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箱日記》拒當完美受害者，自揭創傷對抗惡意
《人選之人 – 造浪者》有個橋段，是公正黨發言人翁文方（謝盈萱 飾）得知黨工張亞靜（王淨 飾）遭受威脅散播私密照，翁文方提醒張亞靜接受專訪時務必聚焦在事實，不要流露過多情感，以免給輿論解讀空間，因為群眾要的是「完美受害者」。
什麼是「完美受害者」？這個詞多用於性暴力受害者，他們總被期待展示出某些刻板印象，比如態度、穿著與行為，讓大眾對他們的遭遇產生同情。
為什麼受傷了，想爭取正義還得被審視形象「完美與否」？因此伊藤詩織 — 穿著黑色套裝、語氣平穩堅定 — 選擇以「不完美的受害者」之姿自行召開記者會，向大眾述說她遭受性暴力的沉痛事實，沒想到加害者還沒受到懲戒，她卻先因「不像被害者」遭到輿論抨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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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看《黑箱日記》前，你可能會先好奇是什麼樣的勇氣，迫使伊藤詩織成為日本第一位公開自己長相和姓名，來實名控訴性侵的女性。
這是不得不的結果。
日本內閣府去年（2024）針對超過 3 萬 6 千名、16 至 29 歲的民眾進行全國調查，其中有高達 10.5% 的受訪者表示層在公共場所遭到性騷、猥褻或其他不雅行為，其中更高達 9 成是女性。
伊藤遭遇的情況，比這還要嚴峻百倍 – 十年前，26 歲的她剛從紐約大學新聞系畢業，當時日本 TBS 電視台的高層山口敬之遂以討論工作簽證為由邀她共進晚餐，沒想到這不是夢想的起點、卻是噩夢的開始 – 山口敬之對她下藥，將她帶到飯店性侵得逞。
身為已故前首相安倍晉三的御用記者，山口的惡行有國家機器幫他撐腰，政府無法有效遏止性犯罪已夠讓人無力，還成為包庇加害者的共犯結構，將讓受害人更絕望。
這一切也在伊藤詩織手握的影像與音檔裡得到證實：當刑事不予立案、檢警包庇罪犯、調查更要求受害者以人偶還原案發現場，日本文化的潛規則在女性的傷口灑鹽，求助無門的伊藤決定以記者的職業精神，思考如何透過文字與媒體的力量，去打一場勝算極低卻非贏不可的仗（這樣的理性與堅毅，在受害者身上非常難以置信）。
作為「不完美受害者」，在日本文化有多嚴重？當加害者尚未被法律制裁，伊藤先遭受輿論轟炸，她用自嘲化解創傷、反而遭受大眾誤解，除了質疑她想以此博知名度，甚至有漫畫諷刺她是陪睡上位不成才採取報復，「被強暴的女孩」遂成為標籤，貼在勇於表達自我的伊藤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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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理性與感性間擺盪的同時，伊藤透過《黑箱日記》解構這個事件發生在她身上的複雜性。
就個人來說，她既是批評者口中「被強暴的女孩」、卻也是旁觀事件的「記者伊藤」，就文化而言，片中伊藤大量流利的英文令人印象深刻，除了來自她在歐美學習的底蘊、並展現想對全世界溝通的意圖，但更重要的訊息是使用日語時，無形中也被東洋文化所框架，敬語展示的溫良恭儉讓，彷彿在起跑點就弱男性一截。
全片最震撼的一幕，是山口被宣判敗訴仍辯稱自己無罪，伊藤以記者的身份坐在席間，全神貫注地敲擊鍵盤，彷彿這一切都與她無關。以工作身份迴避創傷，她在著作也提到這份掙扎：「明明希望以新聞記者為業、以向公眾傳遞真相為生，但內心原打算給絕不可能忘卻的真相加上蓋子、封藏起來⋯」。
作為性暴力的倖存者，她選擇以報導者的身份轉移壓力，這樣解離的心理狀態也在《黑箱日記》游移於第一人稱自白和第三人稱敘事之間的視角能清楚感受。
加害者的有恃無恐，來自父權思維的荼毒。但更讓人心驚的，是這種荼毒也以不同形式存在看似無害的言談，比如調查員固然在蒐證過程給予很大幫助，但提到自己承擔的風險時，竟拜託伊藤包養、甚至趁著酒意向她求婚，無視輕浮話語可能造成的二次傷害。而飯店門房最終答應出面作證後，自以為是地補上一句「妳該慶幸那晚是我值班」，渾然不覺事發當時若是他上前制止，這一切悲劇可能就不會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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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跟好多人推薦一定要看日本的櫻花，但我發現我已經好多年沒賞櫻了...因為事發時正是春暖花開的季節，在那之後，我再也不敢賞櫻。」
《黑箱日記》最讓人心碎的，是伊藤用親身經歷揭露任何形式的暴力是如何摧毀受害者的生活。無論是加害者的外貌特徵、案發現場的環境，所有細節都可能成為 PTSD 的引爆點。
這部電影之所以有力量，不僅來自於悲傷的反芻與自我揭露的勇氣。伊藤在日本掀起 #MeToo 運動的第一波浪潮，從孤軍奮戰到贏得支持，伴隨 Gloria Gaynor 的〈I Will Survive〉，她的故事不僅是跨越十年的血淚奮鬥史，也為無數倖存者點燃希望的燈塔。
而這也讓我想起近日台灣的爭議事件。仗著權勢褻玩他人的惡意，往往源於對消費弱勢的不以為意，這樣的掠食行為之所以無往不利，其實也根源於社會的冷漠與縱容。寄望他人落實平等之前，至少先從自身做起，我想《黑箱日記》是很好的起點，所剩場次不多，但希望大家都可以去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