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七年二月二十八日,臺灣爆發「二二八事件」。
是年中,遭拔除兵權調離東北戰場的孫立人將軍,奉命擔任南京甫成立的「陸軍訓練司令部」司令官,他打算訓練三十萬新軍支援東北,並選址臺灣鳳山作為新軍訓練基地;是年末,他將陸訓部自南京遷至高雄鳳山。
孫立人認為,二戰結束,國軍接收臺灣,臺灣百姓簞食壺漿以迎王師,但上岸國軍軍紀敗壞,搶劫強姦不斷發生,引發一九四七年的二二八事變,因此,一向治軍嚴明的孫立人對調來臺灣受訓的青年軍特別整頓風紀,強調「軍紀是軍隊的命脈」。他在一九四八年的元旦慶祝大會上,向所有受訓部隊宣佈「戒嫖、戒賭、戒貪、戒擾民、戒虛偽、戒驕惰」新軍六大戒條,命所有官兵嚴守不渝。
據孫立人的部屬回憶,一九四七年從上海搭乘軍艦駛抵基隆港,上岸見販賣的香蕉很漂亮,於是拿了一串,問老闆:「多少錢?」老闆急忙一邊擺手,一邊說著臺語,旁人幫忙用不輪轉的國語翻譯:「你拿去吃,不要錢,剩下的不要拿,他要吃飯。」
兵荒馬亂之下,敗退來臺的國軍搶奪強買之情事常常發生,以致販賣香蕉的老闆不敢收國軍的錢,只求國軍不要將販賣物全部拿走,留些以糊口。
初抵基隆港的孫立人部屬,當下並不瞭解臺灣人販賣物品卻不敢收錢的內情,只回應:「不給錢怎麼可以!」遞了一張當時的流通券給老闆,那老闆很感動,旁人也受感動,續以不輪轉的國語作解釋:「你們早一點來臺灣,臺灣就沒有『二二八』了!」
隨著國軍在大陸戰場節節敗退,一九四九年一月廿一日,蔣中正宣佈下野;五月廿七日上海失守,京滬杭警備總司令湯恩伯所屬各部隊,紛紛撤退來臺,在基隆港上岸,湯部軍紀渙散,一些人持銀元券在臺灣街頭強購商家物品,引發民怨,而大批部隊突然湧入,一時沒有足夠營房,乃借住民房,更使臺灣民眾深感不安。
至十月間,自閩浙沿海部隊撤退來臺的殘兵敗將,多軍紀敗壞,影響臺灣社會治安甚钜。
時任東南軍政長官陳誠為保臺灣社會安全,始令撤抵臺灣的部隊,「徒手登陸」。但登陸之官兵對此頗有不滿,自廈門撤退的西北軍劉汝明部隊,搭乘輪船駛達高雄港時,高雄警備司令將東南長官公署「徒手登陸」之命令出示給劉汝明,劉說:「那就是繳械!」部分官兵下船時挾憤將隨身攜帶之槍械棄海。
至一九五零年四月底,駐防海南島的部隊全數撤退來臺,國府命令交由陸訓部整訓,孫立人依照東南長官公署「徒手登陸」之命令,商訂登陸之規定,又為使接待工作順利和諧,先召見已先行來臺的海南防衛司令部副司令,請其轉告海南各部隊遵照辦理;再動員陸訓部有關人員前往港口迎接海南撤臺部隊,言語態度要和顏悅色。
孫立人與陸訓部奉命做好接待工作,使敗退部隊有序上岸,儘量減小對臺灣社會治安的影響,卻反遭海南撤臺部隊各軍頭的反對,劉安琪幾十年後猶有餘恨,說帶二十一兵團自海南赴臺時,「臺灣已經是孫立人的天下了,上岸時把我們當敵人一樣,百般刁難,一個一個檢查,這真不是人幹的事。」
這些從大陸各地陸續敗退來臺的部隊,多已有番號無軍官、有官無兵、有兵無槍,殘兵敗將,軍紀敗壞,只將臺灣當成暫時的棲身之所,卻從未意識到二二八事件重創臺灣人民對國府的期待,亦從未省思自身所應負的重責——護衛臺灣,避免重蹈二二八之覆轍。
那麼,二二八事件是如何發生的?這就不得不提一個人——陳儀。
陳儀與二二八
陳儀(1883年5月3日—1950年6月18日),浙江紹興人,中華民國陸軍二級上將。
一九零二年,陳儀赴日留學,一九零七年自日本士官學校第五期炮兵科畢業,一九零九年返回中國;一九一六年,再赴日本陸軍大學深造,期間受日本教官賞識,許以女兒古月好子,好子隨陳儀返回中國後改名陳月芳。
一九三四年,陳儀調任福建省政府主席兼綏靖主任,翌年(一九三五年),日本在臺灣舉行「始政四十週年紀念 · 臺灣博覽會」,因陳留日多年,對日本頗富瞭解,兼之福建係最鄰近臺灣的大陸省分,陳奉命以福建長官身分,代表國民政府赴臺參觀。
當時的中國,內有軍閥混戰,外有日俄覬覦侵吞,多年戰亂致發展停滯不前,相較之下,日本殖民統治下的臺灣高速發展,陳儀對此感到非常驚訝,亦令其深省與反思,留下「日治下的臺灣進步、現代化」之感言,之後,陳再度派人赴臺灣考察,及至一九三七年,陳儀出版《臺灣考察報告》,建議福建省學習臺灣經濟。
一九四四年四月,國民政府行政院設立「臺灣調查委員會」,任命陳儀為主任委員,負責對臺灣日治時期的政治、經濟、民生、軍事各方面做詳盡之調查,調查委員會撰擬的報告書長達四十餘萬字;之後,陳儀提出《臺灣接管計畫綱要》,獲國民政府接納。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日本無條件投降。蔣中正設置「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委任陳儀為臺灣省行政長官兼臺灣省警備總司令;
十月廿五日,依照盟軍遠東統帥麥克阿瑟將軍發佈的《一般命令第一號》規定,陳儀以盟軍中國戰區代表身分,接受在臺日軍第十方面軍司令官安藤利吉投降,並軍事接收臺灣,於基隆、高雄、澎湖馬公三處設置「軍事要塞」,日本籍官員遣返日本,原有高層職位改由派遣來臺的中國大陸人(外省人)擔任。
但當時的臺灣本省人,無論是使用臺語的漢人,或使用客家語的客家人,以及使用族語的原住民,在多年日語教化下,已不擅中文書寫與國語溝通,而國府派遣來臺的外省官吏,不曉臺語與日語,貪汙詐欺情事頻傳,涉足不良場所、不守紀律,時與民眾衝突,常見諸報端;駐臺國軍則軍紀敗壞,多有乘車、用餐不付款,低價強購,賒借不認賬,乃至偷竊、搶劫、詐欺、姦汙婦女、開槍傷人等劣行頻頻發生,此與臺灣日治時期的駐臺日籍官員、日軍的法紀嚴明形成強烈對比。
此外,國民政府以隨意大量印刷通貨鈔票的方式,應付財政支出,又運黃金來臺,作為幣制改革的儲備金,以一元新臺幣換四萬舊臺幣,並將米、布、鹽、糖等民生物資運往大陸,以資助國府在大陸的內戰,竟致日治時期已高速發展的臺灣,在二戰結束後物資嚴重匱乏,民生困苦,工業、農業大幅倒退,經濟情況惡化,並出現惡性通膨,物價一日三漲,民不聊生,路有餓殍。
飽受外省官吏的歧視,與軍紀敗壞的軍隊騷擾,各方面備受打壓,使原本期盼回歸祖國的臺灣民眾,對國民政府與陳儀主掌的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民怨沸騰,反抗之聲頻傳。
一九四七年二月二十七日晚間,葉得根、傅學通等六名臺北菸酒專賣局查緝員,出門辦案,在臺北市大稻埕太平町法主真君廟對面之天馬茶房,遇寡婦林江邁販賣香菸,兼及一些未稅的私菸,林婦走避不及,私菸、連同已繳稅之菸品、身上財物皆遭搶奪沒收。
林婦家計艱難,緊抱葉得根腿部,下跪哭求,葉竟以槍柄,痛擊林婦頭部,頓使林婦血流如注,昏迷倒地,圍觀民眾極為義憤,包圍查緝員,要求賠償林婦醫藥費,查緝員便四散分逃,傅學通逃至永樂町(今西寧北路一帶)對空鳴槍示警,卻擊中在自宅門口的二十歲市民陳文溪胸部。
次日,二月二十八日,胸部中彈的陳文溪不治身亡,引發民眾更大不滿,臺北市民結隊遊行,到市專賣局請願,卻無人接見;下午一時,齊至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請願,要求懲辦兇手,撤銷專賣局,卻遭長官公署之衛兵無預警開槍掃射,死傷許多,請願民眾更為憤慨。
消息傳出,引爆國府在臺灣貪腐失政一年多來所累積的龐大民怨,臺北市民自發停工、停課,並佔領廣播電台,向全省廣播,籲全省民眾支援臺北民眾,局勢急遽惡化,全臺各地皆響應,發生民眾反抗事件。
下午三時,陳儀宣佈戒嚴,出動軍警鎮壓。一方面,陳儀接受臺灣著名士紳蔣渭川等人提議,成立有臺灣人參加之「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並向全臺宣佈懲凶、撫恤傷亡、當晚十二時起解除戒嚴;一方面,陳又秘密電請南京國府派兵增援臺灣。
三月二日,蔣中正電令駐京滬線之第二十一軍開赴臺灣「平亂」,軍部直屬營、連和第一四六師即日在吳淞上船直開基隆,第一四五師在連雲港集結候輪,限三月八日前到達高雄。
該軍抵台後,由陳儀指揮,在全臺展開血腥鎮壓與清鄉,造成國民大會代表、報紙創辦人、法官、檢察官、律師、醫師、議員、畫家、老師、校長、士紳……許許多多臺灣菁英及平民百姓蒙冤罹難,家屬找不到屍骨者有之,被虐待致死者有之,有的手掌有鐵絲穿過的痕跡,有的生殖器與耳鼻被割掉,或是被淋上汽油燒死。
時任基隆要塞司令史宏熹(江西南昌人,黃埔二期),以機關槍「無差別掃蕩」方式大肆屠殺基隆港碼頭民眾,再將港邊藏匿之民眾全部拘捕,命其排成一列,一一以鐵絲穿過掌心,槍斃首列第一人,踢其屍體入海,讓其他人隨之落海溺斃,以節省子彈。甚至將人裝入麻布袋,拋入水中活活溺死,基隆港當時漂浮的屍體,擠到連船都無法前進,臺灣人將史宏熹稱為「基隆屠夫」。時任高雄要塞司令的彭孟緝(湖北武昌人,黃埔五期,陸軍一級上將),亦造成大量高雄民眾傷亡,被稱「高雄屠夫」。二二八事件罹難人數約一萬八千人至二萬八千人。
接著,陳儀一方面發表廣播講話,表示準備改革省、縣行政機構,承諾將舉行縣市長民選等民主化政治改革;另一方面又下令解散「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由台灣警備司令部通告取消台灣所有「非法」團體,禁止集會遊行,並限令民眾上繳槍枝。
各界撻伐陳儀之聲不絕於耳,時任美國駐華大使司徒雷登,亦向蔣中正提出備忘錄,嚴厲批評陳儀的鎮壓行為,要求撤職陳儀。
陳儀又一面導演國大代表、參政員、省縣市參議會、各保甲長聯名電呈南京國民黨中央政府,以挽留陳儀之戲碼;一面於三月十七日電呈蔣中正表示辭職,而當晚及次晚,陳儀秘密尋求蔣經國的同意,意圖接任臺灣省政府主席,遭蔣經國堅決拒絕。
蔣中正則擔心美援落空,勉強接受司徒雷登的意見,批准陳儀請辭:「收復台灣,勞苦功高,不幸變故突起,致告倦勤,殊為遺憾,現擬勉從尊意」。
三月二十二日,國民黨第六屆中央執行委員會第三次全體會議舉行第八次大會,會議決議:撤職查辦台灣省行政長官陳儀。
四月二十二日,行政院會議議決:撤銷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改設台灣省政府,任命魏道明為台灣省政府主席。魏道明於五月中旬到任臺灣,宣誓就職,宣佈解除戒嚴,結束清鄉工作,廢除新聞、圖書及郵電檢查,撤銷交通及通訊機構之軍事管制。
五月十一日,陳儀奉蔣中正之命,返回南京,與蔣共進午餐,改任國民政府顧問;六月三十日,蔣任命陳儀出任浙江省政府主席。
一九四四年抗戰末期接替史迪威擔任盟軍中國戰區參謀長、駐華美軍指揮官的魏德邁中將(Albert Coady Wedemeyer),於一九四七年奉總統杜魯門之令,組成調查團,重返中國各地廣泛調查,「根據客觀徹底之考察」,以判斷處於內戰中的中國局勢。八月十七日,魏德邁致函美國國務卿馬歇爾:「以我們在臺灣的觀察,極清楚,前行政長官陳儀的施政,已使臺灣人民對南京中央政府離心,許多人不能不感到,日治下的臺灣情況反而比較良善。」
魏德邁在離華前發表聲明:來華所見是「麻木與怠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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