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片中角色、一個片外演員，她們巧合地都談著「他者的凝視」，究竟是怎麼回事?
今年前後有兩部電影(皆為聯影發行)：
<誘見巴黎最後探戈>（Being Maria, 2024），<頤和園>（Summer Palace, 2006）重映，儘管兩部片本身的主題大不相同， 卻都呈現了影像中的性愛場面對女性演員的影響。<誘見巴黎最後探戈 Being Maria, 2024>
本片重現1972年，<巴黎最後探戈 Le Dernier Tango à Paris >拍片性侵霸凌事件。
在這部片中女主角Maria Schneider有一段旁白：
大部分電影都是男導演出於男性單一視角提供給男性觀眾看的。貝托魯奇的錯誤在於他想捕捉人物更多面，所以，打個比方那些讓我羞恥的畫面，能拍出讓他滿足的畫面，他欲罷不能，對他而言，他看到的不是我，而是那個角色珍妮，除了珍妮的眼淚是從我的眼睛裡流出的。
<頤和園 Summer Palace, 2006>重映。曾經在訪談中，飾演女主角余虹的郝蕾提到：
有一段時間我會覺得<頤和園>影響著我的戀愛。我覺得我是一個幸運的人，我找了一個外行(現在的老公)，但是他挺清楚和明白的，你的職業態度是什麼。 他理解人。有很多人可能喜歡你的演技，喜歡你的長相，喜歡你的味道，等等。把你看作很多，但是唯獨沒有把你看作是一個人。他的最大的好處就是他先把你看成是一個人，這個特別重要。
她們都在重申：我，不是你觀看的那個人。這個主題，在許多哲學與社會理論中，已有深入的論述與辨析。
尚-保羅・沙特（Jean-Paul Sartre）
在《存在與虛無》中提出「他者的凝視」概念。當我們意識到被他人觀看時，會產生一種自我客體化的經驗：我們開始從他人眼中審視自己，仿佛被固定為一個「自在存在」（être-en-soi），失去了作為主體自由選擇的「自為存在」（être-pour-soi）。
這種經驗帶來羞恥感，也喚起我們對自己形象的焦慮與修正，進一步形成主體與他者之間不對等的關係。凝視不只是觀看，它是一種權力行為，將人轉化為物。
馬丁・布伯（Martin Buber）
在《我與你》（Ich und Du）中區分了兩種基本人際關係：
- 「我-你」是一種當下且真實的相遇，雙方在此關係中彼此承認對方的完整性，作為主體共在，不被預設，也不可工具化。
- 「我-它」則是一種將對方視為被利用、解釋、分類或支配的對象的關係。這是現代社會中普遍的功能性互動形式，但也可能忽略了他者作為一個「人」的存在。
這一區分提供了一個倫理視角，幫助我們思考人與人之間是否真正進入了相遇的狀態，還是僅止於使用、觀看、控制。
勞拉・穆爾維（Laura Mulvey）
於1975年提出「男性凝視」（male gaze）理論，揭示視覺文化中觀看的權力機制。她指出，許多視覺作品預設觀眾為男性，並藉由攝影機的角度、敘事視角與角色設計，將女性建構為「被觀看」的對象，而非具主體性的存在。
她進一步指出，這樣的觀看模式包含三層：創作者的凝視、角色之間的凝視、觀眾的凝視。觀看不是中立的，它總是與權力結構交織。
西蒙・波娃（Simone de Beauvoir）
在《第二性》中指出，女性在父權文化中長期被建構為「他者」：非主體、不完全、不絕對的存在。男性被視為普遍性與標準，而女性則作為其補充與對照。
這種結構性關係不僅壓抑了女性的自由與主體性，也讓許多女性在自我認同的過程中被迫從屬於他者的視角。
華特·班雅明（Walter Benjamin）
在《機械複製時代的藝術作品》中提出「靈光」（Aura）概念。他認為，在技術可以大量複製藝術品的現代社會中，作品原有的獨特性與距離感逐漸消逝。
當人、物、影像都可以被不斷複製與切割，其存在也容易被去魅、去個體化。這一理論提醒我們：當觀看成為消費與再製的工具時，「獨一性」也可能被視為無關痛癢。
這些理論勾勒出一個關於「觀看」、「關係」與「主體性」的思想脈絡。
在他者的眼光中，我們是誰？「我不是你所觀看的那個人」，正是在反抗那個被物化的、從屬的自我，並嘗試重新奪回存在的主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