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二八」與「徒手登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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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四七年二月二十八日,臺灣爆發「二二八事件」。

是年中,遭拔除兵權調離東北戰場的孫立人將軍,奉命擔任南京甫成立的「陸軍訓練司令部」司令官,他打算訓練三十萬新軍支援東北,並選址臺灣鳳山作為新軍訓練基地;是年末,他將陸訓部自南京遷至高雄鳳山。

孫立人認為,二戰結束,國軍接收臺灣,臺灣百姓簞食壺漿以迎王師,但上岸國軍軍紀敗壞,搶劫強姦不斷發生,引發一九四七年的二二八事變,因此,一向治軍嚴明的孫立人對調來臺灣受訓的青年軍特別整頓風紀,強調「軍紀是軍隊的命脈」。他在一九四八年的元旦慶祝大會上,向所有受訓部隊宣佈「戒嫖、戒賭、戒貪、戒擾民、戒虛偽、戒驕惰」新軍六大戒條,命所有官兵嚴守不渝。

據孫立人的部屬回憶,一九四七年從上海搭乘軍艦駛抵基隆港,上岸見販賣的香蕉很漂亮,於是拿了一串,問老闆:「多少錢?」老闆急忙一邊擺手,一邊說著臺語,旁人幫忙用不輪轉的國語翻譯:「你拿去吃,不要錢,剩下的不要拿,他要吃飯。」

兵荒馬亂之下,敗退來臺的國軍搶奪強買之情事常常發生,以致販賣香蕉的老闆不敢收國軍的錢,只求國軍不要將販賣物全部拿走,留些以糊口。

初抵基隆港的孫立人部屬,當下並不瞭解臺灣人販賣物品卻不敢收錢的內情,只回應:「不給錢怎麼可以!」遞了一張當時的流通券給老闆,那老闆很感動,旁人也受感動,續以不輪轉的國語作解釋:「你們早一點來臺灣,臺灣就沒有『二二八』了!」

隨著國軍在大陸戰場節節敗退,一九四九年一月廿一日,蔣中正宣佈下野;五月廿七日上海失守,京滬杭警備總司令湯恩伯所屬各部隊,紛紛撤退來臺,在基隆港上岸,湯部軍紀渙散,一些人持銀元券在臺灣街頭強購商家物品,引發民怨,而大批部隊突然湧入,一時沒有足夠營房,乃借住民房,更使臺灣民眾深感不安。

至十月間,自閩浙沿海部隊撤退來臺的殘兵敗將,多軍紀敗壞,影響臺灣社會治安甚钜。

時任東南軍政長官陳誠為保臺灣社會安全,始令撤抵臺灣的部隊,「徒手登陸」。但登陸之官兵對此頗有不滿,自廈門撤退的西北軍劉汝明部隊,搭乘輪船駛達高雄港時,高雄警備司令將東南長官公署「徒手登陸」之命令出示給劉汝明,劉說:「那就是繳械!」部分官兵下船時挾憤將隨身攜帶之槍械棄海。

至一九五零年四月底,駐防海南島的部隊全數撤退來臺,國府命令交由陸訓部整訓,孫立人依照東南長官公署「徒手登陸」之命令,商訂登陸之規定,又為使接待工作順利和諧,先召見已先行來臺的海南防衛司令部副司令,請其轉告海南各部隊遵照辦理;再動員陸訓部有關人員前往港口迎接海南撤臺部隊,言語態度要和顏悅色。

孫立人與陸訓部奉命做好接待工作,使敗退部隊有序上岸,儘量減小對臺灣社會治安的影響,卻反遭海南撤臺部隊各軍頭的反對,劉安琪幾十年後猶有餘恨,說帶二十一兵團自海南赴臺時,「臺灣已經是孫立人的天下了,上岸時把我們當敵人一樣,百般刁難,一個一個檢查,這真不是人幹的事。」

這些從大陸各地陸續敗退來臺的部隊,多已有番號無軍官、有官無兵、有兵無槍,殘兵敗將,軍紀敗壞,只將臺灣當成暫時的棲身之所,卻從未意識到二二八事件重創臺灣人民對國府的期待,亦從未省思自身所應負的重責——護衛臺灣,避免重蹈二二八之覆轍。

那麼,二二八事件是如何發生的?這就不得不提一個人——陳儀。

陳儀與二二八

陳儀(1883年5月3日—1950年6月18日),浙江紹興人,中華民國陸軍二級上將。

一九零二年,陳儀赴日留學,一九零七年自日本士官學校第五期炮兵科畢業,一九零九年返回中國;一九一六年,再赴日本陸軍大學深造,期間受日本教官賞識,許以女兒古月好子,好子隨陳儀返回中國後改名陳月芳。

一九三四年,陳儀調任福建省政府主席兼綏靖主任,翌年(一九三五年),日本在臺灣舉行「始政四十週年紀念 · 臺灣博覽會」,因陳留日多年,對日本頗富瞭解,兼之福建係最鄰近臺灣的大陸省分,陳奉命以福建長官身分,代表國民政府赴臺參觀。

當時的中國,內有軍閥混戰,外有日俄覬覦侵吞,多年戰亂致發展停滯不前,相較之下,日本殖民統治下的臺灣高速發展,陳儀對此感到非常驚訝,亦令其深省與反思,留下「日治下的臺灣進步、現代化」之感言,之後,陳再度派人赴臺灣考察,及至一九三七年,陳儀出版《臺灣考察報告》,建議福建省學習臺灣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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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四四年四月,國民政府行政院設立「臺灣調查委員會」,任命陳儀為主任委員,負責對臺灣日治時期的政治、經濟、民生、軍事各方面做詳盡之調查,調查委員會撰擬的報告書長達四十餘萬字;之後,陳儀提出《臺灣接管計畫綱要》,獲國民政府接納。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日本無條件投降。蔣中正設置「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委任陳儀為臺灣省行政長官兼臺灣省警備總司令;

十月廿五日,依照盟軍遠東統帥麥克阿瑟將軍發佈的《一般命令第一號》規定,陳儀以盟軍中國戰區代表身分,接受在臺日軍第十方面軍司令官安藤利吉投降,並軍事接收臺灣,於基隆、高雄、澎湖馬公三處設置「軍事要塞」,日本籍官員遣返日本,原有高層職位改由派遣來臺的中國大陸人(外省人)擔任。

但當時的臺灣本省人,無論是使用臺語的漢人,或使用客家語的客家人,以及使用族語的原住民,在多年日語教化下,已不擅中文書寫與國語溝通,而國府派遣來臺的外省官吏,不曉臺語與日語,貪汙詐欺情事頻傳,涉足不良場所、不守紀律,時與民眾衝突,常見諸報端;駐臺國軍則軍紀敗壞,多有乘車、用餐不付款,低價強購,賒借不認賬,乃至偷竊、搶劫、詐欺、姦汙婦女、開槍傷人等劣行頻頻發生,此與臺灣日治時期的駐臺日籍官員、日軍的法紀嚴明形成強烈對比。

此外,國民政府以隨意大量印刷通貨鈔票的方式,應付財政支出,又運黃金來臺,作為幣制改革的儲備金,以一元新臺幣四萬舊臺幣,並將米、布、鹽、糖等民生物資運往大陸,以資助國府在大陸的內戰,竟致日治時期已高速發展的臺灣,在二戰結束後物資嚴重匱乏,民生困苦,工業、農業大幅倒退,經濟情況惡化,並出現惡性通膨,物價一日三漲,民不聊生,路有餓殍。

飽受外省官吏的歧視,與軍紀敗壞的軍隊騷擾,各方面備受打壓,使原本期盼回歸祖國的臺灣民眾,對國民政府與陳儀主掌的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民怨沸騰,反抗之聲頻傳。

一九四七年二月二十七日晚間,葉得根、傅學通等六名臺北菸酒專賣局查緝員,出門辦案,在臺北市大稻埕太平町法主真君廟對面之天馬茶房,遇寡婦林江邁販賣香菸,兼及一些未稅的私菸,林婦走避不及,私菸、連同已繳稅之菸品、身上財物皆遭搶奪沒收。

林婦家計艱難,緊抱葉得根腿部,下跪哭求,葉竟以槍柄,痛擊林婦頭部,頓使林婦血流如注,昏迷倒地,圍觀民眾極為義憤,包圍查緝員,要求賠償林婦醫藥費,查緝員便四散分逃,傅學通逃至永樂町(今西寧北路一帶)對空鳴槍示警,卻擊中在自宅門口的二十歲市民陳文溪胸部。

次日,二月二十八日,胸部中彈的陳文溪不治身亡,引發民眾更大不滿,臺北市民結隊遊行,到市專賣局請願,卻無人接見;下午一時,齊至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請願,要求懲辦兇手,撤銷專賣局,卻遭長官公署之衛兵無預警開槍掃射,死傷許多,請願民眾更為憤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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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息傳出,引爆國府在臺灣貪腐失政一年多來所累積的龐大民怨,臺北市民自發停工、停課,並佔領廣播電台,向全省廣播,籲全省民眾支援臺北民眾,局勢急遽惡化,全臺各地皆響應,發生民眾反抗事件。

下午三時,陳儀宣佈戒嚴,出動軍警鎮壓。一方面,陳儀接受臺灣著名士紳蔣渭川等人提議,成立有臺灣人參加之「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並向全臺宣佈懲凶、撫恤傷亡、當晚十二時起解除戒嚴;一方面,陳又秘密電請南京國府派兵增援臺灣。

三月二日,蔣中正電令駐京滬線之第二十一軍開赴臺灣「平亂」,軍部直屬營、連和第一四六師即日在吳淞上船直開基隆,第一四五師在連雲港集結候輪,限三月八日前到達高雄。

該軍抵台後,由陳儀指揮,在全臺展開血腥鎮壓與清鄉,造成國民大會代表、報紙創辦人、法官、檢察官、律師、醫師、議員、畫家、老師、校長、士紳……許許多多臺灣菁英及平民百姓蒙冤罹難,家屬找不到屍骨者有之,被虐待致死者有之,有的手掌有鐵絲穿過的痕跡,有的生殖器與耳鼻被割掉,或是被淋上汽油燒死。

時任基隆要塞司令史宏熹(江西南昌人,黃埔二期),以機關槍「無差別掃蕩」方式大肆屠殺基隆港碼頭民眾,再將港邊藏匿之民眾全部拘捕,命其排成一列,一一以鐵絲穿過掌心,槍斃首列第一人,踢其屍體入海,讓其他人隨之落海溺斃,以節省子彈。甚至將人裝入麻布袋,拋入水中活活溺死,基隆港當時漂浮的屍體,擠到連船都無法前進,臺灣人將史宏熹稱為「基隆屠夫」。時任高雄要塞司令的彭孟緝(湖北武昌人,黃埔五期,陸軍一級上將),亦造成大量高雄民眾傷亡,被稱「高雄屠夫」。二二八事件罹難人數約一萬八千人至二萬八千人。

接著,陳儀一方面發表廣播講話,表示準備改革省、縣行政機構,承諾將舉行縣市長民選等民主化政治改革;另一方面又下令解散「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由台灣警備司令部通告取消台灣所有「非法」團體,禁止集會遊行,並限令民眾上繳槍枝。

各界撻伐陳儀之聲不絕於耳,時任美國駐華大使司徒雷登,亦向蔣中正提出備忘錄,嚴厲批評陳儀的鎮壓行為,要求撤職陳儀。

陳儀又一面導演國大代表、參政員、省縣市參議會、各保甲長聯名電呈南京國民黨中央政府,以挽留陳儀之戲碼;一面於三月十七日電呈蔣中正表示辭職,而當晚及次晚,陳儀秘密尋求蔣經國的同意,意圖接任臺灣省政府主席,遭蔣經國堅決拒絕。

蔣中正則擔心美援落空,勉強接受司徒雷登的意見,批准陳儀請辭:「收復台灣,勞苦功高,不幸變故突起,致告倦勤,殊為遺憾,現擬勉從尊意」。

三月二十二日,國民黨第六屆中央執行委員會第三次全體會議舉行第八次大會,會議決議:撤職查辦台灣省行政長官陳儀。

四月二十二日,行政院會議議決:撤銷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改設台灣省政府,任命魏道明為台灣省政府主席。魏道明於五月中旬到任臺灣,宣誓就職,宣佈解除戒嚴,結束清鄉工作,廢除新聞、圖書及郵電檢查,撤銷交通及通訊機構之軍事管制。

五月十一日,陳儀奉蔣中正之命,返回南京,與蔣共進午餐,改任國民政府顧問;六月三十日,蔣任命陳儀出任浙江省政府主席。

一九四四年抗戰末期接替史迪威擔任盟軍中國戰區參謀長、駐華美軍指揮官的魏德邁中將(Albert Coady Wedemeyer),於一九四七年奉總統杜魯門之令,組成調查團,重返中國各地廣泛調查,「根據客觀徹底之考察」,以判斷處於內戰中的中國局勢。八月十七日,魏德邁致函美國國務卿馬歇爾:「以我們在臺灣的觀察,極清楚,前行政長官陳儀的施政,已使臺灣人民對南京中央政府離心,許多人不能不感到,日治下的臺灣情況反而比較良善。」

魏德邁在離華前發表聲明:來華所見是「麻木與怠惰」。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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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六九年一月二十日,臺北故宮博物院舉行受贈儀式,旅居巴西的畫家張大千將六十二幅張大千從大陸帶出的敦煌壁畫臨摹僅存孤本,捐贈臺北故宮入藏。
歷經十年纏訟,五十九箱暫存美國史丹佛大學胡佛檔案館的「兩蔣日記」等文物原件,已於二零二三年九月十四日重返台灣。適逢十月三十一日蔣中正冥誕,《蔣中正日記(1948—1954)》新書發表。
一九四七年十二月十四日,中央日報二版刊出一則電訊《刺齊學啟犯昨在渝槍決》,報導指出,一九四五年三月九日在仰光日軍俘虜營中,刺殺時任中國遠征軍第六十六軍新三十八師副師長齊學啟將軍之兇手章吉祥,及主謀教唆夥犯蔡宗夫,已於十二月十三日在重慶槍決。
青年軍二零一師是國軍一九四七年在四川招募的第二期青年軍,當時內戰漸酣,國府未及訓練將其投入戰場,致兵員折損不少,且戰且退,及至一九四八年,國府才將其跨海送來台灣,接受孫立人將軍整訓。
北部忠貞市場,南投清境農場,南部雲南村,撤到臺灣的滇緬遊擊隊官兵,解鄉愁的最好方式就是做家鄉菜。
被國府遺棄的官兵,連同眷屬後代流落異域他鄉,寫下國軍歷史最不堪的慘痛一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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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道槍聲響起的那天,時間是不是過得特別漫長?就像走進他的故居,用來辦公與就寢的二樓小室,透過毛玻璃的光線,目前只放著一張他與妻的合照。 最後他拒絕被黑布蓋頭,對著武裝士兵以日語高喊:「台灣人,萬歲!」,是湯德章在被行刑前歷史性的重要一幕。
只要有家與土地就好。由於有很多優秀的孩子,就算物品被拿走也沒關係,我的冤罪,以後會昭明。
台灣新文化運動的成功,卻造成了二二八的大挫敗。同文同種並不代表不會兵戎相向,民主自由法治才是王道。
隨著臺灣民主奇蹟地越發成熟,歷史的探究挖掘也變得越明朗;就好比說,促進轉型正義委員會便是旨在還原歷史真相、平復司法不公、開放歷史檔案以及追究不當黨產等問題;或許在許多人眼裡,促轉會或者像共生音樂節這樣公開談論白色恐怖的作為好像很沒必要、認為過去的東西就是過去了,有什麼好談的? 但其實,它確實該談。
珂拉琪〈萬千花蕊慈母悲哀〉創作時雖不以台灣故事為出發點,然而歌詞中沉默的人、突然消失的摯愛、開不完的槍都與白色恐怖有所呼應。這首歌以間接的方式批判極權統治,歌曲中對神明的憤怒、不滿,其實吼向的是白色恐怖對人的迫害。這與客家女詩人杜潘芳格的〈平安戲〉相像,批評客家人是漠視現實的旁觀者時,隱晦批判了政府
原來,國民黨青年的「探尋不同視角」,始終仍是被統治者要去理解統治者的苦衷,是沒有權力的被害者要反省自己也有做得不好的地方,而不是有權力的加害者要檢討跟改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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