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顧2023年，台灣的MeToo運動引起全國的廣泛關注，網路上針對性騷擾、性別平等和女性權益的討論層出不窮。多位來自娛樂界、政界和學術界的知名人士接連披露令人震驚的性騷擾事件，這一波勇敢的表述激發了媒體和公眾的高度關注，隨之而來的是集體憤怒和強烈的責任追究需求。然而，在這場重要的社會運動中，我們亦目睹了大量對受害者的「譴責」言論，這些勇敢站出來的受害者，背後卻是社會對於同情的「門檻」問題。此現象不禁使人反思：在倡導支持與理解的同時，為何仍有一部分人對受害者持批評態度？這些看法無疑揭示了社會在性別議題上仍存在的深層矛盾和挑戰，在這場激進主義浪潮中，指責受害者的問題，成為倖存者伸張正義和復原的重大障礙。本文將探討 2023 年台灣 MeToo 運動背景下受害者譴責的心理影響，揭示其對個人和整個社會的有害影響。
黃子佼事件下的「門檻」
旅法網紅Zofia於2023年6月19日在Facebook上指控一名男主持人，在她17歲時強吻並拍攝未成年少女的私密照片。文章發表後，網友們紛紛猜測該主持人的身份，隨後Zofia也接獲多名曾遭受該男主持人性騷擾的受害者的訊息，黃子佼於同日下午錄製影片承認其行為。
在此事件中，社交媒體上的不少言論將責任轉移到受害者身上，質疑她們當時的行為、衣著以及情境，是想紅？故意設局？甚至有些網友留下「北港香爐」、「髒」、「沒教養」及「醜女」等侮辱不堪的言論攻擊。這樣的受害者譴責不僅削弱了受害者的聲音，也使得她們的遭遇更具污名化，像這樣言論的出現，也體現出我們的社會對女性在性騷擾事件中所承擔的責任的不公正觀念，讓人感受到深深的不安，
原來替自己發聲，確實需要某種程度的「門檻」
完美受害者
「完美受害者」是社會為受害者所設定的一種理想化標準，特別針對從暴力中倖存的女性而言，這些女性往往需要符合不切實際的道德純潔性，才能獲得同情與理解。歷史上許多文學作品為受苦女性塑造了兩種主要原型：聖潔的受害者和罪惡的惡棍。這樣的刻板印象不僅限制了我們對受害者的理解，也使得許多真實的經歷被忽視或淡化。
聖潔的受害者通常被描繪為美麗、天真且具貞潔的年輕女子，她可能承擔他人的罪孽，或被錯誤指控罪行，或只是成為揭示人類殘酷的受害者。這種「理想」的形象能夠最有效地引發社會的同情，在某些文化中，理想的受害者可能是一位弱小太太為了照顧生病的親人，在回家途中在路上被一名彪悍歹徒襲擊，並搶走錢包。
相對而言，那些遠離社會理想形象的受害者，例如：在酒吧與熟人發生衝突的年輕人，即使受到重傷，也可能不會獲得相應的同情，或是一名年輕人在夜店中遭遇襲擊，受重傷後卻受到媒體的質疑，認為他應對自己的行為負責，甚至因此被指責為「活該」。
社會對於不同類型的受害者的反應，顯示了受害者如果希望獲得「共鳴」，必須擁有「特定條件」，但事實上大多數真實的受害者與犯罪者實際上都是普通人，而非所謂的「理想」形象，從旅法網紅Zofia被攻擊的言論中可知網友「理想」的受害者形象，也反映了我們的社會對於「何種受害」值得同情的偏見。因此，有必要讓我們整個社會意識在前進的同時，必須更深入探討和教育，使人們在同情與支持中超越那些不必要的障礙。
指責受害者的心理影響 (Victim Blaming)
Koss、Gidycz 和 Wisniewski (1987) 認為，許多受害者在面對這樣的指責時，可能會感到羞愧和孤立，甚至影響他們尋求幫助和支持的意願。當社會普遍對受害者進行譴責時，受害者可能會開始質疑自己的價值，並可能體驗到一種社會疏離感，感覺好像他們不能信任周遭的人（Kahn，2002），而這樣的觀念會為更多的受害者設立障礙，使得她們不敢勇敢地站出來揭露自己的經歷。
在 2023 年事件中，許多指責受害者所造成的心理損失是顯而易見的。針對受害者的公開評論通常包括質疑她們在被襲擊時的決定、服裝或行為的貶損性言論，從而將焦點從加害者的行為上轉移開。這種敘述不僅使受害者的經歷變得無效，而且還強化了社會恥辱感，阻礙了個人發聲，研究也表明，當受害者面臨指責而缺乏社會的支持時，可能會導致所謂的「二次受害」。正如坎貝爾（Campbell，2006）所描述的，這種現象發生在受害者因社會反應而面臨進一步創傷時，使她們不太可能報告事件或在未來尋求幫助，這種沉默和羞恥的循環使性暴力的恥辱永久化，最終阻礙社會在性別平等方面的進步。
社群媒體的雙面刃
社群媒體在台灣MeToo運動中發揮了雙重作用。一方面它為受害者提供了一個分享經驗和尋求團結的強大平台，另一方面它也成為指責受害者言論的溫床，社群媒體的匿名性和影響力可能會鼓勵個人發表有害意見，進一步加深恥辱，並為那些挺身而出的人創造一個充滿敵意的環境（Utz et al., 2020）。 數位平台上普遍存在的指責受害者的評論可能會阻礙潛在受害者發聲，因為她們害怕判斷和報復，這種效應會產生寒蟬效應，使倖存者感到自己的經歷被孤立，並且不太願意尋求必要的支持（Peter & Valkenburg，2011）。
解決受害者指責問題
我們的社會必須正視受害者指責問題，為受害者創造一個更有支持性的環境。教育措施應著重於提高人們對性暴力影響的認識，並挑戰使指責受害者的敘述長期存在的有害陳規定型觀念，努力促進對倖存者經歷的同理心和理解，可以使個人能夠暢所欲言並尋求幫助，而不必擔心受到評判。 此外，必須向可能正在努力應對受害者指責的心理影響的倖存者提供心理健康資源，提供安全的討論和驗證空間可以幫助個人治癒並恢復她們的敘述。
2023 年台灣的 MeToo 運動凸顯了性騷擾的關鍵問題，以及導致受害者指責循環永久化的社會反應。從心理學角度來看，受害者指責的影響是深遠的，影響其的心理健康，也阻礙社會的進步，撰寫本文也是希望能影響更多人，透過培養同情和支持的文化，我們可以開始消除使受害者保持沉默的有害敘述，為更公平和公正的社會鋪平道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