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你移居到另一個國家，所面對最困難的事情是什麼呢?
當我問課堂上的德國同學，對於一個移民教師而言，在教師資格不被認可、專業性被降低以及語言困難三者當中，何者是最主要的困境，同學分別舉手提出前兩個答案，我聽了苦笑著說，正確答案是語言溝通，台下一片譁然，但我的每個細胞都對此感同身受。
在心理系討論難民議題
耶拿大學（Friedrich-Schiller-Universität，簡稱FSU）心理所在臨床、教育工商及認知與神經科學三組中，以認知課群的英語授課比例最高，國際學生因此相對較多。剛好我本來領域是認知心理學，加上不懂德語，課程選擇自然集中在認知課群。雖然如此，我仍想嘗試其他在台灣難以接觸到的議題，當我用英語做為課程篩選條件時，發現心理系大學部有一堂Education experiment: The integration of youth refugees and their family in school ，於是決定第一堂課去聽聽看。
一開始我只是抱著好奇心想了解這堂課會如何進行，怎料老師在第一堂課就說要分組，讓我瞬間不知道該不該離開。事後回想當時決定，我認為雖然過程不盡然美好，但有幾個原因讓我覺得很值得，第一，這是我唯一有團體報告的課程(因為另一堂課被放生了，天啊😑)；第二，這堂課讓我稍微了解特殊族群(難民或移民)的現況以及德國政府的相關政策。
這堂課第一個特殊之處是整學期只有三天課程(選課系統標明這堂課是Block event)，中間下課時，我還特別問一個短髮女孩上課天數，他隨即解釋Block event不是一周一堂課，而是集中在整學期的3-4天，像這堂課主要就是做團體報告，這種課看起來很好拿學分，但每個人都很忙，所以要共同完成報告也不簡單。下課時間結束時，我甚至來不及問他的名字，再次見面已經是學期末報告。
跨文化組隊
課程的第二個特別之處是報告主題由學生自己決定，在分組環節，老師先是讓我們自由發想，在學校系統中，不同角色如學生、父母、教師移居德國後，會產生那些議題，並寫在黑板上，接著為了集中討論議題，會以投票方式選出前6個最多人選的議題，然後讓大家自由選擇要報告的議題。當我想做的題目被其他已經成組的人選走後，留給我的是「移民教師的困境」，和我同組的是兩個德國人，其中一位比較年長的女同學染了一頭又紅又紫的短髮，視覺年齡應有30歲以上，聽她跟老師有一搭沒一搭的言談，直言對報告題目沒甚麼興趣，從談話內容聽起來已經在學校中任教；另一位則是心理系的大學生，有一頭濃密褐色捲髮，小麥色健康皮膚和圓圓大眼，為了方便就用紅髮跟捲髮來稱呼，其實我跟兩位都沒有機會多聊，僅是在課後互留了whatsapp，其他兩人就匆匆離開。
因為紅髮在第一堂課時就說認識有移民身分的教師，可以邀請其做訪談，我因為擔心自己的口語能力，於是做了一切我能做的準備，例如擬定訪問稿，開雲端表單紀錄可訪問時間。這堂課的報告是1月底，但因為12月的時候有耶誕假期，而我正好把打工時間安排在假期中，所以我在11月就主動聯絡另外兩位組員，一邊焦慮同時有其他報告，一邊擔心不知道能不能完成訪問。幸好12月的時候有訪問到一位俄羅斯教師，可惜的是全程以我聽不懂的德文進行，我唯一能理解的句子就是Ich habe keine zeit. （我沒有時間）雖然我在事前已被告知受訪者英語不好，所以會用德語進行，這顯然是對整個團隊與訪問工作更有利的合理方式，但在視訊會議的一個多小時中，我仍深深地感受到因為語言被排拒在外的挫敗感。這不是我在德國第一次感受到語言隔閡帶來的影響，卻是少數幾次感受到自己甚麼也做不了的無力感，不同於在餐廳打工還能靠肢體語言或偷渡一點英文，在高度依賴當地語言的工作或活動中，不懂對方的語言，所有的積極參與都像泡沫一樣。
外國人的語言困境
在我們查到的背景資料中，德國教師缺工情況嚴峻，非常需要外國人補充不足師資，根據2022年的統計資料，在非技職學校(Allgemeinbildende Schule)中，有13%的老師具有移民背景[註1]。儘管很需要人才，但要在德國當老師並不容易，因為官方不承認外國教師資格，因此這些老師們必須要接受德國教師「再」培訓課程，通過考試才能獲得教師資格。這個歷程讓有十幾年教學經驗的教師認為自身專業不被認可，此外，學習德語也讓許多人感到煩惱。有調查發現專為難民教師提供師資培訓的Postdam大學，在其推出第一年訓練課程時，26人只有12人最終進入學校工作，剩下的人必須得再待一年以通過德文考試[註2]。我們有一位來自烏克蘭的受訪者也提到，即使在烏克蘭當了11年德語老師，他到德國後仍花了兩年通過培訓課程，且對使用德語感到有些困難。
當我問課堂上的德國同學，對於一個難民教師而言，在教師資格不被認可、專業性被降低以及語言困難三者當中，何者是最主要的困境，同學分別提出前兩個答案，我聽了苦笑著說，正確答案是語言溝通[註3]，台下一片譁然。事實上，在前述這個問題的研究，以及相關新聞報導中的受訪者，不是已經得到德國教師資格，就是正在努力獲取資格的人，所以我認為，相較於已放棄教師身分，轉做其他工作的移民者而言，這些受訪者對於再次成為老師有更高的動機，因此願意接受過往經歷不被認可，並付出時間成本接受培訓。有了這樣的前提，後面的語言、文化才是大魔王，因為溝通是老師的生存工具，如果無法精確清楚地表達自己、理解對方，教學該如何有效進行? 這讓我不禁想到當面對說英語飛快的老師，我都有快窒息的感覺，因為太專注想聽懂對方、想參與討論，不知怎地無法正常呼吸。後來也許是比較熟悉這個語言節奏，又或者是放棄聽懂每件事(因為那個老師很愛舉一些太德國在地化的例子，像政治或電視節目當例子)，在選擇性地理解、參與下，我才又活過來。
我想對於不同人而言，在陌生環境會面對的困境都不同。讓我感到有意思的是，做這個報告的時間點恰是我在德國的第一個學期，是每天聽、說英語，靈魂會被掏空的時期，也許因為我過去工作經常需要與人互動，一直對自己的溝通表達能力還算有信心，當必須使用熟悉度低的工作語言，不免有被困住的感受，因此對有相似處境的人特別有共鳴。這個必須經歷的過程，我只經歷了一年，對於面臨雙重壓力，也就是無法回國與必須留下的人而言更長，當我與來自不同國家的同學相處時，總能聽到有些人鐵了心要留下，包含為了尋求生存庇護的烏克蘭人、希望獲得婚姻自主與生活品質的土耳其人等等，因此即使要一週五天，每天上滿8小時的德語課，也在所不惜。
但我絕不會說不以為苦，因為當她微笑著說她今天上了一整天的德語課，而且是用德語教德語喔，她的眼神空洞的嚇人。
參考資料
[註1]https://mediendienst-integration.de/integration/schule.html
[註2]https://www.thelocal.de/20180211/syrian-refugee-teacher-starts-job-at-german-school
[註3] Terhart, H. (2022). Teachers in transition. A biographical perspective on transnational professionalisation of internationally educated teachers in Germany. European Educational Research Journal, 21(2), 293-3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