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是怎麼為了找車位而毀了城市？是哪些人促成這種情況？如何尋回停車從我們身邊奪走的東西？
我開始動筆寫這本書時，新冠肺炎疫情爆發，大半個世界都關閉了。但是對救護車來說，車流消失了，空氣更清新了。少數的幸運兒能遁入鄉間，但大部分的都市人要留在空蕩蕩的城市，四周瀰漫著不安的氣氛。公寓擁擠，人不再有公共生活；街頭安安靜靜，不見汽車蹤影。那就像有人把浴缸的水塞拔起，一夜之間，城市的車流已經排乾。街道彷彿遭到遺棄，室內外停車場與路邊停車位空無一車。
忽然間，美國幾乎每個商業與市民空間旁都有一塊瀝青地，這件事彷彿神來一筆。教會算是率先轉移陣地進入停好的車子的機構。在維吉尼亞海灘（Virginia Beach），一間巨型教會的教區居民會按下一聲喇叭，代表「阿門」，按兩聲喇叭，代表「榮耀！哈利路亞」；同時間當地的調頻廣播電台則播放禮拜式與樂團演奏。在西維吉尼亞州，一名牧師回報，教區居民受到的拘束沒有那麼大。「總是有許多人坐在那邊，雙臂抱胸，皺著眉頭，但也會跟著吟唱⋯⋯我的確看到更多人無拘無束、敞開心胸，真心敬拜。」在奧哈馬的復活節禮拜上，牧師葛瑞格．葛利菲斯（Greg Griffith）在大家按下喇叭時感到歡欣無比：「真高興看到大家震破撒旦的耳膜。」
醫院爆滿，改成在停車場接收病患。結婚登記處會在停車場舉辦典禮。費城的文教區建議家中沒有高速網路的學生到學校停車場上課。老師也會尋找wi-fi連線速度快的停車場。賓州有個叫凱特．貝爾（Kate Baer）的媽媽，家中有四個孩子，而她在潘納拉麵包店停車場上的迷你廂型車裡寫下一系列詩歌，還登上《紐約時報》暢銷榜第一名。
二○二○年十月，我到麻州參加一場市民會議──這就是亞歷克西．德．托克維爾（Alexis de Tocqueville，一八○五–一八五九，法國政治學家與歷史學家，也是政治人物，曾深入探討西方國家的民主，並以自己在美國遊歷的經驗，寫下《民主在美國》，成為這個領域的重要著作）在《民主在美國》（Democracy in America）書中提及的重要主題──而會議已完全遷到停車場舉辦。民選官員坐在開放式遮陽篷下，對著麥克風說話。數以百計的市民坐在車上，以按鈕器投票，他們依循著極鎖定本地受眾的車用收音機廣播的指示。
大家花了很久的時間，才好不容易意識到，新冠肺炎病毒不會在戶外傳播。在四月初，奧克蘭宣布封閉七十四哩（約一百一十九公里）長的街道，不讓汽車通行，好讓大家有走到戶外透氣的空間。舊金山與芝加哥等城市不久之後如法炮製。在四月底，立陶宛的維爾紐斯市（Vilnius）決定加快咖啡館、酒館與餐廳重新營業的腳步，於是提供公共空間，讓大家能夠坐到戶外餐桌、保持社交距離。時至盛夏，美國幾乎所有城市與市郊都實行一樣的措施。
短短幾個星期，從東岸到西岸，氣氛從疫情導致的封城，變成戶外嘉年華。從加州聖卡洛斯（San Carlos）之類的市郊，到波士頓北區（North End）等古老鄰里，都可見到餐廳把桌邊服務移到他們一度認為不可或缺的停車空間。在聖地牙哥與奧斯汀，大家想都不想，就把神聖不可侵犯的最低停車位設置要求拋諸腦後。停車場擺滿餐桌，於是整個美國都在戶外吃飯。《洋蔥報》打趣說洛杉磯在一○一號國道中間開設餐飲區，也和實際情況差不了多少──在洛杉磯的格倫代爾廣場（Glendale Galleria），用餐者是在室內停車場用餐。Yelp指出，比起未禁止車輛進入的地區，消費者對於完全不讓車輛進入的餐廳大街興趣大增：前往芝加哥富爾頓市場（Fulton Market）用餐者的流量，比整體城市一般情形高出百分之二十五；這裡就是停車改革網的溫伯丁曾讓我見識到停車場未來的地方。舊金山的瓦倫西亞街（Valencia Street）生意提高百分之十八。愛達荷州波夕城（Boise）的第八街提高百分之二十九。波士頓的小義大利位於人潮擁擠的北區，數字則上升百分之六十一。
在面對新冠病毒時，沒有任何地方在停車文化上碰到的挑戰比紐約市還大。紐約人飽受病毒攻擊，對於在室內用餐感到戒慎，於是紐約把整個城市內外翻轉過來。這就像是伊塔羅．卡爾維諾（Italo Calvino）《看不見的城市》裡的故事：一座原本存在的大都市忽然間遭到遺棄，而替代城市得要在旁邊建造出來。起初，這個替代城市很簡單：把桌椅搬到路邊車道，靠著一排疊起的貨運棧板擋起來，那裡會有野餐桌，餐廳則透過窗戶來服務。到了夏末，餐廳確定他們還有一段未定限的時間可繼續使用路邊停車位空間，於是路邊的擺設發展成完整的建築物。薩迪可罕曾開玩笑說要到停車位上搭起貝都因人帳篷，但實際情況更是往前一步。到二○二一年底，紐約有將近七千家餐廳會在停車道上提供服務。這些附屬建築開花結果，變成美妙的路邊用餐區。有些還掛著花朵盆栽與紙燈籠，其他則提供幾排絲絨簾隔起的包廂，讓人彷彿在西伯利亞鐵路上搭著火車旅行。未加工的合板實在是非常有二○二○年代表性。
市長比爾．白思豪（Bill de Blasio）對此讚譽有加，稱之為救生索，能挽救面臨危機的餐旅業，這話確實不誇張。不過，這種改變其實牽涉到更基本的層面：數十年來，原本保留給車輛免費停放的空間，現在是每小時供幾十個人使用，某些停車空間每天都能帶來幾百元的營業稅。有的餐廳在二○二○年疫情肆虐的夏季，即使沒有觀光客與通勤者，營收還比二○一九年多。從南布魯克林到布朗克斯，數不清的紐約人在紐約街頭坐著吃東西，把幹道變成廣場，更常與朋友、鄰居打照面。在餐廳密集的街道，例如韓國城與小義大利，這些地方都出現了半永久性的街道嘉年華，充滿表情與聲音。在某些街區，街道餐飲幾乎占據了每個停車位。二○二一年春天，疫苗已經大規模為民眾接種，於是內用人數解禁。但大家還是不動，有生氣的地方受到歡迎，那就是戶外。
白思豪計畫以幾個月的時間取消停車位，讓都市景觀改頭換面，而不動用到社區資源。然而，這樣的政策卻引來駕駛人的質疑。市長反駁：「當然，挽救十萬個工作機會遠比保留停車位更重要，重要性根本差很多！」無論批評者或支持者對這些大改變持怎樣的意見，總之這城市三百萬個路邊停車位中，餐廳用去的只占了八千五百五十個。
典範轉移不光發生在室外用餐這件事上。二○二○年，第十四街禁止私家車通行，也為後來的公車專用道鋪好了路，這讓車速提升百分之三十到四十，週間乘客人數增加百分之二十五，週末增加百分之三十。如此一來，救護車、消防車、送貨車與各項必要服務就能快速通過市區幹道。布魯克林出生的創業家沙巴茲．史都華（Shabazz Stuart）開發出讓人停腳踏車的停放艙「奧尼波」（Ooneepod），協助住在無電梯小公寓的紐約人也能把腳踏車安全停放在外。史都華利用一輛車的空間，幫十輛單車遮風避雨，確保安全。這個點子實在「神奇」，後來當選市長的艾瑞克．亞當斯（Eric Adams）在二○二一年說道，並表示應該要推廣到「整個城市。」衛生局長凱瑟琳．賈西亞（Kathryn Garcia）在二○二○年就職時，啟動「潔淨路邊空間」計畫，將紐約市商業改善區（Business Improvement District）的垃圾從路邊移開，放置到停車位上密閉的垃圾子車中。紐約人原本很習慣人行道邊擺滿垃圾，和前臂一樣大的老鼠會在那裡大飽口福，誰也沒料到解決辦法簡單到不可思議。審計長暨市長候選人史考特．斯特靈格（Scott Stringer）說：「第一優先是變更路邊停車與街道空間的用途，供行人、單車、巴士、推嬰兒車者、輪椅族、餐廳、零售商店與各種公共用途來運用⋯⋯停車位很珍貴，不該免費奉送給私家車。」日後將擔任曼哈頓區長的馬克．萊文（Mark Levine）想改變城市的土地使用分區規定，允許室內停車場把一樓的空間租給貨運公司，讓卡車可以停在這裡，將一箱箱貨物交給停在「綠色裝卸貨專區」的推車與單車，再運送給附近的收件者。全食超市已漸漸明白，卡車會浪費時間、空間與金錢；全食超市曼哈頓的店面會在店外的路緣幫送貨單車裝卸，之後再將貨物配送出去。
如果城市光靠八千五百個停車位就能做到這些事，那麼有五萬個停車位能做些什麼？五十萬個呢？「交通替代」在二○二一年提出一份報告，鼓吹紐約把分配給汽車的停車位收回百分之二十五。這樣城市能擁有什麼？十三座新的中央公園。五百哩長的公車道；四十哩僅長的公車專用道；三千八百萬平方呎的社區活動空間；每個交叉路口的視野會更好；一千哩無汽車的零排碳街道；額外五百四十萬平方呎的空間，供餐廳、商家與文化機構使用。三百萬平方呎可供設置徒步區、讓輪椅通過，也能設長椅與公車亭。每個街區有八十呎可以裝卸貨物與集中垃圾。還會有一個街區的空間，讓城市的一千七百所公立學校每所都有戶外遊戲與學習的空間。
二十世紀很長一段時間，美國對外輸出了汽車文化。在世界各地，市郊與以汽車為中心的零售商店如雨後春筍般冒出，並引進美國最低停車位設置要求的標準。（在德國，納粹似乎是自己發展出這個概念。）格魯恩在維也納郊區碰到自己打造出來的情景時很不高興，而無數的市中心眼睜睜看著市郊在邊緣發展起來。車子愈多，表示生活愈好，從倫敦到北京的各地城市居民垂頭喪氣、紛紛向外遷移，模仿洛杉磯式的發展。
然而這幾十年來，潮流似乎在逆轉。日本是率先以停車政策對抗大量汽車化發展的國家之一，首先是禁止隔夜停車，並以「車庫證明書」的法規將政策推到巔峰：一定要擁有註冊好的停車位，之後才能為車輛註冊。為什麼日本街道有其獨特的魅力？原因很簡單：沒有路邊停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