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月某日傍晚，台灣禁書研究者廖為民來電話，他下午一場演講已然結束，剛好順路過來與我茶敘，他要談談即將出版新書的考量。對於這種有意義的聚會，我通常都熱情接待的，只是，這次因時間的因素，我們並未如以往共進簡餐，到附近喝杯咖啡重振精神。晚間時分，他提著兩大袋沉甸甸的書籍走進店裡，一落座就說這是他剛從公館的舊書店收穫所得。我心想，像他這種勤奮的讀書人，不是絕版也是世間少見，至少可稱為二宮金次郎4.0版。我省略公式問候，送上焙火的鐵觀音茶，溫潤他乾涸的喉嚨，沒多久，我就直奔主題而去。必須說，與朋友商討出書事宜時，我的壞習慣就會顯現出來。例如，我會直問對方如何安排寫書進度，以及每個月有多少文字產出？
我認為，這對作家極具關鍵性的問題，沒有落實這些架構和預定目標，要談完稿出書就是畫餅充飢，人們常說想到哪裡旅行增長見聞，結果最後依然沒有出發，那還能談上旅途見聞？他說，有嚴謹的前輩作家說，他一年出版一部新書，速度未免太快，旨在鼓勵他應當多加沉潛才有堅實的作品。我同意寫作論文應具備嚴謹的態度，但是作為普及智識的職業作家就不同了。他們不必如此自我限縮，依我看，年產一部書稿實在太少了，因為這意味著作家每個月文字產生不到1萬字，所以到了歲末寒冬之時，他老兄還寫不出12萬字來，豈不是辜負自己的才情？而且，越是不寫作就越寫不出來，情況越來越糟糕，僅存的寫作意志全被埋進凍土之下。
這幾年來，我和作家辜振豐經常討論這種問題，不能把寫作視為自己的生存之戰，就很難獲得真正意義上的寫作動能和超強意志。我始終認為，作家的第一要務就是先完成書稿出版，不必在乎出書的順序。也許，他的第一部著作乏人問津，沒得到他預期的回響。不過，這如股票一樣，並不表示開低就不會走高。其實，作家積極出書本身就存在一種可能性。
以為我例，我購得阿伯特的學系與學科：芝加哥社會學一百年》，初讀之後，大受感動震撼，該書還未翻到最後一頁，我就迫不及待買來他的《社會科學的未來》了。坦白說，在內容上後書沒有前書那麼精采，但對我這樣想吸納社會學的讀者來說，阿伯特這兩部中文譯者，已然為我拓寬了社會學的視野，我就是最大的受益者。阿伯特甚至不曾想過，其兩部著作給我了很大的靈感，空談理論無用，這才是出書的勝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