡了！
頂著母親說過的「除非結婚，不然妳們（我和姐姐）都不能離開家裡。」所帶來的壓力，以及「我是同志，根本沒辦法結婚！（當時還沒開始推動同志婚姻合法化）那不就永遠都不能離開這裡⋯⋯」的恐懼，我開始尋覓可以負擔的租屋處，並且在某個週日上午，父親和母親一定會離家、去教會做禮拜的時間裡，我迅雷不及掩耳地將自己的物品打包、搬離⋯⋯然後，除非有人陪同，我不會也不敢獨自回家，深怕會出現單獨遇見父親或母親的可能性。
一段時間之後，姐姐結婚了！
在姐姐和姐夫回家與父親和母親吃團圓飯的小年夜，我還可以在女朋友的陪同之下回家吃飯，即使還是無法待到最後；而年夜飯，因爲女友也需要回自己的家和家人團圓，會出現需要單獨與父親和母親相處的情形，我便轉而尋求其他教友的收留⋯⋯只是，這樣一來，我的身上就被親戚藉著酒意貼上「不孝順」的標籤，而母親和父親對於這樣的評論，從來不曾阻攔，似乎是樂見其成？
在那段日子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