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平等專題（中）：世界的無產者，聯合起來

撰文：王宥勝

除了個體層面的不平等，人類在階級層面也充滿了不平等。造成問題的原因是什麼？有哪些因素造成了當今世界的階級矛盾？為什麼「1% v.s. 99%」的戰爭會越演越烈？在前一章中，我們將焦點集中在個體的差異上，而在這一章則會回到經典馬克思主義階級矛盾的視角來看待不平等。

關於階級與階級之間的不平等，馬克思（Karl Marx）在《資本論》裡將所有人分成兩種階級：有產階級（Bourgeoisie）和無產階級（proletariat），他認為是階級的對立帶來了不平等。關於資本家們如何壓榨無產階級，共產主義的大賢至聖先師馬克思的邏輯大概是這樣的：

總而言之，資本家們的小日子那是春風得意馬蹄疾，一日看盡長安花。資本家巡視著自己的廠房，看著工人們忙碌的像蜜蜂一般，折柳樊圃，狂夫瞿瞿，累得東倒西歪、七暈八素、寒蟬淒切，心裡一股奴役他人的幸福感便油然而生。

更幽默的是，馬克思還認為，因為工人們在獲得工資之後還必須購買生活用品以維持日常生存所需，因此，這麼一來，無產階級不但自己的「剩餘價值」（m）被資本家悄悄劫掠了，連可變資本（c）的一部分，也就是資本家發給工人的工資也會以「購買生活所需」的方式回到資本家階級手裡。搞了半天，小丑竟是我自己。無產階級在資本主義的生產模式之中承受著資本家們的層層盤剝，前面來個流星爆氣斬，後面補個閃電五連鞭，把無產階級打的毫無還手之力。

由此，馬克思的邏輯完整了。階級矛盾是來自於資本家們的超額盤剝。由於無產階級突出一個「無產」的特點，他們只能出售自己的勞動力，沒有和資本家騎兵衝鋒的本錢。因此資本家們就可以店大欺客，左手順走你的剩餘價值，右手摸走你的薪水，大肆奴役，還腆著臉說自己「養活了無數勞工」，這種制度不公平。

馬克思在《資本論》（全三卷）的第三卷裡解釋：「資本不是物，而是一定的、社會的、屬於一定歷史社會形態的生產關係，它體現在一個物上，並賦予這個物以特有的社會性質。資本不是物質的和生產出來的生產資料的總和。」（p.2125）

資本除了是C=c+v+m，資本還是一種制度，是一種生產關係。就像中華隊代表的並不只是單單一個彭政閔或是一個陳金鋒，而是一支完整的球隊。中華隊是先發九人加上板凳替補，是教練加上防護員，是領隊加上翻譯，也就是說，中華隊是一個整體，資本主義是同一個意思。

因此，在馬克思主義者看來，這個制度不單單是解決某個特定的邪惡資本家所可以改變的，唯一的解決辦法，就是暴力推翻這個體制，重新分配生產資料，把資產階級抓去吊路燈，把整個生產關係格式化，才能夠解決不平等問題。

在《列寧論馬克思主義》（2003）一書中，列寧就準確的解釋了共產主義「收歸國有」的邏輯，收歸國有的本質乃是為了消滅超額利潤：「利潤在工業的各個部門乃至整個國民經濟的各個部門中平均化的前提，是競爭的完全自由，是資本從一個部門向另一個部門流動的自由。但土地私有制造成壟斷......土地所有者作為壟斷者有可能使價格保持在平均價格之上，而這種壟斷價格就產生絕對地租。在資本主義存在的條件下，級差地租是不可能消滅的，而絕對地租卻可能消滅，例如在土地國有化的時候，在土地轉歸國家所有的時候就可能消滅。這種轉變會打破私有者的壟斷，會導致在農業中更徹底更充分地實行自由競爭。」（p.19）

將土地收歸國有，是為了不讓資本大鱷從土地身上獲得超額利潤。那麼同理可證，一切會造成超額利潤的投機工具，都不應該存在於市場中。這也是為什麼在共產主義的世界裡不應該有股票交易、房地產交易和金融衍生品交易的原因。

（思考題：有趣的是，實行社會主義的國家在取消了金融市場後，經濟表現往往一蹋糊塗。所以人類究竟應不應該為了集體的繁榮而忽略階級矛盾呢？）

馬克思在《資本論》的第三卷裡還討論了一個很有趣的現象。在書中，馬克思分析了資本主義的頑疾，也就是周而復始的經濟危機是如何產生的。根據馬克思的理論，經濟危機的本質就是「利潤率不斷降低—資本家另尋投機—市場泡沫自爆—利潤率重新回升」的有機循環。資本家的天職是剝削剩餘價值，大家八仙過海，各顯神通，在這個過程中總是會有天縱英明的資本家成長起來，變成資本巨鱷。當資本巨鱷壟斷市場之後，所有人的平均利潤率就會開始下降，逼得其他人另想方法：「因此，大量分散的小資本被迫走上冒險的道路：投機、信用欺詐、股票投機、危機。」（p.1515）經過一輪自爆後，遊戲洗牌，接著再來一次。

欸嘿，好玩的地方來了。危機發生的時候，優先倒楣的會是誰？和無產階級相比，因為資本家們可以收割剩餘價值，就算扣除一部分重新投入生產（甚至是金融投機）的收益，他們還可以儲藏一些超額利潤。這些超額利潤也就是儲蓄，面對資本家們自己親手造成的危機，他們仍然可以透過消耗儲蓄的方式勉強度過寒冬，而無產階級則沒有這麼幸運。

前面說過，傻乎乎的無產階級在積累資本這方面的速度遠遠滯後，因為他們還要拿出絕大部分的工資來購買日常所需，甚至繳房貸車貸，將收入所得吐回去給資產階級。因此在危機面前，「沒有一點點防備，也沒有一絲顧慮」的無產階級很容易就遭受999點爆擊，最終變得一無所有，環堵蕭然，不蔽風日，短褐穿結，簞瓢屢空，接著一路空空空空空下去。

而一旦喪失了所有積蓄，無產階級在與資本家的博弈當中就會進一步的落於下風。資本家可以用相對微小的代價換來他們的勞動力，這麼一來資本家的利潤空間又變大了。資本家們開足馬力，日進斗金，捉對廝殺，利潤率一飛沖天，接著經過一陣春秋戰國時期，新的贏家產生，市場趨於壟斷，利潤率再次表演自由落體，然後危機再度爆發，被蹂躪的永遠是無產階級。

在資本主義的體制之下，這種社會結構是不穩定的，因此馬克思才會斷定：人類必定會爆發革命，進而推翻這個邪惡的制度。

當然，馬克思在推理過程中也犯了不少錯誤，包括他對價值的認定（馬克思認為所有的價值都來自於勞動，並宣稱勞動是可以被客觀計算的，這種觀點很有問題），以及他過分忽視人類的自私（參考中國的人民公社運動）。

不過馬克思依然給我們留下了一份思想禮物：他用他力所能及的範圍內最嚴謹的論證方式去分析了階級之間的不平等現象。他的研究啟發了後世許許多多的學者，其中也包括鼎鼎大名的法國左派經濟學家湯瑪斯·皮凱提（Thomas Piketty）。

關於不平等，學術界還有沒有其他解釋呢？在沃爾特·沙伊德爾（Walter Scheidel）看來，不平等是人類發展的必然過程。和馬克思的大義凜然不同，沙伊德爾選擇躺平。在馬克思那裡，他認為改變生產方式就能夠緩解不平等，只要重新分配一切資源，所有人平等共享勞動產出，不平等的問題就可以被解決。

然而事情往往沒有這麼簡單。在沙伊德爾看來，生產資料的壟斷是必然的，因為人類想要在殘酷的蠻荒時代存活下來，就必須要更高效的調動資源，甚至在必要的時候無條件的臣服於一個獨裁者：「從某種程度上講，國家的形成給社會帶來陡峭且穩定的等級制度以及大量剩餘與權力和地位不平等，物質財富卻是必然增長的。即便如此，現在有一個不斷增長的共識認為，組織化的暴力是這一過程的核心......人們（習慣）臣服於獨裁的領導者且忍受不平等以便更有效地與其他群體進行競爭。」（《不平等社會：從石器時代到21世紀，人類如何應對不平等》，2019，p.40）

在「非我族類，其心必異」的愛國敘事之下，人們會選擇將外族視為生存的威脅，而非國內的統治集團。透過這種矛盾轉移，階級的矛盾被掩蓋了，無產階級成為統治階級的爪牙，協助他們向外擴張，掠奪資源，並傻乎乎的沉浸在那種虛幻的榮耀感之中，在「想像的共同體」這個華麗敘事裡逐漸遺忘了自己身上所受到的盤剝。所謂「犯我中華者，雖遠必誅」，沒人會去在意自己是如何被國內的資本家和官僚集團誅來誅去的。

翻閱歷史，情況大抵如此。屠龍的勇士們最終都會變成新的惡龍：蘇聯的官僚權貴集團，中國的紅二代與紅三代，朝鮮的金家王朝，卡斯楚家族諱莫如深的巨額財產......種種跡象都向我們表明：積累財富、壟斷資源是生物的天性。為了掩蓋這個事實，政府往往會選擇訴諸於愛國主義，培養人民的向心力，並堂而皇之的將國內矛盾解釋成一個民族生存壓力的結構化體現，我們為人民服務，我們夙夜匪懈的與境外勢力做出堅決鬥爭，因此高高在上的分（ㄌㄩㄝˋ）配（ㄉㄨㄛˊ）資源也是義不容辭、當仁不讓。

那麼造成階級矛盾的根源是什麼呢？馬克思將目光投向了「超額利潤」。在過去，超額利潤體現於地租，在當代，金融投機則成為了取得超額回報的主流方式。

當然不是所有人都認同這個觀點。如果一個人運用自己的聰明才智，在資本市場中發現了套利空間，並利用了這個投資機會，進而取得了超額報酬，請問，這麼做不公平嗎？我們應不應該否定某些人透過「努力」而獲得階層晉升的可能性？「公平」是不是代表著無論你努力做過什麼，你都不應該為了你的努力得到額外的報酬和物質獎勵？

在這其中，最具代表性的觀點是美國經濟學家格里高利·曼昆 （N. Gregory Mankiw）在《為1%辯護》（Defending the one present）裡做出的答辯（Mankiw, 2013），想法也非常「美國」。這篇文章的論點整理起來如下（Baumann, 2014）：

簡單來說，生死有命，富貴在天，聰明人理應享受更高額的回報。齊諾克（Robert Nozick）當然不會慣著這種論點。早在他1974年出版的著作《無政府、國家與烏托邦》裡就提出過「獲得正義」（Justice of Acquisition）這個概念：腦袋好不等於人品好，聰明是一種天賦，但善良是一種選擇（Nozick, 1974）。一個人有能力獲得豐厚的利潤回報，並不代表他就應該獲得這些回報。智商可以拿來行善，也可以拿來作惡。得到較高報酬的人一定為這個社會做出較高貢獻嗎？他們有沒有能力貢獻「負外部性」（negative externalities）呢？又究竟什麼是「貢獻」？

一個人的收入水平真的和一個人對這個社會的貢獻呈現正相關嗎？華爾街的金融巨頭們每天忙著買空賣空，左手CDO，右手IPO，這些金融活動對真實世界是沒有產值的。尤其是高頻交易（high-frequency trading，HFT），一群長春藤名校畢業的高材生為了發現轉瞬即逝的套利機會，瘋狂升級電腦和交易軟體，這是一場網速大戰，既不會為貧民區創造就業，也不會為實體經濟帶來發展（Lewis, 2014)。《金融正義論：金融市場與社會公平》（2021）裡一針見血的指出：「高頻交易可能導致技術投入和技術人才的軍備競賽，而這一活動並不會產生社會價值。切凱蒂和哈魯比（Cecchetti and Kharroubi, 2012）發現了一個U形關係：在一定程度上，以私人信貸與國內生產總值的關係或金融中介在總就業中的份額來衡量的金融發展是有益的，但超越臨界值時，它與總體經濟增長呈負相關。正如他們對其發現的總結：『總的來說，經驗教訓是，大型和快速增長的金融部門對其他經濟體來說可能是成本非常高昂的。它們攫取過多的核心資源並會危害經濟的總體增長』（類似的參見Arcan et al. 2012；關於普通大眾和華爾街之間限制關係的理論模型，另見Korinek and Kreamer 2014）。」（p.124）

簡單來說，就是華爾街玩華爾街的遊戲，老百姓倒老百姓的楣。華爾街這個「財富天堂」所獲取的超額利潤並沒有被轉移到「人間」。從金融的視角出發，不平等其實肇因於「財富的淤積」：除了這些千萬富豪們的奢侈品消費和房地產交易之外，普通人並沒有得到任何一點天降甘霖。資金依然留在資本自己的小圈子裡，左轉三圈，右轉三圈，這裡玩個股票回購，那裡買點違約掉期，槓桿翹得高高的，白日放歌須縱酒，夕陽簫鼓幾船歸。至於普通人？無產階級只能床頭屋漏無乾處，雨腳如麻未斷絕。

據我們所知，自宣統皇帝退位以後，鵝城一共來過五十九位縣長（X），來到這裡收割韭菜的資本家更是不計其數。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千禧年以來，90%生活在底層的世代跪族們幾乎沒有從經濟自由化的擴張中分得利益，與此相反，前10%的地主老爺們的財富卻乘坐火箭上升（Tcherneva, 2013）。玉露金風月正園，台榭早涼天。畫堂嘉會，組繡列芳筵。在2009年以來經濟復甦帶來的增長中，95%的收入被最富有的1%的人壟斷。事實上只有一小部分的幸運兒收入從經濟衰退的低谷反彈了31.4%，而絕大部分人卻還在深淵之中掙扎（Saez, 2018）。這個世界，就是絕大部分的人「四海無閑田，農夫猶餓死」，和極少數的人「樽罍溢九醞，水陸羅八珍」。狄更斯肯定會同意，這是最好的時代，也是最壞的時代。

駭人聽聞的數據還有很多：「在1977年至2014年期間，美國最富有的1%的人口的稅前收入和福利佔國民收入的比例上升了88.8%。在進行財政再分配後，該比例上升了81.4%。美國的稅收和福利政策仍無法阻止底層50%的人口占國民收入的比例從25.6%下降到19.4%。」（Shapiro, 2017）

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笙歌歸院落，燈火下樓台。我富我的貴，你跳你的樓，一別兩寬，各生歡喜。我的跑車與你無關，你的帳單也與我無關。

安瓦爾∙謝克（Anwar Shaikh）給出的數據更是叫人感時花濺淚，恨別鳥驚心：「在新自由主義時代，廉價金融成為通過房地產繁榮、出口拉動型增長、外國匯款增長等一系列與金融相關的活動擴大就業的一種方式。這場危機（2008）結束了這一切。據估計，目前世界上有近2億人沒有工作。青年失業率尤其高，2014年約有7400萬年輕人失業，失業率為12.6%，預計還會上升。這些是官方的失業率，大大低估了真實的情況，因為沒有適當地考慮到兼職和因持續失業而放棄找工作的人。糾正這一錯誤意味著真實的全球失業率接近23%。最後，在世界範圍內有將近9億工人生活在赤貧中。」（p.967）

謝克說到了重點。他提出了當今世界不平等的來源：「廉價金融」。感恩美聯儲，讚歎美聯儲，由於全世界的利率在互聯網泡沫之後迅速跌到0，借款變得輕鬆寫意，於是投資人受到這種變相鼓勵，便開始大舉借貸、狂翹槓桿。

這麼一來，就造成了一個意想不到（或者說意料之中）的結果：借貸成本下降，投資報酬率的飛升。用《21世紀資本論》的說法，則是「r>g」，其中r是資本報酬率，g是經濟成長率（Piketty, 2017）。金融投機帶來的收入，已經遠遠超過經濟的基本盤。

這件事情是好是壞呢？格里高利·曼昆很堅持他的看法。在他看來，金融投機帶來的超額回報是存在的，但同時，整個世界的經濟也受到了這場金融投機派對的拉動，因此變得更繁榮（affluence）了，資本主義何罪之有（Mankiw, 2015）？相比20世紀，21世紀初的生活更加便利。資本推動了人工智能的發展、推動了工業4.0、推動了雲計算、推動了物聯網。Amazon使得線上購物成為一種享受，YouTube讓普通人也能夠和全世界分享自己的生活，Netflix滿足了人們的娛樂需求......這個盛世，如您所願。

曼昆為資本主義辯護的邏輯是：資本家在收割超額利潤的同時，也間接的推動了整個世界的發展。但是，這些「方便」的背後是什麼？德國哲學家普雷希特（Richard David Precht）在《我們的未來：數字社會烏托邦》裡忿忿不平的反駁道：「無論在虛擬的網絡電商中還是在實體店裡，所有的價格都不再可靠。價格取決於誰來買，什麼時候來買以及買多少，這樣就可以讓顧客最大限度地花錢。智能機器運作成千上萬的數據，讓價格匹配消費者，使企業總是盈利，顧客總是吃虧。」（p.43）

富人依舊掌握了生產資料。在馬克思的時代，無產階級出賣的是自己的勞動力；而到了曼昆「寶馬雕車香滿路」的黃金時代，在Internet的佛光加持下，無產階級除了出賣自己的勞動力，還必須出賣自己的數據。科技大廠能夠追蹤我們，它們知道我們喜歡吃什麼，最常去哪裡，甚至家裡的馬桶壞掉了沒。

在這種情況之下，它們總是能夠「貼心」的為我們推薦商品，並慫恿我們消費。海量的數據成為了資本新的組成方式，我們不只向資本家貢獻了自己的c和m，我們還多貢獻了d，也就是data。資本的組成現在多了一個新要素：數據（data），因此資本的組成應該被註記為C=c+v+m+d。

廉價金融除了使得科技巨頭蓬勃發展之外，也促進了「股東價值理論」（Shareholder Value Theory, SVT）的野蠻生長。美國經濟學家、芝加哥學派掌門人之一的彌爾頓·傅利曼（Milton Friedman ）就公然宣稱：「企業存在的唯一目的就是為其股東創造價值」（Friedman, 2007）。在傅利曼這裡，價值就是利潤，也就是勃勃生機萬物競發的股價。

然而，一飛沖天的股價是否真的反映了一間公司所創造的價值？在為股東「創造價值」的同時，企業可不可以把過程中產生的負外部性轉嫁給整個社會？馬祖卡托（Mariana Mazzucato）在《增長的悖論》（2020）一書中提出的批評非常擲地有聲：「『價格等同價值』的思維方式鼓勵公司將金融市場和股東放在首位，並儘可能少地關注其他利益相關者。這忽視了價值創造的現實，即價值創造是一個集體過程。」（p.264）

「價值創造是一個集體的過程」，對經濟自由主義者而言，他們往往認為獲利是能力的展現，而對獲利背後整個社會的貢獻視而不見。就台灣而言，建商總是一個調皮的群體。他們打出來的廣告都是什麼「離某某捷運站五分鐘」、「緊鄰某某高鐵站」、「紅樹林第一排美景」.....問題是捷運站並不屬於建商，高鐵站不屬於建商，紅樹林也不屬於建商。

比利時左翼經濟學家菲利普·范·帕里斯（Philippe Van Parijs）在為「全民基本收入」辯護時，就曾經表示，我們所擁有的一切依賴於整個社會的貢獻（Van Parijs, 2017）。憑什麼在街上掃地的清潔工得到的尊重就應該比華爾街那些造成金融海嘯、造成無數普通人失去收入來源的金融家們還要少？憑什麼他們的貢獻只能夠換取微薄的薪水？要說出金融家們到底為這個世界做出了什麼貢獻，也是一件比較玄學的事情。貢獻是很難被定義的。

《皮凱蒂之後：不平等研究的新議程》（2022）一書則另闢蹊徑，從「職場裂變假說」出發來討論不平等。在全球化分工的今天，企業越來越容易將勞動要素從工資較高的地區轉移出去，將承包商當成防火牆，什麼薪資過低、什麼工時太長、什麼環境惡劣......這些問題留給業務的承包商去煩惱：「於是，大企業製造了不同承包商之間的業務競爭，通過評估它們的貢獻來支付報酬，給低效率廠商的報酬可以低於高效率廠商。借助這種方式，主導企業只需要考慮外包服務的價格表，而把勞動補償的問題留給各種服務或產品的具體供應商。實際上，主導企業把自己的僱傭活動轉移給了由小型供應商組成的網絡，由此創造了一種機制：以競爭性市場，即服務供應商組成的網絡來提供在過去（通過直接僱傭）由企業內部提供的服務。」（p.199）

什麼樣的承包商會在價格競爭中勝出呢？當然是對待勞工和環境最蠻橫無情的奸商了。為什麼社會企業責任（Coope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CSR）這麼重要，原因也在於此。雖然有像是歐盟這樣的大型玩家願意站出來制定人道規則（Bradford, 2021），但總的來說，我們的世界裡還是充滿了滿滿的剩餘價值。

階級之間平等嗎？階級之間是不平等的。盧梭在《論人類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礎》裡的批評非常的震撼人心：「不管我們如何對不平等進行定義，以下這些顯然是違背自然法則的：孩子命令老人，傻瓜領導智者，一小撮人富得冒油，而大眾則因缺乏生活必需品忍飢挨餓。」（p.75）

人生而平等，但是金融資本總是會比其他人更平等。

那麼面對金融的狂歡，或者說階級的對立，這一切還有救嗎？平等的希望在哪裡？

英國經濟史學家亞當·圖茲（J. Adam Tooze）在《崩盤：全球金融危機如何重塑世界》（2021）裡說的很誠懇：「幾十年來，對特權和權力的殘酷爭奪使得權貴人士積累了巨額財富，而不受任何嚴肅認真的再分配的影響。如果有答案的話，很顯然，答案不是技術層面的。因為這是一個具有最廣泛意義的政治問題。能與權力對抗的，只有權力。」（p.415）

圖茲說的非常好，能與權力對抗的，只有權力。

他的意思是說，一個社會必須要有完善的監督機制，才能夠防止資本過度膨脹。而這個監督機制，即是海耶克在《通往奴役之路》裡所珍視的東西：民主。

民主意即人與人之間的監督，也就是五花大綁。五花大綁的生活方式肯定很不舒服，但也唯有如此，才可以避免我們體內那些自私的基因無限擴張自己，壟斷資源，無限放大自己的生存優勢，進而侵犯他人的生存權以及尊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