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現在的台灣影視產業成熟度，加上環境限制。要像韓國那樣，大量生產批判威權時代，記念民主運動的影視作品，實有困難。不過，以類型化電影的外殼，像恐怖、驚悚、喜劇、愛情、推理......的題材，加上戒嚴白色恐怖年代的背景，將當時的權威、暴力氣氛融入，以達到控訴或思辨的效果，是較容易作到的。
近年來類似的嘗試包括電影《餘燼》，電玩《返校》和它之後的改編電影，《搜查瑠公圳》也是類似的企圖。
單純把《搜查瑠公圳》當成犯罪或推理片會覺得有趣，裡面許多情節的反轉，都有可觀之處。而電影把體制的暴力和私領域的暴力融為一體，相關的描寫，如一開始的殺戮血腥場面，背景是蔣介石的演說廣播；後段目擊證人又從蔣介石的廣播，辨識出兇手講話的口音，不自覺說出「蔣公是殺人兇手」，這是令人印象深刻的部份。此外，兇殺案不只是私人之間的恩怨情仇，而是時代悲劇，電影中也有所著墨。陸根生那樣的老兵所在多有，很多台灣人的成長記憶中，都有這樣一位「老芋仔」，他們可能是學校的師長或工友，部隊的老士官長，或者路邊拾荒的清潔工。陸根生年輕時顛沛流離，被強擄當兵後離鄉背井，來到異地台灣，好不容易成家，卻沒有得到溫暖和關愛，羞憤嫉妒之餘，痛下殺手，令人憐憫。
當時許多退伍軍人無法自由婚姻、傳宗接代；可以結婚者，尤其所謂本外省通婚，像電影中阿美和陸根生那樣的婚姻，如同某個鄰居所說的「一個蕃薯、一個芋仔」，由於貧富差距、地域觀念、家庭價值的差異，導致許多家庭悲劇。我在社工服務中，其實在許多個案都看過類似的案例，因此對於導演這樣的鋪陳，很能感同身受，這些都是電影處理得比較好的部份。
《搜查瑠公圳》不足處，還是在威權時代記憶的鋪陳。電影的核心思想是「威權體制的暴力，不僅僅是政治上，它滲透到了社會不同層面，殺人分屍案的發生，以及後面偵辦過程衍生的酷刑、栽贓、官僚卸責、輿論公審，也是體制暴力的外溢。」但真實在電影裡，卻覺得倉白無力，內容很難完全認同。
《搜查瑠公圳》要在有限的篇幅處理兩個案件，除了分屍案，還有趙志昇私下調查的軍中貪污案，最後導致情治系統的報復，感覺像是把兩部電影拼在一起，導致結構鬆散。這像是台灣電影的通病，支線過多，要處理的議題或人物關係太龐雜，導致戲劇性下降。
電影很多地方與威權時代的真實狀況，也有相當大的差異。像張秀秀那樣，父母都是被槍決政治犯，終身都會遭到特務監控，電影裡卻像如入無人之境，愛怎麼採訪、跑新聞，都不會受到阻礙和干涉。威權時代被逮捕判刑的記者是多不勝數，「瑠公圳案」之後五年就有「新生報案」，大批外省籍新聞工作者被判刑、槍決，其中包括一名女性記者沈嫄璋，在酷刑後「畏罪自殺」(張秀秀這個角色不知是否參考自沈嫄璋？)。趙子午兩度被情治單位抓走，心狠手辣的特務卻都放過一旁的張秀秀，不擔心他們將粗糙的辦案報導出去，這些特務絕對知道她的背景和身份，卻輕易的讓其離開。
趙子午這樣得罪情治單位的人，也很輕易逃脫之後，回到張秀秀住處，卻沒有任何人的監控，還可以明目張膽跑去查案。總之，威權年代的警備總部，要是那麼遜，怎麼還會人人聞之色變？
而電影最邏輯不通和背離戒嚴時代史實的，就是趙志昇的冤案。按真實的「瑠公圳分屍案」，趙志昇影射的空軍少將柳哲生確實無端被指控，但真的被逮捕偵訊的是他的司機、家僕，本人雖承受過壓力，之後也被迫提前退役，但從未被逮捕遑論刑訊逼供。
在威權時代，國民黨軍事將領被查辦，甚至槍決者也確有案例，如較早期的陳儀、吳石案，以及李友邦案，國民黨來台之後的李鴻案、段澐案，最有名的當屬孫立人案，但這些案件多屬匪諜、叛亂案件，少部份是貪污腐敗，涉及刑事案件就弄到要致之死地，實在未曾聽聞。
以威權時代的軍事政治體制，很難想像幾個情治單位的人能像逮捕普通刑事犯，把一個國民黨將軍輕而易舉帶走、刑訊逼供，趙志昇還是要當參謀總長的，難道蔣介石不會起疑嗎？就算他不在意，趙志昇這樣的將領，軍中一定有部下、隨從，甚至有人脈和派系支持，他們不會過問嗎？當時像「湖口兵變」那麼重大的事情，當事者趙志華將軍，也是在許多其他將領的求情、擔保下，坐牢十餘年之後保外就醫，沒有被槍決；「孫立人案」沸沸湯湯，連軍法判決也沒有，孫立人最後是軟禁沒坐牢，到解嚴之後平反恢復自由。涉及叛亂的案件都可能低調、淡化處理，更遑論一般民眾的刑事案件？
與趙志昇敵對者要致他於死地的動機，以威權時代的政治體制來說也很薄弱。只因為蒐集貪污證據就要搞死他，完全不考慮與趙友好的將領、政治人物可能反撲，導致嚴重的風暴和衝突。要讓那些貪污案辦不下去方法很多，找人頂罪，大事化小、小事化無，是很輕而易舉的事情，實在沒必要冒著引發政治風暴的代價，只是要搞掉一個將領。
類似《殺人回憶》、《白色緞帶》之類保守威權時代的犯罪事件電影，著重於案件偵辦過程，不會插入其他政治案件，而把威權時代的部份，巧妙的融入電影故事中，應該值得台灣電影工作者參考。而不是手法粗糙的，硬生生插入一個政治冤案，導致電影結構變得突兀又鬆散。
電影的結局似乎暗示黨國沒那麼壞，分屍案兇手終繩之以法，貪污案還是有查辦，而父子最後大和解，也暗喻台灣的「子民」最終還是要跟獨裁「父權」體制和解？所有趙志昇曾經加諸在趙子午身上的「親子暴力」都被淡忘和原諒。最明顯的是講話口音，從頭到尾都講普通華語的趙子午，甚至罵過父親來台灣十幾年不會講台語，最後也用趙志昇的華北口音對話。趙志昇畢竟也是威權體制的一部份，死前喊的還是自己的黃埔經歷，但他的軍隊也曾強征無辜平民當兵，這些通通被遺忘、淡化、原諒，連一絲譴責和反省都沒有。
看過《返校》、《餘燼》、《搜查瑠公圳》之後，不禁讓人想到，台灣拍攝這些威權時代電影的製作團隊，是否諮詢過相關歷史的專家學者，認真的去重現那個時代的氛圍，或者認真的考據歷史的細節。還是他們對威權、戒嚴時代的再現，大部份來自想像。如同《搜查瑠公圳》裡面，趙子午那些看起來像21世紀青少年的髮型和穿著，完全不像1960年代的台灣刑警；他和張秀秀的對話，很多也像極現在年輕人的語彙，卻被塞進兩個1960年代台灣人嘴裡。
如果意圖把台灣威權時代題材拍成影視作品，對那個年代的氛圍的重現和描寫，卻很粗糙和馬虎，連基本歷史事實都錯誤。這樣的發展往好處想，威權時代題材終於成為賣錢的東西了，以致於影視產業急著產出作品變現，甚至不顧品質。但真正有商業價值跟藝術成就的作品，什麼時候才能問世？恐怕還有得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