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日本殖民統治下的台灣，曾經出現了辜顯榮這樣的人，當時他有錢有勢，卻向日本軍國政權投誠，交換利益，反之，同個時代出現了蔣謂水和其他知識份子，儘管沒有眾多財產和權力，但也塑造了不小的影響力，當年以蔣謂水等人組成的無力者大會更是與辜顯榮為首的有力者大會形成對比。
而不管是哪個時代，總有向剝削者或威權獨裁勢力靠攏的人，也有心向民眾利益的人，而且也不只是在台灣，在東歐、烏克蘭、二戰的歐洲都有過這樣的景像，例如在俄羅斯入侵克里米亞前，早已有眾多遭到收買的當地政府官員，而在納粹德國也不乏有被收買的有錢猶太人去協助納粹殺害其他猶太人。
而台灣始終面臨外來強權的威脅和欺壓，而始終有與壓迫者有利益關係的人，也有與真正關心民眾的人，如今的台灣社會，我們也面臨同樣的困境，對外有中共的壓迫，對內有被收買的民粹勢力、學界、媒體、網紅，而與此形成對比的是始終為台灣社會默默付出的政治家、金融業者、學界、媒體、知識份子、教師、出版社乃至於各行各業，而這樣的對比更是在去年顯得更加嚴重，中共勢力的黑手疑似進入了立法院，推動一系列擴大立法權乃至侵害行政權和司法權的法案，而現在的司法權憲法法庭的防線已經岌岌可危遭遇停擺，更別說立法院始終處於空轉狀態，多數立委不願意審議重要的民生人權法案，例如社會福利、難民法、防範中共滲透的法案（如立委赴中報備）、居住權法案、處理貧富差距的法案等等都遭到漠視。而這樣的困境不只浮現在中央政府的運作，也出現在地方首長權力過大，議會監督過小的情境，導致地方首長容易罔顧民意甚至貪污，如鄭文燦、柯文哲等等，沒有貪污但卻明顯罔顧地方發展和民意的官員就有好幾位，如歷任掌握苗栗縣政府和議會的多數官員、前花蓮縣長傅崑其（更糟的是他當上了現任立法委員，而中國國民黨的立法委員幾乎被他掌控）等等，我們需要對此困境深刻反思，我們需要的是更有效的法治約束和權力制衡與監督，更有韌性的公民社會網路。其實不只在政界，乃至於企業的權力運作都有類似的弊病，如主管權力過大，員工權利過小、建商財團影響地方政府的權力過大，市民權利過小的問題都一再在台灣歷史發生問題：如過勞死、主管性侵、建商迫遷，如此龐大多重的問題顯示出台灣社會權力結構不平等和缺乏監督制衡的現象。
我們的國家社會該做的是讓良善的無力者擁有希望和權利，讓有力者的權力受到約束和監督，讓惡者受到有效公正的審判和懲處，面對當今的困境，我們要始終保持希望和信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