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家之後，我們都屬於彼此
面對家人，我們總是習慣使用第一人稱視角來描述彼此的關係，例如「我的媽媽」、「我的爸爸」、「我的兄弟姊妹」等，強調歸屬性和親暱感，也只有在談論家人時會使用得如此自然。
紀錄片導演以自己的家人為拍攝對象，也不得不代入第一人稱，將自己也投入作品中，因為他們跟大部分的人一樣，都是家庭的一份子，這也使得導演難以完全保持客觀、超然的態度面對家人。
「回家之後一紀錄片故事特展」重新詮釋三部以導演自己家人為拍攝對象的紀錄片作品，用第一人稱開啟一場對家的探索旅程：
《神人之家》盧盈良導演的創作意識，使他持續面對「我」在紀錄片主體與客體的身分流動。
《日常對話》黃惠偵導演用影像剖析被拍攝的「她」，迫使彼此在影像中坦白地面對創傷。
《給阿媽的一封信》陳慧齡導演將對家人的缺憾，轉化為「你」探索家族故事的反身行動。
在接下來的展覽旅程中，你可以從各種方式感受紀錄片不同的人稱與觀點，展開一場對於影像、空間與真實的體驗，提醒我們反思自己與家人的關係。因為紀錄片不斷召喚著我們對生活經驗的感知，加深對現實投人的情感，我們才更懂得去愛身邊的家人、愛我們所處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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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常對話》
翻我答案
影像是完美複製的工具，卻也是赤裸裸的武器，以致於被拍攝的人多少會感到不安，因為坦然地面對自己需要很大的勇氣。
黃惠偵導演拍攝自己的媽媽將近二十年，試圖在這一堆影像的記憶中，為一個困擾自己多年的疑問尋找答案。最後，她安排了一次拍攝母女倆的餐桌對話，因為有些話，在影像的注視下，才有辦法誠實地說出來。
也許我們一直在尋找的答案，隱藏在影像真實性中某個角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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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演：黃惠偵
《日常對話》是我給媽媽的一封影像書信，長久以來我們的關係陌生又疏離，因為我們彼此心底都有許多話、許多疑間，卻都不敢說出口。
所以我想透過拍片來訴說、來尋找答案，試著重新理解我的媽媽，也讓媽媽能夠有機會理解我。
至今我仍然很感謝自己做了這個決定，也很感謝我媽和她的家人、女友們一同來完成了這件事，並且讓這個故事成為一個公開的文本面對社會大眾，而非一個我們必須帶進棺木裡的秘密。因為女性主義說得好：The Personal is Politic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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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次展出的紀錄片都用了一種說故事的感覺來呈現，因為是跟自己（導演）的家人有關的紀錄片，所以從小時候開始講，分享兒時照片、自己的爸爸媽媽，還有導演為什麼會選擇走導演這條路，從前面的展覽介紹就可以知道導演的家庭狀況，再到後面觀看紀錄片時就可以理解他在說什麼，我自己很喜歡在預告片裡有聽到導演對自己的媽媽說：「我的女兒每天看到我都很開心，我也希望我的媽媽每天看到我也很開心，我看到我的媽媽也都很開心」真的覺得這段話很感動，感覺是導演想要跟她的媽媽重新有好的關係。
導演自己說到她的媽媽是同性戀，從她有記憶以來就知道媽媽有女朋友，但因為長輩的一句話，說這種人就是變態、不正常，讓導演覺得為什麼自己的媽媽要跟別人不一樣，為什麼自己會是這種變態的小孩，甚至覺得媽媽愛她的女朋友比愛自己的小孩還多，他是不是真的愛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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媽媽，到底愛不愛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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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人之家》
重新認識 我的家人
看電影的時候，觀眾對裡面的人物是陌生的，必須要透過影像的敘事去看出角色之間的關係，還有他們的個性與特色。紀錄片在製作時，也會考量要怎麼讓觀眾認識這些人物。
如果紀錄片導演拍攝的對象是自己的家人呢？它可以是一個全新的觀看視角：用鏡頭凝望對方、提問成長過程中的疑惑、說出放在心底二十幾年的話，讓家人們的心可以重新凝聚在一起。
對紀錄片導演來說，拍攝家人，也是重新認識他們的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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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演：盧盈良
我18歲的時候，電影帶著我獨自離開嘉義民雄的老家，以夢想為名的出走，是年少自以為能寫下最好與家人辭別的斷句。
24年之後，母親的一通電話，讓我有了回家拍攝家庭錄像的念頭，歷經四年的拍攝，讓我有機會與年少的自己告別，也才有機會送別父親，《神人之家》是我自己拍攝家人的紀錄片，也是我用電影的方式獻給家人的禮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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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展覽大多放出來一家人一般的日常生活，導演的媽媽就是常常在忙著工作和家務，爸爸在家不常跟他們互動，也不知道他的內心在想什麼，當爸爸拿起手機時，大概就是在簽賭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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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基本的家人外，他們一家還有一個重要的角色「神明」哥哥會跟神明通靈，爸爸媽媽也是很虔誠的教徒，導演本身是不相信神明的，所以在他們家遇到很多困難時，導遊就問了自己的哥哥說：「哥，其實我很想知道，你覺得神明有幫過我們這個家嗎？還是應該說，真的有神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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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多人說這部電影是會笑著去看哭著出來的紀錄片，我雖然沒有真的去看這部電影，但是還是會被裡面的某些片段給感動到，像是導演過去不會打電話給媽媽，但是拍紀錄片時就常常想打給媽媽，這算是一種對家人更深度的認識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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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想問問大家，如果跟家人有誤會，你會想要怎麼解決，還是放著不管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