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月圓人團圓」的溫馨似乎逐漸淡去,或許這和台灣產業結構的變遷密不可分。究竟從何時起,年節氣氛在我們的生活中悄然消逝?
這個基本概念持續流傳了數個世紀:休閒是人生的重心,是預設的狀態。工作只是偶爾不可避免的干擾。就連中世紀辛苦的英格蘭農奴,他們的生活也充滿大量的休閒活動:他們依曆法過生活,而曆法中有宗教節日與聖人紀念日,此外還有一連舉辦多天的村莊慶典「麥芽酒節」,用以紀念婚禮與死亡等重大場合。有的歷史學家指出在十六世紀,一般的鄉村居民每年僅工作約一百五十天。儘管實際數據仍有爭議,沒人會質疑休閒活動幾乎是從前每個人的生活重心。別的不說,娛樂聽起來是有趣的活動,但其實由不得古人選擇。他們身上背負不能一直工作的社會壓力:你必須遵守宗教節日,因為教堂要求你遵守;此外,在關係緊密的村莊裡,想要逃避參加其他的慶典也不容易。另一種結果是,悠閒的氣氛也滲入人們確實拿來工作的日子。—《人生4千個禮拜》
或許,不自由更自由?自由反而不自由?這種對自由的探討,就不在過節氣氛中展開了。
自從資本主義的開端,安息日顯得激進還有第二種角度:資本主義的力量,正來自永遠在焦慮必須努力得到更多。安息日則以具體的方式說明,你在星期五(或星期六)晚上來臨前完成的工作已經足夠,現在再多做也沒意義。基督教神學家布魯格曼在《安息有時》一書中提到,安息日帶來每個禮拜用一天來「意識並練習我們是神的恩賜的接收者」。你必須是虔誠的信徒,才能體會身為「接收者」是多麼令人如釋重負。至少在今天這一天,你不需要再多做什麼,才能證明你存在的價值。—《人生4千個禮拜》
過年過節是否該強制放假呢?這個問題看似困難,實則不簡單。許多行業的繁忙時刻正是佳節、假日和下班後。再者,變形工時的出現,規避了假日雙倍薪水的問題。於是,對於我們這些年節仍要上班的勞工而言,佳節只是另一個平凡的工作日,而聚少離多的生活方式早已成為常態。
對於新青安政策,有人調侃道:「我終於,還清了房貸,然後住進養老院」;而對於最低工資的調漲,或許可以這樣調侃:「我終於,熬成了資深員工,然後趕上新人的起薪」。如果有人對此提出批評,那他一定是不了解這種在都市中集體苦行的況味。
於是,我們這一代似乎已經習慣了在節日裡工作,在假期中加班的生活節奏。我們孜孜不倦地追逐效率和生產力,卻在這個過程中逐漸失去了休閒的藝術。我們被反覆告知要不斷前進,卻忘了停下腳步欣賞沿途的風景。我們在追求更好生活的同時,是否也正慢慢地失去了生活本身?又或者我們實際上只是生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