訪談日期:2024-02-27
台北公館有個寶藏巖聚落,1960年代開始出現居民,大多是榮民老兵與家屬,依著山形興建違章建築,漸漸成為聚落,80年代市政府原本想拆除,經歷抗爭,漸漸轉型為藝術村,斷垣殘壁的景象被稱作歷史斷面。差事劇團二十年前便在寶藏巖歷史斷面搭帳篷演出,2024年3/22、3/33要演出《裂縫-斷面記憶》,邀請導演、編劇鍾喬老師與我們聊聊這齣戲。
蓉:差事劇團二十年前就在寶藏巖做了環境劇場。
喬:2010年寶藏巖藝術村才開村,這之前的十來年,因為那時有參加台大城鄉所啟動的OURS基金會的計畫,現在還在持續,他們透過城鄉的,聚落保存,展開社會運動,其中一個對象就是寶藏巖。寶藏巖就在台大對面嘛。還有一個重點是,90年代台灣開始拆違建,我還記得當時我住在長春路,台北比較北區一帶,那時就從北區一路拆到南區,拆過了現在的大安森林公園以後,就要拆寶藏巖。
拆了一半,那時馬英九第一次找龍應台當文化局長,文化局長聽到了台大城鄉所的夏鑄九老師說,這個地方不能拆,因為這裡有很多老兵的記憶,老兵的記憶是很多台灣底層共同的記憶。那是他們自己蓋的違建,在軍營裡面。這就牽涉到整個都市發展以後,我們怎麼看待現代化以及聚落保存的議題,也因此這個地方就被保存下來。
保存下來第一個重要的重點,就是歷史斷面。當時我們參與社會運動,寶藏巖要變成藝術村,我們就被文化局找去諮商,談論這些問題,我就稱那個地方應該叫做歷史斷面。我跟櫻井大造,日本的帳篷劇導演談到這個地方怎麼樣去看待。為什麼叫歷史斷面,事實上這個歷史是被拆了一半,歷史被現代化的機具拆了一半,你現在去看,還會看到斷面上有一些人家露出來的浴室啦、磁磚啦、廁所啦、樓梯,或是一面廢牆。那些殘跡都必須存在,因為拆了一半以後,留下了見證。後來寶藏巖變成了聚落,所以我們不能去動它的外觀,被保留下來。當然那現在是寶藏巖的後面,接軌整個新店溪,然後草坪,但我常常講這個地方才是寶藏巖的正面。
我們在2004年的時候就在這邊演《潮喑》這個戲,是以帳篷劇的概念,請謝英俊建築師來搭貝督因式的帳篷,這是東非的遊牧民族他們只要一根竹竿就能撐起一個帳篷,就能在沙漠裡生存。那時候我們就用這個概念去做了一個帳篷劇。《潮喑》其中有一個歌很著名的就是《撕裂》,後來胡德夫唱得非常知名,內容主要在講老兵在台灣社會裡,因為又發生SARS,SARS就是把人圍住,但我覺得老兵好像永遠都是被這個社會圍住,變成了底層的所謂的外來的、不代表有太大政治正確性的、主流性的、台灣的符號的人。所以這個歌裡面講到他們到陽台去,升起了國旗,這個旗幟還有它的風采嗎?胡德夫會唱是因為他的姊夫也是老兵,逢年過節看到他的姊夫舉起手中的高粱,朝著河南湖南的位置乾杯。
這個就是當時的《潮喑》,今年是二十週年,我就想應該做個戲。因為那個戲裡有個主要角色是死去士兵的靈魂,手裡捧著便當盒,裡面裝著他的骨灰。這在戲劇或小說裡面是可以呈現的,它是一種想像、或是魔幻的,就像我們看《百年孤寂》,那個上校常常在房間遇見他的阿嬤,阿嬤是一個死去的靈魂,但是他們和樂的相處,談了很多他們家族百年孤寂的歷史。這個故事也是類似,二十年前。這次我就想到一個線索,我剛剛講到那個死去士兵的靈魂,又重新在寶藏巖的歷史斷面登場,因為他要來尋找一群做戲的人,你們還在嗎?讓我們再來做一個戲吧,這個戲也與戰爭、內戰,人在流離失所中的遭遇相關吧。
蓉:而且老師剛剛跟我說,這齣戲的發想還跟杜甫有關?
喬:兩年前構想這個戲的時候,恰巧在廣播中聽蔣勳老師講了一首杜甫的詩叫〈石壕吏〉,他談到這首詩簡直像是紀錄片一樣,他除了朗讀也解說了這首詩,我一看這個詩,聽了他的解讀,心裡面就,啊,這不就是我想要做的戲嗎?
故事很簡單,就是安史之亂的時候,杜甫和李白他們就在逃難, 杜甫逃到一個叫石壕的小村莊,借住在一個人家,裡頭有一位老翁一位老嫗,半夜就有一個軍吏來敲門,要來征夫。阿公「逾牆走」,剩下老嫗,老嫗去開門,說老翁不在,她說我的大兒子二兒子都戰死了,小兒子也有生命危險,我現在出來迎接你都沒有完整的裙子可穿,我還有孫子啊,家裡連一鍋粥都沒有,我要怎麼隨你去呢?軍吏暫時離開,杜甫夜晚就聽到婦人哀泣的聲音,隔天一早他要離開。詩的最後一句是「獨與老翁別」,這就非常感人,老翁回來了,老嫗呢?去當兵了。這也展現了,從古到今女性是母性的代表,她也通常是護衛的象徵;她是愛的象徵,但是談到勇敢或犧牲的時候,女性通常是站在最前面的。置生死於度外,這種事通常女性會做,但是我們也知道女性和小孩,像現在發生在巴勒斯坦的悲劇一樣,他們永遠都是這場我們稱之為種族滅絕的轟炸的犧牲者,最無辜的就母親和小孩。總而言之這首詩就讓我想起,我可以做一個戲來回應,二十年前我們做的那齣戲那個靈魂。
所以一個舞踏的舞者,手裡拿著便當盒,然後有一群演戲的班子說,好吧我們來演吧。我們各自扮演什麼角色,你扮演奧瑞斯、我扮演提亞,她扮演母親、她扮演阿萊莎、他扮演軍官。為什麼是奧瑞斯和提亞呢?在希臘悲劇裡面奧瑞斯提亞是一個復仇的故事,在阿卡曼儂三部曲裡,奧瑞斯提亞這個人要回來,他要殺掉他的母親,因為他的母親和新歡一起把阿卡曼儂的王國給取消掉。我們一定程度地引用了這個概念,但是我們把奧瑞斯和提亞變成兄弟切開,因為一個參加政府軍、一個參加游擊隊。這個是我設定的一個寓言,我沒有設定它在哪裡,也沒有設定在哪個年代,我設定這發生在一個冷戰高峰、對抗的年代,很多外來勢力想要對一個小小的地方產生內戰、產生影響力。這就形成了這個故事,然後大概十個月前吧,我找了這些男男女女、兄弟姐妹,我說我口袋沒錢哪,要不要一起來做這件,也許應該有意思的事吧。
蓉:是先找一群人,然後去想劇本要怎麼走嗎?
喬:有個大綱了,還有人物,不過人物在發生中也會做調整。我常常跟一起工作的演員說,我和別人可能不太一樣,我並不是一個……我說一個故事好了,我明天也即將和一個日本的,他二十年前從德東到日本來,那時就是「蘇東波解體」後,他以前在德東是布萊希特的戲劇導演,以前因為布萊希特的《三毛錢歌劇》我找他來做一個工作坊。他講了一個案例蠻有意思的,他說莎士比亞的時代,夜晚演員要排戲的時候,沒有電燈嘛,就找一個村莊裡面年紀比較大,好像退休了沒有太多事情好做,但又常常看戲,像我這樣的人,去拿火把。我就幫他們拿火把,但是我拿著火把,手在痠的時候會說,欸你這樣不對吧,你不是說你喜歡他,靠近他一點啦,類似這樣,東講西講,然後我就變導演。
我和演員比較是對話的關係,所以我們會在有一個概念以後,我就和他們一起工作。比如說我也找一個學生,也是前年台北文學獎舞台劇本組首獎得主郭宸瑋,我就說我有像這樣的概念,但我也想聽聽年輕人怎麼看這樣的劇本,我就找他一起編劇。編一編,這裡面有個女角阿萊莎,是不會說話的,這個演員對阿萊莎也有自己的想法,我說你的想法太好了,你也進來編,我們就變成一個共同的team。扮演母親的是一個和林絲緞學舞的舞者,她常常在草地上跳舞,她從來也沒有進過大劇院跳舞,我說沒關係啊,我們在歷史斷面跳舞,你的舞蹈,你可以發揮你的所長。那這裡面重要的是我要去整合每一個環節,要用寫實的方式演、要用肢體的方式演,怎麼樣被調配,怎麼樣被安排它的色彩和它的節奏,這是我的工作。我比較相信,和覺得,共同的合作是一個導演的工作,我比較是從這個角度出發。
蓉:你本來就不是要大家聽你的。
喬:我很少去演給人家看。我通常會說奕蓉你想要怎麼做?然後我會跟你討論,這裡面好像有形式,那你內心的故事是什麼?你可能會說內心的故事,欸那這裡面不是還有個另一個的小孩嗎,那以你和他的關係是什麼?類似這樣。這裡面就會變成,其實演的人是主體,導演是提供這個主體養分的人,這是我的概念。
蓉:聽起來有點像是心理諮詢喔?只是演員是用身體表現出來。
喬:與其說是心理諮詢,不如說是共同創作,比較是人類學式的,共同對一件事實的田調,然後轉化成為表現。
蓉:與兩位年輕編劇合作的感覺?這幾年常與年輕朋友共同創作。
喬:某個程度會打開視野的原因是,比如我對事情有我堅持的想法,但是那個想法和社會的事實,或是更年輕世代他們的想法是如何進入那個領域的,有時候我發現有非常大的不同。
蓉:要願意去納入對方的想法也不容易。
喬:這跟出發點有關。舉例而言我一開始就不認為戲劇是……,我沒有太大的欲望去當一個,譬如說被認可的藝術家啦這樣的,我一直認為我是一個戲劇的、文化的工作者,所以我一開始做這些事的時候,我就相信我和別人一起合作,是共同創造一個天地的最好方式。所以這個原因,我們也才會去做社區戲劇。我們回到石岡去,和庶民一起,像我昨天看到我2003年跟他們一起登台,我心裡面就會有感受,我們站在一起不是為了一次的登台。我們站在一起謝幕,但我們內心裡有共同的,我們為了社區、為了戲劇、為了民眾的生活,我們做出了一些事情。我在專業戲劇的領域,比較這樣想這個事。
蓉:感覺老師的重點都是人,戲劇好像是種手段,我們要達成的東西是戲劇去達成。
喬:和出發點有關。
蓉:這次有好多元素,舞踏、現代戲劇演員、有在草地上跳舞的舞者,音樂上也是,合作很久的坂本弘道,很特別的前衛大提琴家。你雖然很謙虛說只是拿火把的人,但要把這些元素融合起來也不太容易耶?
喬:像我們做這樣的戲劇,坦白說在現實上,他們也得不到太多的報酬,也沒辦法進到國家劇院,富麗堂皇的地方去演給很多人看,我們只能在一個克難的環境去創造,可以說是艱苦的條件啦。舉例來說今天那麼冷,我們打算去戶外做一些暖身練習。這你就得去找到願意的人,第一個時間,因為我們共同參與,需要時間磨合,磨合過程當中,除了演戲之外,我們變成信得過的朋友,大家會關切彼此。比如我和奕蓉一起做戲,但我們也不只是演員和導演的關係,我也會去想說你最近身體好嗎?種種、種種的。那在這種條件下你就會創造另一種條件,就這些人是志同道合的,如果我們要一起埋鍋造飯,煮一鍋來吃,大家大概不會很抗拒,覺得說,好煩喔,我不是來演戲的嗎,怎麼還要跟你煮一鍋飯來吃呢?搞不好到最後大家覺得煮那鍋飯比演戲還重要。
前前後後也不一定都是固定的人,出去回來出去回來,這個比例蠻高的,因為有些演員就決定去做其他的事情,有些演員可能覺得他們已經有團體了。但是有一個狀態就是,新參加的人如果知道過去的經驗的話,經過一段時間的磨合,就比較有機會創造志同道合的感覺,重要的機制是這裡。
蓉:這次音樂的使用是不是蠻多都是音樂家現場即興的演奏?
喬:對,這些年我和坂本弘道又重新有聯繫。主要是兩年前我們在台中歌劇院有個戲,除了戲以外我也想到有一件事情,這是我六十五歲退休以後很想做的事,我稱之為「為忘朗讀」。我十七歲就開始寫詩,到現在也五十二年了,雖然我也沒有寫很好,或是很多的詩,但寫詩是我從青少年就開始開展的一個創作的事業。寫詩只是在電腦或是字面上被寫下來,是為了記憶,但是記憶不會比忘記重要。
我覺得演戲某部分也是忘記,演戲就只有當下,它跟拍電影不一樣,拍電影可以用鏡頭來修,拍很多,你看到的是他剪過的。但是你在戲劇(劇場)裡面,你只有3月22號、23號在場上,分分秒秒,過掉就沒了。以前演戲的時候都會想說,啊,我怎麼會忘了這句台詞呢,我說你千萬不要想這個,當你忘的時候你就覺得你是忘得對,必須這樣相信。因為觀眾永遠不會和你去回顧你的後悔的,他們只希望你往前走,把那一百分鐘走完。所以我們排練那麼久,就為了那一百分鐘。所以忘也是很重要。
那如果回到詩的朗讀,我在當下,每一刻間,都是朗讀,以及遺忘。我的下一刻,在朗讀新的詩行的時候,已經不是我上一刻的狀態了。所以這也是新的合作。在這次也一樣,我會找坂本弘道,因為他的提琴非常的有魅力,而且如果跟我一開始提到的,杜甫的詩,透過曾伯豪的吟唱,和坂本弘道的前衛大提琴連結的話,這裡面就會有非常豐富的元素,這個豐富的元素就是,歷史不是過去,而是當下。
蓉:這次希望給觀眾什麼樣的體驗?
喬:在歷史斷面這個環境劇場,就是有點像廢墟嘛,它作為一個戰爭或內戰的場域的寓言,它有跟個空間性,也有一個歷史的現實性,這個歷史現實性就是住在那裡的老兵。然後就我劇團在寶藏巖這個二十幾年來,從我認識了白伯伯、胡伯伯,還有幾個月前中風住院的徐伯伯,大概都凋零了。沒有留下他們那個世代的老兵,只有剩下他們的家人,所以歷史的現實就是這個部分。這個歷史現實又謀合到歷史斷面,這個拆了一半的廢墟。當我們想到加薩的某些場景,當一顆炸彈投下來,它的場景大概就像那個廢墟一樣。所以這個戰爭、內戰的寓言,希望透過裂縫,事實上它是一個製造黑暗、廢墟的地方,但也許它會透露一點光來,那這個光要如何被透露出來,透過這個戲裡的一個家庭,母親跟兩個兒子、一個女兒,他們的遭遇,以及他們準備要迎接死去的父親回來,然後透過李明哲所扮演的詩人的角色,來述說這個故事。希望拋磚引玉讓大家思考和平的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