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的民主化之路(15)

台灣自救運動宣言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台灣由中華民國政府自日本手中接管，台灣人民對此滿懷期待，但後來，台灣在行政上仍然維持著與日治時期相同的專制，並未把民主制度落實在台灣。此外，政府在政治上的表現相當腐敗、經濟狀況也未好轉，台灣人民人心相當失望，在民怨累積下，之後爆發了二二八事件。

在國共內戰後，中華民國政府播遷至台灣，實施戒嚴，在頒佈了動員勘亂時期臨時條款後，就此進入了動員勘亂時期，中華民國憲法也被凍結，在宣言發表當時，已經歷近20年左右的不民主統治。

《台灣自救運動宣言》乃是1964年9月由國立臺灣大學政治學系教授彭明敏與其學生魏廷朝、謝聰敏所印製的一份臺灣獨立運動宣言。

1966年全美臺灣獨立聯盟（The United Formosans in America for Independence，簡稱UFAI）成立後，即利用〈臺灣人民自救運動宣言〉作臺獨宣傳，陳以德將其翻為英文，透過募款把這篇文章刊登於1966年11月20日《紐約時報》，擴大臺獨的國際宣傳。

彭明敏等三人決定印製一萬份宣言，以郵寄方式將宣言寄給台灣各界領導者。他們認為油印是不切實際的，決定採印刷方式。由於三人不懂印刷技術，而且買一部印刷機在私人家裡也無法隱藏，因此決定找陋巷裡的印刷廠。謝聰敏準備一份假稿件，在宣言中提到國民黨的部分改成共產黨，表面上看起來是反共宣言，之後再植字回去。當時三人在萬華區的小旅館租了房間，當時這種房間是許多男人租來幽會之用，三人引起旅館老闆的懷疑。在印刷廠時當謝聰敏將排字版按好在印刷機上，走出接上等魏廷朝時。遭到老闆盜印一份，看了內容後隨即不願印。三人緊急商量下，在印刷廠老闆不知他們身分下，請人暗中警告他。由於該廠沒有執照，又常印黃色書刊，往上報一定會有麻煩。不料這位老闆將盜印的那份宣言拿去報警，因此全島特務和警察都接到通知，有人要印「反政府」傳單。當謝聰敏在赤峰街找到願意接受生意的印刷廠，印好一萬份後，三人於1964年9月20日被捕。

1965年2月三人被正式起訴，4月2日審判，彭明敏被判八年有期徒刑。謝聰敏十年，魏廷朝八年。

彭案的爆發也引起海外臺獨運動的注意與救援，日本的臺灣青年社隨即發出大量英文信至各國大使館及聯合國要求救援，得到美國副總統韓福瑞的回信，表達他對「彭案」的關心。另一方面，與彭明敏有學術淵源的北美洲，則由加拿大臺獨運動組成的「台灣住民自決聯盟」，順勢改名為「加拿大人權委員會」，全面對彭明敏展開救援行動。最後國際法理學家委員會於彭案開調查庭時，願意派人出席關切；而國際特赦組織（AI）總部則將彭明敏列為年度的「良心犯」，鎖定為其國際營救的重點對象。由於國際特赦組織等國際團體的奧援及美國方面的施壓，迫使蔣介石雖駁回彭明敏的上訴，但於11月3日特赦彭明敏，當局將彭明敏釋放的時間故意安排在晚上九點四十五分，使這個消息趕不上晚報出報。又能趕上晚間最後的新聞播報，那時彭已回到家裡，門口不會有歡迎的人群了。

彭明敏出獄後，也出現一些傾向臺灣獨立的青年與彭過從甚密，包括在1966年所成立的「全國青年團結促進會」便受過彭明敏的影響，在該組織的〈政治綱領〉即言「我們認為台灣不可能也不應該反攻大陸，應該一人一票重新建立一個民主國家，中央民意代表要全面改選，總統要民選，我們打算透過選舉組織政黨」。帶有《台灣自救運動宣言》的影子。然而彭對年輕人的影響力，也使當局忌諱。彭明敏回憶他出獄後隨著幾個月過去，開始較多人敢來看彭明敏。蘇東啟一名親戚吳文就，有天他帶來一人陳光英來彭宅。後來陳向彭說要去日本，回來後說他見到史明。還拿出小廣播器及二十萬日幣，說是史明要送給彭的。彭把日幣退還他。1967年3月，吳文就失蹤。後來彭的朋友陸續被捕。調查局在年底請彭到招待所，自稱是科長的特務開始指控彭與史明連絡。並威脅「我們不怕外國人，不要忘了我們隨時可以把你毀滅、把你殺掉，你要清楚這點。」彭明敏明白陳光英是調查局派來進入彭的圈子的特務，意圖將彭明敏與在日本的史明勾結。當這些朋友受軍事審判時，陳光英還親自出庭，為調查局作證。此舉被視為調查局意圖藉「全國青年團結促進會」案，對彭明敏設下圈套，作為特務製造除掉彭明敏的藉口

彭明敏一些朋友與特務組織有私下聯繫，他們警告彭。現在彭已非常不安全，任何事情都可能發生：逮捕或「意外事故」。彭聽說安全單位已經決定，臺灣如果發生動亂，有三個人要立刻毀滅，一個是臺北市長高玉樹，一個是省議員郭雨新，第三個便是他。這三人在安全機關檔案中提到時，適用特別記號的，即三個同心圓。當時彭受到三班輪值的特務監視，妻子被跟蹤得更緊了。彭明敏感到朋友圈子越來越小，被捕的威脅不斷懸在頭上。王淦則持續來訪，顯示國民黨內的「開明份子」仍然要彭妥協，王淦不斷勸彭接受他的安排，說這樣一來既有工作，生活問題又可解決。對他生活不便的監視也可結束。「然而，相反的，我決心要逃亡。」

1969年，彭明敏開始計劃逃離台灣。當時彭明敏透過美國傳教士唐培禮聯繫，與日本臺獨運動人士宗像隆幸聯絡。在宗像隆幸製作假護照下，透過宗像隆幸的高中朋友阿部賢一專程來臺，在護照上換貼彭的照片，讓彭用假護照出境。當時入出境作業沒有電腦化，假護照不會很快被比對發現。之後阿部向日本總領事館申報遺失護照，取得新護照後於1971年1月17日抵達日本。於1970年1月逃至瑞典，他的成功出亡鼓舞了江炳興等人發動泰源事件。

從之前的自由中國還有台灣自救宣言來看，就願算是氣氛肅殺的年代，仍有不少人願意為民主挺身而出，那台灣民主化的契機是如何到來的呢，下次再來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