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普第二任上台之後,持續放出消息要跟丹麥買下格陵蘭,同時也對其他國家提出大幅調漲關稅來作為談判手段。當中還有納入加拿大成為美國一部分的論調。不論可行性與真實性,至少這些話題十足。
但在氣候政策上,其實加拿大政府的表現與美國共和黨有頗大出入,例如加拿大的淨零路徑、首創直接空氣捕捉 DAC 規範等。
但不論是推動強力政策工具的加拿大,還是轉向美國本土企業友好的川普政府;對於氣候變遷社會成本到底要由哪些族群來承擔,都將是需要持續處理的重要議題。
長期以來,碳定價一直是加拿大和美國氣候政策的重要工具,但近期的政治變化讓兩國開始重新評估這項措施。
在加拿大,自由黨領袖候選人 Chrystia Freeland 承諾取消現行的消費者碳定價制度,並透過廣泛諮詢來設計新的替代方案。而在美國,川普政府則直接將「碳社會成本」從法規中刪除,這與過去的氣候政策相比,是一項重大轉向。
這些政策變動反映出碳定價在氣候變遷應對策略中的角色,仍是各界熱議的焦點。
加拿大的碳定價制度由總理 Justin Trudeau 領導的自由黨政府於 2019 年推出,目的是為碳排放設立價格,促使企業和消費者減少對化石燃料的依賴。
最初的碳價為每公噸 CAD 20,並逐年上調,至 2024 年已達 CAD 80,預計 2030 年將攀升至 CAD 170。
各省有權制定自己的碳定價機制,但若標準未達聯邦規範,則須接受聯邦政府的「補充機制」。British Columbia 和 Quebec 早期便推動碳定價政策,但部分省份則強烈反對。Alberta、Saskatchewan 和 Ontario 曾對聯邦碳稅提出訴訟,但加拿大最高法院在 2021 年裁定,聯邦政府的碳稅政策符合憲法,維持其合法性。
然而,針對消費者碳定價的反對聲浪越來越大。批評者認為,這項政策推高了生活成本,特別是在通膨壓力加劇的情況下,民眾負擔更加沉重。對消費者來說,碳價調升意味著汽油、取暖燃料等化石燃料產品價格上漲。例如,2024 年的碳價上調預計會讓汽油每公升貴 3.3 分加幣。
Freeland 計畫廢除消費者碳定價,改採其他機制,這項變動也反映出當前的政治氣候。她強調,最大的污染企業仍必須承擔應有的成本,並考慮推動碳權市場、更嚴格的建築標準,以及提供潔淨能源獎勵等替代方案。
她的主要競爭對手 Mark Carney 也支持取消消費者碳稅,認為這項政策爭議不斷,充斥著錯誤訊息,導致社會對立。自由黨將於 3 月 9 日選出新黨魁,這可能會帶來 Canada 氣候政策的重大轉折。
美國的碳定價政策一直缺乏統一標準。與加拿大不同,美國從未實施全國性碳稅,而是由各州自行決定是否推動碳定價機制。
北美最早的碳定價機制之一是 Regional Greenhouse Gas Initiative (RGGI),該計畫於 2009 年啟動,涵蓋美國東北部的 10 個州。這項「總量管制與交易制度」(cap-and-trade system)規範電力行業的碳排放,並將所得收入投入潔淨能源計畫。
加州則在 2013 年推出了自己的「總量管制與交易制度」,也稱為「排放交易系統」(emissions trading system, ETS)。這套機制被認為是全球最完整的碳交易制度之一,其碳信用額依照四種不同類別發放。
加州調高了「總量管制與交易制度」下的碳價。2024 年初,加州碳價從 2023 年的每公噸約 $30 上漲至 $40 以上,這讓州內企業的排放成本增加,促使它們減少污染並加碼投資潔淨技術。
在聯邦層面,「碳社會成本」(social cost of carbon, SCC)的概念最早由歐巴馬引入,這項指標為碳排帶來的長期經濟損害計算金額,並作為制定環保法規的依據,例如限制工業與車輛的污染排放。
川普在第一個任期內,將 SCC 從約 $50 大幅削減至最低 $7,削弱了政府推動氣候法規的經濟論點。上任後,拜登將 SCC 調升至 $190,強化減排政策的經濟支持。
但在川普第二任期內,SCC 已被全面剔除。他簽署「釋放美國能源」(Unleashing American Energy)行政命令,解散負責 SCC 的工作小組,並指示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gency (EPA) 取消未來法規中的 SCC。這項決策顯示新政府正大幅放寬氣候政策,並向化石燃料產業釋出友善信號。
Freeland 在加拿大的氣候政策改革,以及總統川普在美國取消 SCC 的決定,標誌著北美減排策略的重大轉折。這些變動將影響企業和消費者在減碳上的參與方式。
如果加拿大取消消費者碳定價,政府將面臨如何維持減排目標的壓力。挑戰在於如何確保污染者負起責任,同時不讓家庭開銷增加。
Freeland 承諾推動住宅能源升級補助、支持再生能源發展,並加速建設更完善的電網系統,以提高能源效率。另一方面,美國的 SCC 若被全面移除,可能大幅削弱減排政策。這一指標過去是制定發電廠排放標準、燃油效率法規和清潔能源激勵措施的重要依據。沒有 SCC,政府在推動減排政策時可能會缺乏經濟上的合理性依據。
此外,若將碳排放成本從企業轉嫁給一般民眾,將可能加重美國家庭的財務負擔,例如提高保險費、增加災害復原成本,甚至導致電價上漲。
加拿大和美國在碳定價政策上一直採取不同路線,但近期發展顯示,兩國在抵制「由消費者承擔碳成本」的立場上趨於一致。Freeland 計畫取消 Canada 的消費者碳稅,而 川普則決定廢除 SCC。這些變化反映出各界對減排措施的討論正在重新調整。
然而,即使政策出現轉向,應對氣候變遷的需求仍然迫在眉睫。加拿大和美國近年都面臨不斷攀升的氣候風險,例如野火、颶風與極端高溫,不僅影響農業生產,也對基礎建設造成巨大損害。
未來的關鍵挑戰是,如何在不讓民眾負擔過重經濟壓力的前提下,確保減碳政策仍然有效。隨著政策環境的變動,未來幾個月將是決定北美氣候政策走向的關鍵時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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