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運記憶

現在回想起來，也許是因為交了一個做電影美術的女朋友，常常從他那裡聽說誰拍了什麼，誰又拍了什麼，才會感受到非起身做點什麼不可的壓力，才會一搞完音樂祭，就馬上開始閉關寫劇本。

我玩了好幾年的樂團在這段時間解散，因為吉他手想要跟更厲害的樂手組團，我也覺得團員之間已經不再適合彼此，因此也投下解散一票。玩也玩過了，玩不出什麼名堂，是該放下無謂的堅持，去做點正經事了。我時常這樣，一旦心境轉變，就會全盤否定過去，毫不留戀，曾經一起玩耍的朋友總是會被我的無情嚇到，驚覺「原來這傢伙這麼自私啊」，但另一方面，也是因為我交的朋友大多很重感情，我其實也只是一般般刻薄，但在他們眼中已經是個十足十的混蛋了。樂團解散後過了很久，我無意間打開以前使用的電子信箱，才發現當兵前就認識的那個女生貝斯手，寫了一封很長的信給團員們，信中真情流露（他一向如此），跟我們說樂團解散這件事對他的打擊，然後我才知道原來我說過的刻薄話他一一都記得，讀完我感到滿滿的歉意和深深的懊悔。

那次閉關寫劇本，寫的是一篇關於遊民辦桌的短片故事，現在回想起來，與其說是不會寫，不如說是因為沒做田調，才會寫起來索然無味。最基本的工作沒做，卻自認憑空想像就能創作出優異劇本，這就是我一直以來的鳥樣，自以為是，不知天高地厚。劇本最終沒有獲得補助，我很失望，也對自己的才華感到懷疑。

等等，說到這裡我才發現我漏掉了整整一年。在認識電影美術女友後，我不只辦過一屆音樂祭，而是兩屆才對。這整整一年的記憶遺失了，是因為談戀愛太幸福，然後都不知道在幹嘛嗎？

我記得那時我們在中和交通最便捷的十字路口租了一間很小的雅房，空間僅能容納一張單人床，但因為緊鄰馬路，有著大面窗戶，採光很好，因此我們都不介意它的小。務實面考量是租金便宜，畢竟我們只是想找的地方，在台北工作太晚有個地方睡，然後有一張床可以當作愛的溫床而已，房間夠不夠舒適倒也無所謂。

那時候我會在那裡用模擬器打電動，後來換了智慧型手機，就開始每天去看限免App，然後一個一個下載試用，再一個一個刪掉。我是什麼App鑑賞家還是科技新知評論員嗎？不是，但我總是淨做一些毫無意義又浪費時間的事，也許就是因為這些事浪費掉我大把大把的時間，才會在回憶時漏掉一整年也沒發現。

補完遺漏的一年，回到辦完音樂祭，閉關寫劇本卻沒拿到補助的這個時間點。我記得那個冬天非常沈迷一款手遊，沒日沒夜地玩，玩到很瘋狂，同時也很羞愧，一邊自我譴責一邊還是繼續玩。也許就像兩任妻子說過的一樣，我真的是因為寫劇本沒拿到補助，感到挫敗，才會沈迷於手遊。我始終不願承認自己有這種遇到挫折就自暴自棄的習慣，不過屢試不爽，讓我不得不承認。

沈迷手遊那個冬天，接了一個電影發行商的宣傳片拍攝，看到發行商對來自日本的導演阿諛奉承的態度就感到很火大，其實這種情緒是出自於無法面對自己的一事無成。這段時間也頻繁和女友因小事起爭執。

年末，從朋友那裡得知雲林有個社運營隊，其實我完全忘了去到雲林的始末，是有人找我去的還是我自己去的？在什麼機緣下去的？去那裡幹嘛等等我都完全忘了，只記得當時我如同看見浮木一般，馬上參加。

我想去那裡，進入另一個世界，然後將原本破敗的世界拋到腦後。

營隊的參加者大多是中部的大學生，或是各地大學的異議性社團，主辦方則是幾個過去在大學結識，後來各自工作一段時間才又聚首的三十幾歲人。這個營隊清清楚楚就是主辦方辦來想要吸收新成員的，透過營隊課程的設計，灌輸給學員反財團與石化工業的意識形態。除了經營社區外，他們也透過地方派系與政治人物做槓桿操作，試圖取得一點政治實力，然後推派團隊中一位成員出去選舉，看能不能成功進入議會。當時我正值憤世嫉俗的階段，來到這個營隊，就像寒夜中進到有爐火的屋子取暖一樣，雖然知道自己並不屬於這裡，也都還不知道組織各個成員的底細，卻還是深受吸引。

組織的主要成員有三人——一個是中年大叔，整天待在電腦前讀新聞、寫文章，有濃厚的共產黨思想，愛喝酒，這個人我一直分不清他是隱世高人？還是單純的無賴？另一個是三十幾歲的gay，過去是美語老師，因為害怕自己老了又病又孤單，薪水全都拿去買保險，後來在中年大叔的說服下，才來到雲林和大家過起群居生活，他也是被推派出去選舉，當組織門面的那個人。最後一個是一樣三十幾歲的女生，他在組織的群居生活中負責煮飯，可能還有打掃之類的，總之是像媽媽一樣的角色。這個組織在性別平權上其實非常退步、刻板。

除了他們之外還有幾個人來來去去，有前國會助理、前記者等等。有一次我訪問他們，那個中年大叔說，他認為依照血緣關係或婚姻關係組成家庭非常不進步，像他們一樣因為理想在一起生活，為了創造群眾的大利益而結合，這才是進步的社會形態。

他們的理想是真是假？他們真的知道自己在做什麼，還是只是一群社會適應不良的人在互相取暖？我無法確定。

有一件事十分巧合，當時營隊安排了一次到石化工業廠區的踏查，我在那裡遇到大學時的吉他手（就是他前女友是我的劈腿對象的那位）。記得當時我在練團室外，若無其事告訴他，我和他前女友交往了，他突然暴怒抓住我領子，我還是第一次被人這樣抓住領子。那時我一直笑，因為我心裡想，他不過是你的前女友不是嗎？我一邊被抓住領子一邊緩緩告訴他「我有點驚訝，原來我們的朋友關係這麼脆弱？一個前女友就可以讓我們關係破裂」他隨後放開我的領子，離開練團室，之後就沒有再聯絡過了。

這次相見，是這幾年來頭一次。原來他在這間大企業的涉外關係組任職，他早就知道我來到雲林，畢竟他們對於反對運動裡有誰、都在幹些什麼事都一清二楚，這樣的相逢場景還真是戲劇化。

那一陣子女友拍片愈來愈忙，記得有一次不知道為什麼和他講電話講到火冒三丈，控制不住自己，拿起電話就摔。當時非常恨自己一直浪費時間玩手機遊戲，恨自己沒出息，生氣摔電話只是出於對自己的憤怒，但摔完電話，還是得要面對要再花好幾萬買一支新手機這個事實⋯⋯

社運組織的人遇到我很興奮，並且成功說服我，讓我開始替他們做無酬工「和他們一起為公眾利益打拼」。我應他們要求，寫了社大的公民記者課綱，準備開課，但一想到接下來的一年，我不只做無酬工，還要每週自費南下授課，就開始遲疑了——為何我要為那片土地和我素不相識的人那麼努力？

這時核電公投吵得沸沸揚揚的，回到金山時，遠遠看見核電廠，想到福島核災，就想到能不能為家鄉做點什麼？而非千里迢迢去到雲林搞社運。

不過就在我猶豫不決的時候，女友懷孕了。我一方面震驚不已，另一方面卻又像是抓到另一根浮木，我期待這根浮木可以把我帶離開，離開之後飄到哪裡我倒無所謂，只要離開現在這裡就好，離開這段毫無生機的後青春期歲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