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經濟被追趕，就有人被時代拋棄

據《被追趕的經濟體》統計，台灣的黃金期是1985-2005，正是我這一輩，從出生到念大學。

這完全切中了台灣的世代變遷，尤其是黃金期的成型與結束。

相信跟我同輩的人，由於剛好處於中間位置，多少能看出上一代強調的愛拚，和下一代流行的躺平相比，價值觀落差有多麼巨大。

但我們一直缺乏更細緻的理論，來分析這一切。

皮凱提所強調的不平等是一種，但那主要著眼於歐美；而辜朝明的觀點，更符合台灣人的生命體驗。

因為年紀大、資歷深，我還能回想起20世紀60年代的美國、80年代的日本和90年代的台灣，那時候的人們充滿了活力和希望。

在那個時代，空氣可能沒有現在新鮮，但其他一切似乎都在有條不紊地向前發展，幾乎所有人都能從經濟成長獲益。面對未來，人們滿懷信心。

對於今天的許多已開發經濟體而言，這種美好的光景卻已不再。

我對這三個經濟體很熟悉，儘管這三個經濟體有著不同的文化背景，但都經歷了非常相似的經濟發展過程。

經濟三階段：起飛、黃金、被追趕

《被追趕的經濟體》指出，戰後東亞經濟的興衰，都依循了起飛期、黃金期、被追趕期等三大階段。

起飛期是指城市化、工業化，勞工們往大城市遷移，勞動力無限供給，資本家大賺特賺。

這時貧富差距通常很大，還沒有所謂的中產階級。

黃金期是指，勞工薪資漸漸提高，中產消費力道出現，企業也敢於貸款投資、擴大產能。

貧富差距縮小，流行的是「努力必有回報」。

至於被追趕期，是在薪資夠高、投資報酬率偏低，導致企業生產外移到其他低成本國家時，所導致的經濟降速。

這所帶來的，便是企業守成、薪資凍漲、中產減少。

所以「被追趕」意味著，有另一個國家正在起飛，吸走了企業的關注與資源，從而結束了領先者的黃金期。

按此史觀：在歐美主導世界經濟之後，日本先起飛，被韓、台追趕而導致黃金期結束；至於韓、台的黃金期，則因為被中國追趕而結束；如今中國也邁入了被追趕之列。

台灣的黃金期是1985-2005。在這之前，一切都很美好，一切看來都向上發展。

但在這之後，沒有因時代紅利而受益的人們，將越來越辛苦。

據估計，目前日本1.3億總人口中有多達2000萬人生活在貧困中。這些人所承受的痛苦，某種程度上被湧入的廉價進口產品所帶來的生活成本下降減輕了。

這意味著日本已經進入了一個以進口為主導的全球化階段，並且正在重溫西方被日本追趕的歷史。

2005年後的台灣和韓國也表達了類似的擔憂，因為它們同樣遇到了工廠轉移到中國大陸和東南亞等其他成本較低地區的情況。

這兩個經濟體在1985年前後越過了路易斯拐點，進入了一個持續到2005年的黃金時代...

台灣和韓國現在都感受到了壓力，因為除了半導體製造業，中國大陸經濟逐步發展，對這兩個經濟體過去成長貢獻很大的一些產業甚至被取代。

夾在愛拚與躺平之間

難怪很多人會說，「愛拚才會贏」、「生孩子會帶財」、「吃得苦中苦方為人上人」，這就是他們親身體驗的現實。

因為在黃金期裡，除了企業外貿大賺特賺以外，更指勞工薪資快速上漲的趨勢。

經濟利益全民共享。就算是底層勞工，只要肯努力、敢貸款，多少也能吃到資產增值的果實。

這某程度上也解釋了那種，「我以前成績還不錯，但那時的全班倒數，如今賺得比我多。」

在薪資上漲、經濟強勁的年代，的確白手起家比較容易，致富機會比較寬廣。

我父親的經歷，就是小小證明之一。他小學肄業就出來當黑手，一輩子沒讀過什麼書，只知道要趁早在台北市的邊陲，買下一個長久的家。這讓他得以安享晚年。

但在2005年以後，實際薪資開始凍漲，或說跟物價漲幅差不多。就算沒什麼特殊專業，也能靠拚工資改善生活品質的時代，已經要過去了。

如今又一個二十年，人們都意識到中產消失。

所以當我們這輩邁入四字頭，故事主軸已經徹底改變，夾在中間、不上不下的一代，發現媳婦沒有熬成婆。

譬如有些七年級會哀嘆，自己特休少薪水少，學得多做得多，比五六年級努力，政策卻都照顧八九年級。

苦盡未必甘來。反倒是五六年級的老闆可能會想，時代變化太快，應該儘早交棒給八九年級的年輕人，七年級小主管被活活跳過。

就好像那個老笑話：去年是一年級打掃，今年換二年級了。

當然，年輕一輩也有自己的體感，房價高漲、內耗明顯。於是對無天賦無背景的人而言，關鍵字是厭世、佛系或躺平。

凡此種種，導致台灣社會的一個有趣現象：

有些人覺得，自己在講一輩子親身驗證的真理；也有些人覺得，那是在講上世紀專屬的幻想。

儘管當前所有已開發經濟體都處於被追趕階段，但無論是經濟學教科書還是這些國家的政策制定者，都無法擺脫黃金時代的慣性，而黃金時代在30多年前就已經結束。

人們之所以仍保持黃金時代的心態，至少有兩個面向的原因。

第一，那是一個美好的時代，所有人的收入都在成長，每個人都對未來充滿希望。

人們希望回到那個時代，因為它定義了一個經濟體的可能性。對許多人來說，黃金時代決定了經濟的「趨勢成長」。

第二，那是宏觀經濟學的創立時期。

誰正在被時代拋棄

如果五六年級享受了黃金期，而八九年級只能望洋興嘆，七年級則是不上不下：摸得到紅利尾，但很快就消失。

這也使得，七年級是發展落差格外巨大的一群：同樣都接受了不錯的教育，而機會之門正在漸漸收緊，那就必然有人得到有人得不到。

更好笑的，是網路上那種自嘲：無論多麼努力工作，都不如早點去炒房。

而這些都是，經濟三階段史觀之下，必然出現的結果：

歐美被日本追，日本被韓、台追，韓、台被中國追，中國又被新興的東南亞追。

一切都似曾相識，這些被追趕的經濟體，一再產出同樣的敘事，譬如終身雇傭制幾近消失，譬如勞工流動率大幅上升，譬如「撐過去就是你的」神話漸漸破滅。

在黃金時代，薪資上漲和物價上漲是常態。在被追趕的時代，停滯的工資和物價成為常態。

擁有先進技術的企業和擁有高學歷的人的生活繼續穩步向好，但不再是每個人都能從經濟成長中受益。

對於那些工作崗位能夠被轉移到國外的人來說，他們的生活水準停滯不前甚至下降了。

在世代變遷之中，有些人吃到了黃金期的紅利，並有意識地將它轉換成經濟、教育方面的優勢，傳給下一代。

但也有些人感到被拋棄，發現自己面臨殘酷競爭，並說「人生最大的分水嶺是羊水」。

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基本的、純勞力的工作，不是轉移到海外，就是被機器或AI所取代。

這些工作機會消失了，就算還存在一些，薪資也完全跟不上物價漲幅。

除非你的知識、技能等級夠高，使得雇主願意支付這些錢，而不是只想著如何外包。尤其是跟對了急速發展的產業。

他們中的許多人看到自己的父母雖然沒有高學歷，但仍然過得很好，便認為美好生活觸手可及。

他們不知道，他們父母的高薪製造業工作將因進入被追趕階段而失去，缺乏教育將阻止他們在工作階梯上攀到更高的位置。

回頭看，在黃金時代經歷的美好生活，看似每個人都從經濟成長中受益，實際上為許多人創造了一種虛假的安全感，並讓他們相信這種安全感會永遠持續下去。

因此，當美國進入被追趕階段時，他們完全措手不及。

對各大發達經濟體而言，黃金時期理所當然的安全感，如今也幾近消失。

感受到這一切的社會大眾們，開始對各項開支精打細算，要求夠用就好、要求CP值，並考慮如何集點或領取折價券。

於是美國出現了俗又大碗的好市多，日本則出現了琳瑯滿目的百圓商店。

何況在被追趕期，企業會開始搞金融、投資海外，再買買大樓或地皮，而非開創投資項目。於是房地產高漲、工作機會沒增加。

用在本地社會的資源減少，使得原先的源頭活水，逐漸變成了一攤死水。

這帶來的就是，貧富差距擴大、階級流動停滯，早在他們意識到以前，有些人就已被時代拋棄了。

這已成定局，重點只在於，誰被拋棄、如何應對。

從這角度看，缺乏專業技能的、難以實現創新的、無法適應未來變化的人群們，面對的其實是類似困境。

兩種病理，兩種診斷

當然，很多學者都觀察到，貧富差距擴大、階級流動停滯的不平等現象。

近來比較著名的一位，是法國學者皮凱提。他指出，只要資產報酬率大於薪資增幅，加上資本逐漸累積，貧富差距就是會漸漸擴大。

若要遏止它的惡化，就必須大規模徵稅與重分配，如同戰後歐美國家所進行的那樣。

所以他也特別強調，當今已開發國家的遺產稅太低，使得階級複製不斷強化。

但辜朝明有著截然不同的觀點。

他認為，戰後的歐美發達國家，之所以可以縮小貧富差距、經濟成果全民共享，是由於進入了工業成熟的黃金期，而且缺乏可追趕他們的對象，使得資本一再投入本地社會，促成正向循環。

也就是說，對於縮小貧富差距的力量，皮凱提認為是徵稅與重分配，辜朝明認為是投資與回報。

這兩個觀點天差地遠，幾乎就代表了社會主義、資本主義的對立。

根據這一點，辜朝明也特別指出，美國的貧富差距確實較大。

但在他們的頂級富豪排名裡，大多是新型企業的創始人，是引領變革性技術的人，而非繼承了傳統資本。

單看數據，這確實算是不平等；但如果考慮到，這類新創技術替整個社會帶來的影響，它其實打破了既有財富結構。

也就因為如此，對於被追趕的經濟體，必須強調產業創新，創新才能避免被趕上。

稅收、監管與教育制度，都必須有利於創新、思辨、打破框架才行。工業時代的填鴨式教育，必須被捨棄。

當一個經濟體被追趕時，新的高薪工作可能只來自新企業。如果這個經濟體因循守舊，它將被人口較年輕、薪資成本較低的新興經濟體超越。

因此，處於被追趕階段的每個經濟體都必須捫心自問，其稅收和監管制度是否能夠最大限度地提高有能力開發新產品和服務的人的生產力。

所以在我看來，兩人都關心重分配與階級流動，但方法真的差太多。

皮凱提是要求大政府來做社會福利，但辜朝明完全是企業本位的，甚至稱讚台灣先前的減免遺產稅。

或許也可以說，皮凱提認為，「資產報酬率大於薪資增幅」效應，要靠福利政策來阻止；但辜朝明的作法，是試圖透過公共投資與創新，來拉高薪資增幅。

所以他也認為，政府高負債不是太大問題，只要這些長期投資，確實能夠在未來得到回報。

（難怪日本政府的負債，已高達GDP的200%+）

辜朝明甚至用此解釋納粹興起。一戰後的威瑪共和削減開支，導致經濟停滯不前，外加恐怖通膨。

而希特勒上台後，無懼於負債，大規模投資於軍工產業，於是經濟快速復甦，並得到人民狂熱支持。

結語：如何等待回報？

根據這些歷史經驗，各國政府在面臨當今的經濟困境時，最該做的不是樽節，而是勇於負債、正確投資。

這就把問題轉移到，正確投資社會環境，再耐心等待回報。

雖然我不太肯定，這是否完全適用於台灣，但我們確實看得到一些政策影子，譬如交通建設、教育改革或文創產業。

當然，此書還有很大的篇幅，是在討論經濟的週期循環，以及相應的貨幣／財政政策。

但至少對我而言，它帶來的最大啟示，是時代餘塵落在個人身上，如何形成一座山。

是夾在愛拚與躺平之間的這個世代，如何面對黃金期的過去，理解被追趕的未來。

我無意宣揚末世論之類的東西，我認為台灣的社會環境已經還不錯，但老中青三代的體感確實不一致。

從已追上到被追趕，從被追趕到被拋棄。有人在終點笑，也有人在半路悲嘆，更有人從沒達到過起跑線。

時代大勢一去不返，想要打開命運大門的人們，或許會更艱難、沉潛時日更長。

也許重點始終是，在正確投資自己的同時，如何耐心等待回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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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學看世代變遷，之5

資料來源：辜朝明著、徐忠等譯《被追趕的經濟體》(簡中)，中信，20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