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七年二月二十八日，臺灣爆發「二二八事件」。
是年中，遭拔除兵權調離東北戰場的孫立人將軍，奉命擔任南京甫成立的「陸軍訓練司令部」司令官，他打算訓練三十萬新軍支援東北，並選址臺灣鳳山作為新軍訓練基地；是年末，他將陸訓部自南京遷至高雄鳳山。
孫立人認為，二戰結束，國軍接收臺灣，臺灣百姓簞食壺漿以迎王師，但上岸國軍軍紀敗壞，搶劫強姦不斷發生，引發一九四七年的二二八事變，因此，一向治軍嚴明的孫立人對調來臺灣受訓的青年軍特別整頓風紀，強調「軍紀是軍隊的命脈」。他在一九四八年的元旦慶祝大會上，向所有受訓部隊宣佈「戒嫖、戒賭、戒貪、戒擾民、戒虛偽、戒驕惰」新軍六大戒條，命所有官兵嚴守不渝。據孫立人的部屬回憶，一九四七年從上海搭乘軍艦駛抵基隆港，上岸見販賣的香蕉很漂亮，於是拿了一串，問老闆：「多少錢？」老闆急忙一邊擺手，一邊說著臺語，旁人幫忙用不輪轉的國語翻譯：「你拿去吃，不要錢，剩下的不要拿，他要吃飯。」
兵荒馬亂之下，敗退來臺的國軍搶奪強買之情事常常發生，以致販賣香蕉的老闆不敢收國軍的錢，只求國軍不要將販賣物全部拿走，留些以糊口。
初抵基隆港的孫立人部屬，當下並不瞭解臺灣人販賣物品卻不敢收錢的內情，只回應：「不給錢怎麼可以！」遞了一張當時的流通券給老闆，那老闆很感動，旁人也受感動，續以不輪轉的國語作解釋：「你們早一點來臺灣，臺灣就沒有『二二八』了！」
隨著國軍在大陸戰場節節敗退，一九四九年一月廿一日，蔣中正宣佈下野；五月廿七日上海失守，京滬杭警備總司令湯恩伯所屬各部隊，紛紛撤退來臺，在基隆港上岸，湯部軍紀渙散，一些人持銀元券在臺灣街頭強購商家物品，引發民怨，而大批部隊突然湧入，一時沒有足夠營房，乃借住民房，更使臺灣民眾深感不安。
至十月間，自閩浙沿海部隊撤退來臺的殘兵敗將，多軍紀敗壞，影響臺灣社會治安甚钜。
時任東南軍政長官陳誠為保臺灣社會安全，始令撤抵臺灣的部隊，「徒手登陸」。但登陸之官兵對此頗有不滿，自廈門撤退的西北軍劉汝明部隊，搭乘輪船駛達高雄港時，高雄警備司令將東南長官公署「徒手登陸」之命令出示給劉汝明，劉說：「那就是繳械！」部分官兵下船時挾憤將隨身攜帶之槍械棄海。
至一九五零年四月底，駐防海南島的部隊全數撤退來臺，國府命令交由陸訓部整訓，孫立人依照東南長官公署「徒手登陸」之命令，商訂登陸之規定，又為使接待工作順利和諧，先召見已先行來臺的海南防衛司令部副司令，請其轉告海南各部隊遵照辦理；再動員陸訓部有關人員前往港口迎接海南撤臺部隊，言語態度要和顏悅色。
孫立人與陸訓部奉命做好接待工作，使敗退部隊有序上岸，儘量減小對臺灣社會治安的影響，卻反遭海南撤臺部隊各軍頭的反對，劉安琪幾十年後猶有餘恨，說帶二十一兵團自海南赴臺時，「臺灣已經是孫立人的天下了，上岸時把我們當敵人一樣，百般刁難，一個一個檢查，這真不是人幹的事。」
這些從大陸各地陸續敗退來臺的部隊，多已有番號無軍官、有官無兵、有兵無槍，殘兵敗將，軍紀敗壞，只將臺灣當成暫時的棲身之所，卻從未意識到二二八事件重創臺灣人民對國府的期待，亦從未省思自身所應負的重責——護衛臺灣，避免重蹈二二八之覆轍。
那麼，二二八事件是如何發生的？這就不得不提一個人——陳儀。
陳儀與二二八
陳儀（1883年5月3日—1950年6月18日），浙江紹興人，中華民國陸軍二級上將。
一九零二年，陳儀赴日留學，一九零七年自日本士官學校第五期炮兵科畢業，一九零九年返回中國；一九一六年，再赴日本陸軍大學深造，期間受日本教官賞識，許以女兒古月好子，好子隨陳儀返回中國後改名陳月芳。
一九三四年，陳儀調任福建省政府主席兼綏靖主任，翌年（一九三五年），日本在臺灣舉行「始政四十週年紀念 · 臺灣博覽會」，因陳留日多年，對日本頗富瞭解，兼之福建係最鄰近臺灣的大陸省分，陳奉命以福建長官身分，代表國民政府赴臺參觀。
當時的中國，內有軍閥混戰，外有日俄覬覦侵吞，多年戰亂致發展停滯不前，相較之下，日本殖民統治下的臺灣高速發展，陳儀對此感到非常驚訝，亦令其深省與反思，留下「日治下的臺灣進步、現代化」之感言，之後，陳再度派人赴臺灣考察，及至一九三七年，陳儀出版《臺灣考察報告》，建議福建省學習臺灣經濟。
一九四四年四月，國民政府行政院設立「臺灣調查委員會」，任命陳儀為主任委員，負責對臺灣日治時期的政治、經濟、民生、軍事各方面做詳盡之調查，調查委員會撰擬的報告書長達四十餘萬字；之後，陳儀提出《臺灣接管計畫綱要》，獲國民政府接納。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日本無條件投降。蔣中正設置「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委任陳儀為臺灣省行政長官兼臺灣省警備總司令；
十月廿五日，依照盟軍遠東統帥麥克阿瑟將軍發佈的《一般命令第一號》規定，陳儀以盟軍中國戰區代表身分，接受在臺日軍第十方面軍司令官安藤利吉投降，並軍事接收臺灣，於基隆、高雄、澎湖馬公三處設置「軍事要塞」，日本籍官員遣返日本，原有高層職位改由派遣來臺的中國大陸人（外省人）擔任。
但當時的臺灣本省人，無論是使用臺語的漢人，或使用客家語的客家人，以及使用族語的原住民，在多年日語教化下，已不擅中文書寫與國語溝通，而國府派遣來臺的外省官吏，不曉臺語與日語，貪汙詐欺情事頻傳，涉足不良場所、不守紀律，時與民眾衝突，常見諸報端；駐臺國軍則軍紀敗壞，多有乘車、用餐不付款，低價強購，賒借不認賬，乃至偷竊、搶劫、詐欺、姦汙婦女、開槍傷人等劣行頻頻發生，此與臺灣日治時期的駐臺日籍官員、日軍的法紀嚴明形成強烈對比。
此外，國民政府以隨意大量印刷通貨鈔票的方式，應付財政支出，又運黃金來臺，作為幣制改革的儲備金，以一元新臺幣換四萬舊臺幣，並將米、布、鹽、糖等民生物資運往大陸，以資助國府在大陸的內戰，竟致日治時期已高速發展的臺灣，在二戰結束後物資嚴重匱乏，民生困苦，工業、農業大幅倒退，經濟情況惡化，並出現惡性通膨，物價一日三漲，民不聊生，路有餓殍。
飽受外省官吏的歧視，與軍紀敗壞的軍隊騷擾，各方面備受打壓，使原本期盼回歸祖國的臺灣民眾，對國民政府與陳儀主掌的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民怨沸騰，反抗之聲頻傳。
一九四七年二月二十七日晚間，葉得根、傅學通等六名臺北菸酒專賣局查緝員，出門辦案，在臺北市大稻埕太平町法主真君廟對面之天馬茶房，遇寡婦林江邁販賣香菸，兼及一些未稅的私菸，林婦走避不及，私菸、連同已繳稅之菸品、身上財物皆遭搶奪沒收。
林婦家計艱難，緊抱葉得根腿部，下跪哭求，葉竟以槍柄，痛擊林婦頭部，頓使林婦血流如注，昏迷倒地，圍觀民眾極為義憤，包圍查緝員，要求賠償林婦醫藥費，查緝員便四散分逃，傅學通逃至永樂町（今西寧北路一帶）對空鳴槍示警，卻擊中在自宅門口的二十歲市民陳文溪胸部。
次日，二月二十八日，胸部中彈的陳文溪不治身亡，引發民眾更大不滿，臺北市民結隊遊行，到市專賣局請願，卻無人接見；下午一時，齊至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請願，要求懲辦兇手，撤銷專賣局，卻遭長官公署之衛兵無預警開槍掃射，死傷許多，請願民眾更為憤慨。
消息傳出，引爆國府在臺灣貪腐失政一年多來所累積的龐大民怨，臺北市民自發停工、停課，並佔領廣播電台，向全省廣播，籲全省民眾支援臺北民眾，局勢急遽惡化，全臺各地皆響應，發生民眾反抗事件。
下午三時，陳儀宣佈戒嚴，出動軍警鎮壓。一方面，陳儀接受臺灣著名士紳蔣渭川等人提議，成立有臺灣人參加之「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並向全臺宣佈懲凶、撫恤傷亡、當晚十二時起解除戒嚴；一方面，陳又秘密電請南京國府派兵增援臺灣。
三月二日，蔣中正電令駐京滬線之第二十一軍開赴臺灣「平亂」，軍部直屬營、連和第一四六師即日在吳淞上船直開基隆，第一四五師在連雲港集結候輪，限三月八日前到達高雄。
該軍抵台後，由陳儀指揮，在全臺展開血腥鎮壓與清鄉，造成國民大會代表、報紙創辦人、法官、檢察官、律師、醫師、議員、畫家、老師、校長、士紳……許許多多臺灣菁英及平民百姓蒙冤罹難，家屬找不到屍骨者有之，被虐待致死者有之，有的手掌有鐵絲穿過的痕跡，有的生殖器與耳鼻被割掉，或是被淋上汽油燒死。
時任基隆要塞司令史宏熹（江西南昌人，黃埔二期），以機關槍「無差別掃蕩」方式大肆屠殺基隆港碼頭民眾，再將港邊藏匿之民眾全部拘捕，命其排成一列，一一以鐵絲穿過掌心，槍斃首列第一人，踢其屍體入海，讓其他人隨之落海溺斃，以節省子彈。甚至將人裝入麻布袋，拋入水中活活溺死，基隆港當時漂浮的屍體，擠到連船都無法前進，臺灣人將史宏熹稱為「基隆屠夫」。時任高雄要塞司令的彭孟緝（湖北武昌人，黃埔五期，陸軍一級上將），亦造成大量高雄民眾傷亡，被稱「高雄屠夫」。二二八事件罹難人數約一萬八千人至二萬八千人。
接著，陳儀一方面發表廣播講話，表示準備改革省、縣行政機構，承諾將舉行縣市長民選等民主化政治改革；另一方面又下令解散「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由台灣警備司令部通告取消台灣所有「非法」團體，禁止集會遊行，並限令民眾上繳槍枝。
各界撻伐陳儀之聲不絕於耳，時任美國駐華大使司徒雷登，亦向蔣中正提出備忘錄，嚴厲批評陳儀的鎮壓行為，要求撤職陳儀。
陳儀又一面導演國大代表、參政員、省縣市參議會、各保甲長聯名電呈南京國民黨中央政府，以挽留陳儀之戲碼；一面於三月十七日電呈蔣中正表示辭職，而當晚及次晚，陳儀秘密尋求蔣經國的同意，意圖接任臺灣省政府主席，遭蔣經國堅決拒絕。
蔣中正則擔心美援落空，勉強接受司徒雷登的意見，批准陳儀請辭：「收復台灣，勞苦功高，不幸變故突起，致告倦勤，殊為遺憾，現擬勉從尊意」。
三月二十二日，國民黨第六屆中央執行委員會第三次全體會議舉行第八次大會，會議決議：撤職查辦台灣省行政長官陳儀。
四月二十二日，行政院會議議決：撤銷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改設台灣省政府，任命魏道明為台灣省政府主席。魏道明於五月中旬到任臺灣，宣誓就職，宣佈解除戒嚴，結束清鄉工作，廢除新聞、圖書及郵電檢查，撤銷交通及通訊機構之軍事管制。
五月十一日，陳儀奉蔣中正之命，返回南京，與蔣共進午餐，改任國民政府顧問；六月三十日，蔣任命陳儀出任浙江省政府主席。
一九四四年抗戰末期接替史迪威擔任盟軍中國戰區參謀長、駐華美軍指揮官的魏德邁中將（Albert Coady Wedemeyer），於一九四七年奉總統杜魯門之令，組成調查團，重返中國各地廣泛調查，「根據客觀徹底之考察」，以判斷處於內戰中的中國局勢。八月十七日，魏德邁致函美國國務卿馬歇爾：「以我們在臺灣的觀察，極清楚，前行政長官陳儀的施政，已使臺灣人民對南京中央政府離心，許多人不能不感到，日治下的臺灣情況反而比較良善。」
魏德邁在離華前發表聲明：來華所見是「麻木與怠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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