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月三日夜晚，韓國總統尹錫悅突然宣布全國進入戒嚴狀態，聲稱要「一擧剔抉從北反國家勢力」。然而，國會議員不顧軍事管制翻越圍欄進入議會，媒體持續報導，民眾也紛紛走上街頭表達抗議。最終，一百九十名跨黨派議員一致通過解除戒嚴的決議，迫使尹錫悅在六小時後收回成命。這一事件展現了韓國公民社會和政治體制在危機中對權力擴張的迅速反應。
艾賽莫魯和羅賓遜在《自由的窄廊》一書中提到，自由的實現需要國家力量與社會力量之間的平衡。這次韓國戒嚴危機正是一個典型案例：總統試圖擴張國家權力，但社會展現出強大的動員能力，成功確保民主憲政的持續。
德國法學家施密特曾提出，現代政治概念源於神學概念的世俗化。從這個角度看，韓國展現了其政治文化的獨特混合性。作為一個歷史上的儒家國家，韓國的政治體系一度深受君臣倫理的影響。然而，在現代化過程中，基督教迅速發展，現在約有三成人口信仰基督教。基督教會在韓國的社會運動中扮演了積極角色，將大量基督教思想融入政治文化，為民主化過程提供了獨特的資源。在民主化過程中，基督教思想也為抗爭提供了正當性基礎。例如，天主教神學家金壽煥將具有神聖性的國家與作為工具的政府區分開來，賦予了反威權統治的合法性。新教神學家徐南同則主張，人民作為上帝的盟約者，擁有與上帝直接相連的內在權威，這種契約式的解釋賦予人民內在的主權力量，使之成為具有自主權的政治主體。
這種超越民族主義的神學視角賦予了韓國公民社會一種普世性的政治視野。基督教信仰強調，人民的主體性來自與普世上帝的聯結，而非依賴民族國家。即使在朝鮮半島局勢緊張的情況下，韓國公民社會仍能避免廉價民族主義的誘惑，專注於反貪腐、環境保護、社會正義等公共議題。這次對戒嚴令的抵制行動正體現了這一點：民眾關注的是捍衛民主憲政，而非被「剔抉從北勢力」的修辭引導。
反觀台灣，雖然也有普世性的思想傳統，但民主化過程卻與本土民族主義緊密結合，使得對民主憲政的理解深受認同議題的框限。甚至在這起事件中，竟有政治團體公開支持對「親中勢力」也發出戒嚴令，反映出台灣社會在某些層面仍受制於民族主義的影響。韓國的經驗提醒我們，成熟的公民社會需要超越性的普世價值作為依據，才能在強權的壓力和權力的誘惑下堅守民主憲政，避免淪為其所反對的樣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