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一個曾經領過三年「業務費」的乞丐（或者用某黨陳姓前黨魁的說法，「吃皇糧」），本來不太適合對最近的新聞事件有什麼看法。不過為免坐實某些人「米蟲」的指控，茲秉持良善之立意，提供某些業務成果，以供採擇。
（一）立意良善的公僕與神秘的史學方法
遍覽近日各大學歷史學系的招生廣告，除了人文素養之類的空話外，亦特別強調蒐集、鑒別資訊之類的所謂「思辨能力」。雖然古大教授偉瀛先生總喜歡強調「史無定法」，但我相信以下方法論陳述是古教授──以及現在還留在歷史學界奮鬥的研究人員（無論領的是業務費或是人事費）也不會反對的：當兩條針對同一件事情的材料有完全不同的陳述時，其中必然大有文章可作。剛看到某黨王姓黨魁的一些言論，聲稱業務費是一般公務員為推展業務所必須的費用，如果刪減了這些費用，那麼許多重要、且著有成效的工作將無法推展（原文大致如是，我找不到原文網址了，不過我可以引用三隻小豬文化創始人、前教育部部長杜正勝先生的名言：「我不會騙人」）。王黨魁的這段話描繪了一群競競業業、枵腹從公的公務員團隊，似乎「他們值得更好」。
根據某些只可意會的史學方法，王黨魁的話是可信的，而另外兩個政黨的朱黨魁和柯黨魁則是不可信的。但根據同一套史學方法，已經卸任的蔡黨魁的話也是可信的。這就發生了形式邏輯上的衝突：當蔡黨魁在不遠的之前還曾率領他的徒眾批判政府公務員都是一群每天上班看報紙、等著下班退休領18％的肥貓。這十年間，也沒有發生過慧星撞地球等重大變革，何以這些不適任肥貓一下就都變成「立意良善」的人民公僕了？
（二）立意良善的公僕與消失的差旅費
某位「賣國黨」的陳姓議員在刪減某些機關出國交流的交通費時提及，只要首腦們每坐九次商務艙後坐一次經濟艙，經費缺口就能夠補上了。當然，依據前述只可意會的史學方法，陳議員提供的這則材料肯定是不可信的。
作為一個曾經領過國際交通費的前任乞丐（或者是肥貓，我已經認同錯亂了），雖然坐的是經濟艙，但我一樣不適合對這問題有任何評論。
不過，我還記得，兩年前的那次公款出國，在目的地遇到了蔣匪廟對面的那個機關派去出差的老朋友，據他的說法，他們很多人真的是枵腹從公去的──出國是出差，不是旅遊，所以只能提前一天到達目的地進行準備工作、會議結束當晚必須立即離開。更有甚者，機票錢還要自己分擔（「中央八成」對他們而言可能真的是過度奢侈的夢想）。
從這些自費出差的優秀公務員團隊的事例可以佐證，王黨魁的話是對的。同時可以看出陳議員根本是錯的──問題不在於首腦要少坐一次商務艙，而是在那個「賣國黨」未能掌控國會的美好年代，在那個首腦可以永遠坐商務艙的美好年代，一切「立意良善」的預算編列對某些人比對其他人更良善。
（三）立意良善的公僕與愛國黨的密令
身為退休乞丐，或者退休肥貓，緬懷當年的光輝歲月似乎是這種身份的人常有的風俗習慣。我想到某位總統門生、已經過世的顧姓前閣揆，他曾經批評一位掌理過司法院的王院長（諱寵惠），讓他別把議員們想得太壞，因為議員也是人，只要你給他們面子，他們也會給你面子。政治本來就是妥協的藝術。
我又想起一位當年曾經和我一起當領取業務費的乞丐、現在某工學院擔任教授的前同事。他十分不解「賣國黨」為什麼會這麼恨「愛國黨」。其實癥結也在此。當議會由另一位王院長（諱金平）控制時，儘管「賣國黨」佔多數，但實踐起來令一向喜歡做無用研究的英國人以為「愛國黨」才是當時的執政黨。
當「賣國黨」終於在不該硬的地方硬了一回後，「愛國黨」在選舉中取得了絕對多數、蔡黨魁也因此變成蔡總統（至於在同一事件中幫助蔡黨魁打擊「賣國黨」的黃黨魁，為什麼現在也被視為是「賣國黨」的一員，則是另一個故事）。之後的八年，一切決策都與「賣國黨」絕緣。因此，當「賣國黨」重新取回議院的微弱多數時，他們不會給曾經被蔡黨魁指為「中共同路人」、但後來接過蔡黨魁的車鑰匙的賴黨魁任何面子，其實完全不難理解。
不過，根據某些史學方法，在「愛國黨」「運氣好選著總統」期間，因為他們「立意良善」，所以可以不給「賣國黨」面子；反過來，因為「賣國黨」的初衷是出賣臺灣和政治報復，所以必須要開啟大罷免時代。
結論
不管你信不信，反正我是「立意良善」地信了，啊無你係欲按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