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月圓人團圓」的溫馨似乎逐漸淡去，或許這和台灣產業結構的變遷密不可分。究竟從何時起，年節氣氛在我們的生活中悄然消逝？
或許，不自由更自由？自由反而不自由？這種對自由的探討，就不在過節氣氛中展開了。這個基本概念持續流傳了數個世紀：休閒是人生的重心，是預設的狀態。工作只是偶爾不可避免的干擾。就連中世紀辛苦的英格蘭農奴，他們的生活也充滿大量的休閒活動：他們依曆法過生活，而曆法中有宗教節日與聖人紀念日，此外還有一連舉辦多天的村莊慶典「麥芽酒節」，用以紀念婚禮與死亡等重大場合。有的歷史學家指出在十六世紀，一般的鄉村居民每年僅工作約一百五十天。儘管實際數據仍有爭議，沒人會質疑休閒活動幾乎是從前每個人的生活重心。別的不說，娛樂聽起來是有趣的活動，但其實由不得古人選擇。他們身上背負不能一直工作的社會壓力：你必須遵守宗教節日，因為教堂要求你遵守；此外，在關係緊密的村莊裡，想要逃避參加其他的慶典也不容易。另一種結果是，悠閒的氣氛也滲入人們確實拿來工作的日子。—《人生4千個禮拜》
自從資本主義的開端，安息日顯得激進還有第二種角度：資本主義的力量，正來自永遠在焦慮必須努力得到更多。安息日則以具體的方式說明，你在星期五（或星期六）晚上來臨前完成的工作已經足夠，現在再多做也沒意義。基督教神學家布魯格曼在《安息有時》一書中提到，安息日帶來每個禮拜用一天來「意識並練習我們是神的恩賜的接收者」。你必須是虔誠的信徒，才能體會身為「接收者」是多麼令人如釋重負。至少在今天這一天，你不需要再多做什麼，才能證明你存在的價值。—《人生4千個禮拜》
過年過節是否該強制放假呢？這個問題看似困難，實則不簡單。許多行業的繁忙時刻正是佳節、假日和下班後。再者，變形工時的出現，規避了假日雙倍薪水的問題。於是，對於我們這些年節仍要上班的勞工而言，佳節只是另一個平凡的工作日，而聚少離多的生活方式早已成為常態。
對於新青安政策，有人調侃道：「我終於，還清了房貸，然後住進養老院」；而對於最低工資的調漲，或許可以這樣調侃：「我終於，熬成了資深員工，然後趕上新人的起薪」。如果有人對此提出批評，那他一定是不了解這種在都市中集體苦行的況味。
於是，我們這一代似乎已經習慣了在節日裡工作，在假期中加班的生活節奏。我們孜孜不倦地追逐效率和生產力，卻在這個過程中逐漸失去了休閒的藝術。我們被反覆告知要不斷前進，卻忘了停下腳步欣賞沿途的風景。我們在追求更好生活的同時，是否也正慢慢地失去了生活本身？又或者我們實際上只是生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