難共鳴美國學潮、也難共情巴勒斯坦:這是曾經「撐香港」的台灣

劉燕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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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10月爆發的新一輪以巴衝突,正讓美國陷入前所未有的輿論困境,不只聯合國中支持巴勒斯坦建國的票數創新高,美國境內也爆發了大規模反戰學潮,且隨著校方祭出強力手段,學生被毆打逮捕的畫面反覆播送,這股學潮又在其他國家遍地開花。

例如美國隔壁的加拿大,就有卑詩省、多倫多等10所以上大學出現支持巴勒斯坦的營地;在拉美地區,則有阿根廷、巴西、古巴、哥斯大黎加、墨西哥等地大學響應;歐洲除了學潮傳統悠久的法國、長期關注以巴議題的英國外,還有比利時、奧地利、荷蘭、芬蘭、德國、愛爾蘭、西班牙、瑞士等地大學加入;另外美國近年積極布局的印太地區,也有澳洲、新西蘭、日本、韓國、印度、印尼等地大學參與。

整體來說,這波學潮雖在美國遭受鎮壓,卻也激發反戰群體的跨界共鳴,不論是政策上同樣親以色列的歐洲,或是對外政策整體親美的印太地區,都有大學生踴躍參與,更不用說阿拉伯世界。

當然,熱烈與冷眼往往相伴而生。從學潮的地理分布來看,在積極響應的板塊旁,總有難以共情的冷淡地帶,例如東歐國家與位處印太的台灣。後者尤其戲劇化,畢竟從「太陽花」、「撐香港」等過去事件來看,台灣並不缺乏學運能量,也曾因域外衝突產生「共同體」意識,但這些能量與意識這次似乎都無用武之地:面對涉及「種族滅絕」爭議的戰爭,台灣在全球沸騰中冷淡自持;見到美國警察暴力鎮壓反戰大學生,也毫無「撐美國學生」的吶喊。

這種神奇的「有所為有所不為」,背後原因相當值得探究。

台灣輿論怎麼看以巴衝突

首先觀察台灣面對加沙戰爭的輿論樣態。

平心而論,台灣不是沒有人關注以巴衝突,也有部分民眾持同情巴勒斯坦的立場,只是這些聲音無法形成系統性的憤怒與反抗,而是散落在新聞評論、社群媒體的字裡行間,無法在現實世界形成動員。

再來,相較於同情巴勒斯坦方的「人微言輕」,台灣主流觀點倒是一致且強勁:這是一場「恐怖主義VS反恐行動」的小型區域衝突。所以去年10月哈馬斯閃擊的第一時間,台灣主流輿論首先關注的就是以色列的死傷、人質的安危;以軍攻入加沙後,台灣對衝突的討論反而顯著降低,沒有再追蹤加沙地帶的人道危機,一直到今年4月美國反戰學潮爆發後,輿論才似乎又想起這場衝突。

如果這個現象出現在西方,除部分民眾立場本就如此外,還有許多背景因素可供解讀,包括民眾對「反猶」指責的擔憂、媒體對猶太財團的唯唯諾諾。但這兩點在台灣並不顯著,關鍵就是台灣的文化生成與西方、尤其歐陸不同,台灣過去並不存在針對猶太人的長期仇視,許多民眾甚至不清楚猶太人的歷史,只知道二戰期間發生過猶太大屠殺,是極其慘烈的人道浩劫。但這種認知還不至於讓整個社會「聞納粹色變」,也不至於讓希特拉(Adolf Hitler,又譯希特勒)成為極度禁忌的存在。

例如2011年台灣軍方舉辦暑期戰鬥營時,就有3名學生出於耍帥心態,穿著納粹黨衛軍軍服來報到,但台灣軍方沒有意識到納粹軍服的敏感性,還為其拍照、放上網站宣傳,結果被以色列駐台辦事處發現後引起軒然大波,最後以台軍向前者致歉、撤下照片作結,學生則在事後無辜表示,自己作為軍事迷「只是喜歡德國軍服」。

不過最經典的還是2016年的新竹光復高中納粹事件:某班師生在全校變裝遊行時扮成納粹進場,不僅學生高舉納粹旗幟,老師還站在紙箱做的戰車中行納粹禮,結果被以色列駐台辦事處強烈抗議。學校雖然立刻致歉,事後卻有各方為學生鳴不平,例如學校時任家長會長就稱「站在孩子的角度想,這起事件是非常單純的,更何況這些東西已經距離我們這麼遙遠,站在家長角度我們認為,我們不是生活在非民主的國度」;燦爛時光東南亞主題書店負責人張正也投書媒體,表示「納粹不是研究、展演的禁區」、「我沒有在演出中看到崇尚殺戮與殘暴的意圖,倒是隨後把光復中學往死裡打的輿論,比較殺氣騰騰。」

從前述事件來看,台灣社會在猶太人、納粹議題上,其實沒有完全浸淫到西方政治正確,卻還是在以巴衝突中直觀同情以色列。這種現象的背後成因,或許在衝突爆發前不容易看出,甚至在衝突爆發之初,也不容易分析理解;但今年4月美國學潮升級後,從網友圍繞「台灣要怎麼反應」的討論來看,倒是可以觀察一二。

而會關注美國學潮、提問「台灣要怎麼做」者,其實本身就處在相對同情巴勒斯坦、共情美國反戰學潮的光譜中,所以才認為台灣「應該要做更多」,而其關注點也在一定程度上關乎台灣的現實處境,「世界各地的知識份子都站出來為巴勒斯坦聲援,台灣在此議題上依舊沉默。若未來台灣遭受同樣被軍事欺壓的處境,是否也希望國際對台灣同樣的沉默?」

只是儘管這種問法已經相對符合台灣「政治正確」,多數網友的回覆還是毫不留情,且這股怒氣主要又可分成三大類:堅持反恐、反對站在道德制高點的美國知識份子、現實考量

首先是「堅持反恐」派。這派輿論顧名思義,還是維持衝突之初的既定思維,認為這次衝突就是「恐怖主義VS反恐行動」,不因美國發生反戰學潮而改變。相關論述例如「如果當初哈馬斯不恐攻以色列,巴勒斯坦也不會遭到以色列報復」,甚至還有與俄烏戰爭相比較的版本,例如「反恐是普世價值,是哈馬斯的主動攻擊增加了以色列的正當性,這就是為何台灣人支持烏克蘭遠勝巴勒斯坦」。

平心而論,「恐攻導致報復」的說法或許能解釋這次衝突,卻很難通過歷史這一關。因為哈馬斯同樣可以用類似邏輯主張,如果以色列不強佔巴勒斯坦人土地、系統性對平民濫用暴力、對加沙地帶執行漫長的不人道封鎖,自己也不會對以色列平民發動無差別攻擊。事實上這也是哈馬斯一直以來的敘事,甚至聯合國秘書長也曾隱晦表示,「哈馬斯的攻擊並非發生在真空裡」,問題是這些敘事顯然說服不了「堅持反恐」派,因為後者從一開始就選擇了以色列的視角,把這次事件當成衝突起點,拒絕理解背後的漫長脈絡。

再來是「反對站在道德制高點的美國知識份子」這一派。這派輿論的立場較複雜,看起來是要全面顛覆美式話語,其實更大程度是要反對「來自美國的雜音」。例如「站以色列一方就代表邪惡?站巴勒斯坦一方就代表正義?沒必要隨著美國政治正確的風向起舞吧」、「美國的知識份子是有活在某國將導彈對準你,每年恐嚇說要攻打你、留島不留人的環境嗎?」、「我想美國的知識份子站在道德的制高點,當然可以譴責自己的政府,但台灣人不能,台灣甚至還不是國家,然後一堆島民以為中華民國是自己的國家」、「在安全民主穩定的社會環境,要展現高道德的偽善,總是有股星巴克的香味。台灣如果搞不清楚自己是怎麼可以安穩在咖啡店裡喝咖啡聊是非,下場絕對不會比加沙好」。

顯然,上述言論看似在對以巴衝突進行表態,其實大部分說的還是「抗中保台」。當然,不少外於台灣輿論場的人可能會困惑:台海局勢其實並不連動以巴衝突,「反對北京武嚇」跟「支持巴勒斯坦」怎麼會是互斥選項?

不過這種疑惑在觀察第三派「現實考量」的敘事後,應該就能迎刃而解。因為「現實考量」這一派,其實就是說出「反對站在道德制高點的美國知識份子」這派的真心話:「我支持停戰跟支持國家和平,但支持巴勒斯坦的話請問美國政府會把軍備跟金援給台灣嗎?」、「反戰跟反美國政府,只會讓沒讀書的民眾認為,美國好壞、美國賣武器欸,接著就會主張台灣要和平,台灣不要買美國武器」、「呼應反戰只會強化疑美論,讓台灣民眾認為美國是壞人、美國挑起戰爭,最後可能拒絕美國軍售」。

說得更直接,這派的核心論點其實根本無關以巴衝突,而是在陳述他們認知中的美台關係:台灣要獨立、要有「抗中保台」的能量,就只有親美這個選項;而美國政府這次明顯支持以色列,所以就算反戰示威有理,台灣也絕不能因為一時的理念共鳴而得罪美國政府。

從這裡回看前三派的輿論取態,一切便明朗起來:「堅持反恐」派看似聚焦以巴衝突、不論及「台灣必須親美」的地緣議題,其實是從一開始就接受了美國背書的以色列官方敘事,在潛意識中臨摹「不反美」的忠誠姿態;而「反對站在道德制高點的美國知識份子」派則相當虛偽,因為這群人的真心話明明是「現實考量」派的核心論述,卻總是迂迴前進、顧左右而言他,滿嘴嘲諷聲援反戰者是「展現高道德的偽善,總是有股星巴克的香味」,卻沒有覺察自己才是笨拙滑稽地附庸風雅;與這派人相比,「現實考量」派的說法雖粗暴且直接,卻至少快人快語、不矯揉造作。

台灣的「反戰」不能越過「唯美是從」

而從台灣對以巴衝突的主流輿論出發,許多以前被認為「雙標」的態度也都有了解釋。

例如早在俄烏戰爭爆發前,台灣就有研究俄羅斯的學者感嘆:從自身處境出發,台灣應該更同情被壓迫的頓巴斯才對,為何反而站在烏克蘭政府一方?類似疑問也能貫通到這次以巴戰爭,部分同情巴勒斯坦者同樣發出大哉問:台灣人為何無法共情巴勒斯坦的建國夢?為何要站在作為壓迫者的以色列這邊?

無獨有偶,過去香港反修例騷亂期間,台灣主流輿論同樣高喊「撐香港」,一副香港將被血洗屠城的末日倒數,台灣校園還出現不少聲援香港的「連儂牆」(Lennon Wall),「光復香港、時代革命」的標語更是隨處可見;但面對這次比香港騷亂嚴重千萬倍的加沙人道浩劫,台灣主流輿論卻集體噤聲,看到美國大學生被警方暴力鎮壓、教授被無理解聘、校長被逼下台,也沒有人喊出「撐美國學生」,更沒有一個校園出現聲援這場學潮的標語,少數輿論也只能感嘆:當年面對香港的「反政府示威」,台灣全島高呼要「撐香港」,怎麼這次發生在美國就裝聾作啞?

坦白說在筆者看來,前面這些凸顯台灣「雙標」的案例,其實恰恰證明了台灣的「前後一致」:對一心親美、不敢反美的主流輿論來說,凡是美國支持的,自己就要跟隨;凡是美國反對的,自己就算同情也不能太明顯,且最好跟著批評。

正因在前面提到的三場衝突中,台灣主流輿論都義無反顧追隨了美國政府的敘事,在香港反修例騷亂時強烈反中,在俄烏戰爭中積極聲援烏克蘭,在加沙戰爭中同情以色列,這才導致所謂「雙標」行為的層出不窮:前一秒還譴責俄羅斯在烏克蘭轟炸平民,下一秒看到以色列轟炸加沙,就一副「反恐行動很正常」的表情;前幾年還高喊要「撐香港」,現在看到美國大學生被警察暴力電擊,就口出「美國畢竟是講秩序的國家」,實在是「聽君一席話、如聽一席話」。

而台灣這種面對衝突的「有所為有所不為」,與其說是真的關心國際議題,不如說是為了不斷確認、鞏固與美國的主從關係。只不過「唯美是從」會被暴露到什麼程度,用什麼樣的姿態暴露,很大程度還是取決於台灣本土脈絡。

其中,對香港反修例騷亂的聲援堪稱經典,因為這場衝突調動了中美博弈、抗中保台這兩種台灣最熟悉的敘事,且又剛好遇上2020年大選,基本上台灣民眾不需要了解什麼背景知識,只要觀看媒體報道、名嘴評論、KOL的社群分享、政治人物的公開發言,立刻就能自動代入情境,且真心認為自己是在與全數香港人同情共感,要反抗同一個敵人。基本上在這個案例中,「唯美是從」的機制暴露得並不明顯,因為社會的集體憤怒實在太「渾然天成」,自然到看不出動員機制。

而俄烏戰爭距離台灣較遙遠,一般民眾其實不太了解兩國的歷史糾結,許多人甚至不知道烏克蘭發生過顏色革命,不過最後還是形成了對烏克蘭的大規模聲援,背後機制除了「唯美是從」的單純召喚外,還是因為多數人在這個機制下,產生了對於「抗中保台」的情境臨摹,也就是把烏克蘭想像成東歐的台灣,把俄羅斯想像成東歐的中國,尤其中俄關係近年又不斷升溫,更讓這些人認為:「抗俄保烏」等於「抗中保台」,反對俄羅斯就是反對「中俄邪惡軸心」,至於頓巴斯衝突等前塵往事,自己既然不理解、想必也是不重要。

而加沙戰爭則直接暴露「唯美是從」這一機制的作用。原因在於,多數台灣人並不了解中東局勢,且以巴衝突實在太難與「抗中保台」產生連結,雖說少數台灣親美輿論曾在衝突之初,嘗試要把哈馬斯與其背後勢力類比為中國,把以色列類比為台灣,形塑「全中東都在打壓以色列、以色列好可憐就像台灣」的敘事,但這種說法實在太難服眾,因為衝突爆發後連續數月,被屠殺血洗的都是巴勒斯坦人。

所以台灣主流輿論最終只能走向以下的自我說服:為什麼以色列殺人有理?因為他們在反恐;而當這種說法經過這幾個月的屠殺,已經開始站不住腳,新的自我說服又出現:為什麼就算以色列殺人無理,我們也不能反對?因為台灣要靠美國,而美國這次支持以色列。

在這種架構的框限下,台灣主流輿論自然形成了「以美國政府標準為標準」的人命衡量機制:某些民族的命更高貴,某些民族的命就注定更低賤。俄羅斯入侵烏克蘭的前21個月,導致超過1萬名平民死亡、18,500人受傷,就是「戰爭罪」與「種族滅絕」;以色列進攻加沙100天,導致25,490人死亡、63,354人受傷,且70%的傷亡者是婦女與孩童,加沙地帶留下的瓦礫需要至少14年才能清除完畢,就是正常「反恐行動」。

而這種看對象的「團結」、看地點的「反戰」、看情況的「聲援」,或許能讓部分政治人物趁機樹立人設、擦亮「道德光環」,但其行動一不來自對衝突背景的了解、二不來自對共同體意識的真正關懷、三不來自對人間苦難的悲憫,所以也往往雷聲大雨點小、對議題用過就丟。例如蔡政府雖在2019年狂蹭香港反修例騷亂,卻在事後始終避談黃之鋒等人千呼萬喚的《難民法》;至於民間情緒,其或許在騷亂當下真的同仇敵愾,但事後論及「該給來台港人多少公共資源」時,又開始支支吾吾。

說到底,從香港騷亂、俄烏戰爭到以巴衝突,台灣主流輿論的選擇性聲援、間歇性憤慨,除了政治人物出於選票私利的推波助瀾,其實更多還是社會集體被美國精神殖民下,出於地緣考量的情境式表演,也就是潛意識中先確認了自己該怎麼做才符合美國政府需求,接著才在安全領域內盡情表現。

因此如果有人疑問,為何台灣主流輿論會同情被侵略的烏克蘭、會高喊要「撐香港」,但就是無法共情巴勒斯坦的建國夢、也無法共鳴美國學潮?其實倒也不用過度認真,因為台灣主流輿論看似「雙標」,其實從頭到尾「只有一標」:所謂「反戰」,就是只反美國也反對的戰爭;所謂「撐XX」,也是只撐美國暫時需要的對象。至於其他的,等你們也被美國政府接受,自然就能有同樣待遇了。


原文發表網址:

2024.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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