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於屏東平原東邊的內埔鄉大和村,曾是杜君英教會的發源地。這間教會的歷史,成為台灣基督教傳播過程中的縮影,同時也反映了族群互動及自然環境對宗教發展的深刻影響。
基督教在19世紀末期開始進入台灣南部。根據《台南府城教會報》的記載,杜君英教會的歷史可追溯至1870年代初期。當時,信徒們大多在阿猴街(現今的屏東市)聚會,但由於路途遙遠且溪流阻隔,每當秋季水漲,往來極為困難。為了解決這一問題,1871年,李庥牧師在教會公會的資助下,協助建立了第一間禮拜堂。
隨著信徒數量的增長,原有的禮拜堂已無法容納更多信徒,於是於1875年建成了新的禮拜堂,耗費了450銀的公會資金與350銀的信徒捐款。最初,教會的信徒包括平埔族與客家人,其中以客家人為主的群體逐漸增長。
教會的發展得到了多位宣教師的支持,包括李庥、甘為霖、巴克禮、施大闢等人,他們的努力為教會的穩定發展奠定了基礎。根據教會的資料,當時共有68名信徒正式受洗入教,這些人中既有客家人,也有平埔族。
但隨著信徒人數增長,教會也面臨了語言與族群的衝突。客家人不熟悉福佬語(閩南語),這使得他們在禮拜時存在語言隔閡,並且提出了建議,要求另建一座禮拜堂,為族群溝通提供更好的空間。
然而,除了族群間的問題外,自然災害也對教會的發展帶來了極大的困難。1896年,杜君英地區遭遇了多次水災,導致教會的禮拜堂受損,甚至面臨倒塌的危險。更糟糕的是,由於教會建築位於低窪地區,雨季來臨時,潮濕的環境不僅影響了禮拜堂的使用,還成為了熱病的滋生地。傳道寓所也多次被溪水淹沒,傳道徐春枝一家於1893年便被迫搬離。
此外,1898年,竊賊闖入教會,損失了不少財物,這進一步加劇了教會的困境。
面對重重挑戰,杜君英教會在巴克禮牧師的建議下做出了決策,將平埔族與客家人分開,讓兩個族群各自尋找適合的場所建堂。原杜君英禮拜堂的建材被分配給平埔族,而客家人則獲得了之前捐款的一部分資金來興建內埔仔聖殿。
此舉標誌著杜君英教會的結束,並進入了歷史。隨之而來的,是中林教會與內埔教會的建立,它們繼承了杜君英教會的信仰與使命,繼續在當地傳播福音。
1898年,潘明珠牧師被任命為東港、林後、阿猴等地的牧師,並於同年5月1日為三位成人和一名小孩施洗,正式見證了杜君英教會分裂後的新階段。
杜君英教會的興衰,折射出當時台灣社會的族群互動與社會結構。在族群與語言的差異下,教會內部的矛盾逐漸顯現,最終導致了分裂。而自然災害的反覆侵襲,也讓教會不得不面對現實,進行調整與重建。
這段歷史揭示了宗教組織如何在複雜的社會、文化與自然環境中應對挑戰。杜君英教會的分裂,雖然是一次失敗的過程,但也促使了中林教會與內埔教會的誕生,顯示了宗教與族群發展密不可分的關係。
杜君英教會的歷史,不僅是宗教興衰的故事,也是一段關於族群關係與社會變遷的縮影。它的解體與重建,反映了教會如何面對外部挑戰,並調整發展方向的過程。對於研究台灣基督教發展史、族群互動與社會變遷,這段歷史無疑具有深遠的意義。
「杜君英庄」位於今屏東縣內埔鄉大和村,其名稱源自於清代台灣的民變領袖─杜君英。杜君英於1707年自廣東海陽縣移居台灣,並在內埔地區開墾土地。1721年,他與朱一貴結盟發動反清起義,攻佔府城(今台南市)。然而,杜君英與朱一貴之間因爭奪領導權而失和,最終起義失敗,杜君英被俘並處決。
起義失敗後,杜君英的舊部逃至屏東內埔鄉的番仔厝(今屏東縣內埔鄉建興村)一帶定居,並稱該地為「杜君英庄」。清廷為懲罰杜君英的反叛行為,在其活動範圍設立了「逆杜君英庄界」碑,象徵著杜君英的叛亂。隨著隘寮溪的氾濫,部分居民遷徙至今大和村一帶,並在此為杜君英立下衣冠塚,墓碑上刻有「逆杜君英庄界」字樣,並以「杜」字上方加點來象徵杜君英的悲情。
杜君英庄的名稱因此由來,代表了當時居民對杜君英的感念,即使他在清朝眼中是叛逆者,當地人卻視他為英雄。隨著時間推移,杜君英庄的名稱及其紀念活動一直流傳至今,成為當地歷史與文化的重要象徵。
此外,杜君英的故事也映射出台灣多元族群的交融。他身為閩南人,但他能流利使用客家語,與客家族群建立了勢力,並與當地的客家人、閩南人及平埔族群共同生活。這樣的族群背景,反映出他在當時族群互動中的特殊位置。
在參與朱一貴起義的過程中,杜君英與朱一貴的合作與隨後的分裂,展示了他在不同族群中的領導角色。雖然這一段歷史讓他被清廷視為叛亂者,但在客家人及當地民眾心中,杜君英卻是抗爭強權的英雄,這一形象深刻影響了後世對他的認識與崇拜。杜君英庄本身便是一個多族群融合的縮影,閩南人、客家人與平埔族群的共處,促成了該地區的文化多樣性,也使得杜君英的事蹟和形象在不同族群間產生了不同的詮釋。而在151年後,以他為名的「杜君英教會」,也背負著促使民族融合、互動的歷史定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