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文章旨在從文化與敘事的角度，探討日本兒童漫畫代表作《哆啦A夢》與美國漫畫《史努比》（Peanuts）如何透過不同的故事形式與價值輸出，反映出東西方在兒童向作品中所重視的核心概念與社會期望。文章將從歷史脈絡、敘事機制、角色塑造與價值傳遞等面向，依序進行論述，期望在對比中呈現兩者之間的文化差異，以及它們對不同世代讀者所產生的深遠影響。
一、歷史脈絡與創作定位
1. 《哆啦A夢》的時代背景與社會責任
《哆啦A夢》由藤子·F·不二雄（藤本弘）於1969年創作，並在1970年代開始透過雜誌與動畫大規模發行。當時的日本正處在高度經濟成長期，社會上無論是教育界、媒體界，甚至地方政府，都傾向將兒童漫畫視為寓教於樂的工具。藤子·F·不二雄雖然以「發明未來機器貓」的奇幻題材吸引眼球，實際上也承擔著向小讀者灌輸「正確價值」、「自我克制」與「社會禮儀」的使命。在這樣的文化氛圍下，《哆啦A夢》中的每一集通常都帶有一種明確的「道德課題」：若大雄心生僥倖、行為不端，就會被小叮噹的道具或周遭事件懲罰；相反地，若懂得反省與改變，就能獲得成長與救贖。這種「犯錯→警示→改正→獲得教訓」的循環，正是昭和末期兒童漫畫常見的敘事模式。
藤子·F·不二雄本人出身戰後世代，深受「戰後重建需要強調個人修養與紀律」的觀念影響。於是，《哆啦A夢》中的情節往往強調「家庭規範」與「學校秩序」，即便在描繪未來科技時，也要背負「不違背倫理」的教訓使命。大雄被父母責罵、老師責備，或甚至是處治地上人的天人（如《雲之王國》篇中），都會在故事結構中扮演「道德審判者」的角色。因此，《哆啦A夢》並非僅僅是一部娛樂作品，更肩負著向小讀者輸出「昭和式集體價值」與「行為準則」的功能。
2. 《史努比》（Peanuts）的美國文化根基
相較之下，《史努比》原名《Peanuts》，由查爾斯·M·舒茲（Charles M. Schulz）於1950年連載至2000年。它最初出現在美國各地的報紙漫畫版面，面對的讀者既包括兒童，也包羅成年人。1950年代正是戰後美國社會進入「中產階級繁榮時代」，同時也面臨冷戰陰影、社會流行文化的蛻變與媒體對個人表達的高度強調。《史努比》以極為簡潔的線條和對白，呈現盧西（Lucy）、查理布朗（Charlie Brown）、萊納斯（Linus）、莎莉（Sally）等一群小孩的日常，但其內在卻藏著成人才體會的「孤獨感」、「自我懷疑」與「對世界的不安」。舒茲不刻意傳遞明顯的教訓，而是讓角色持續在「輸贏、失敗、渴望認同」的循環中自我探索。
在美國漫畫史的脈絡裡，《史努比》可說是「報紙四格漫畫」的典範之一，它承襲並發揚了自由主義與個人主義的精神：角色可以失敗卻不被「從故事中剔除」，相反地，他們在跌倒後仍持續追逐飛走的風箏、執迷於棒球比賽，或是在郊外與史努比一同仰望星空。《史努比》所輸出的價值，不是單向的「模範行為」，而是透過「角色心境的多元可能性」與「成人視角的旁觀式嘲諷」，讓不同年齡層的讀者都能從中找到共鳴：孩子看到好笑的狗狗招牌或老師教室門擋飛雪；成年人則在查理布朗慘敗的瞬間，讀到自己也曾經歷過的失落與憂思。
二、敘事機制與角色功能的對比
1. 明確的道德教化 vs. 多重解讀的留白空間
《哆啦A夢》的道德教化：
如前所述，《哆啦A夢》選擇以「單一事件+道具失控」作為核心弧線，往往先鋪陳大雄渴望逃避家庭作業、推遲責任、惡作劇、欺負同學等行為；接著由小叮噹拿出未來道具，結果大雄因濫用道具而陷入更大的麻煩；最後，在同伴、老師或父母的提醒下，大雄認清錯誤、意識到自己的不足，並在下集回歸「乖巧」或「主動努力」的行為模式。這種敘事機制給讀者一種「對與錯十分清晰」、「道德界限一目瞭然」的感受。從小讀者的立場來看，即便不完全理解事件背後更深層的社會意義，也能透過「大雄做錯事 → 道具懲罰 → 後悔反省」的因果，建立一種「什麼行為該做、什麼行為不該做」的基礎判斷力。
《史努比》的多重留白：
反觀《史努比》，每一格漫畫往往沒有明確的「問題→解決→教訓」架構。查理布朗在和棒球隊隊友對抗中落敗，萊納斯在守著他的陪伴毯子時也可能面臨其他焦慮；露西（Lucy）對查理布朗承諾的心理諮詢（心理診所攤位）其實是在「敲詐」對方，而查理布朗始終抱著希望。這些情節讓「是否要放棄？」「該如何面對挫折？」之類的問題都沒有標準答案。讀者可能會問：查理布朗究竟該不該相信露西？他為什麼依然執著？而這種留白的設計，使得《史努比》在笑點之外，留下了大量讓不同讀者自行思考的空間——孩子可以單純被萌萌的史努比外型與對話逗笑，大人則能嗅到查理布朗內心深處的茫然與不安。這種「不給定標準答案」的敘事，正是西方文化中「鼓勵個人價值探索」的體現：你不必告訴我「該怎麼做才對」，我可以自己去體會、去判斷。
2. 角色功能分工：集體責任 vs. 個人情緒
《哆啦A夢》中角色的功能定位：
大雄往往代表「慣性自私與逃避責任的小孩」，而靜香常扮演「溫柔包容的好同學／好女孩」，胖虎則象徵「霸凌者＋自尊心過剩」，小夫是「跟風、炫耀心強的富二代小孩」，甚至連大雄的父母與老師，都某種程度上成為「道德審判者」或「教化者」。換言之，每個角色在漫畫裡都有明確的定位：承擔某種社會角色的功能，來提醒讀者「這是壞例子」、「這是好榜樣」。這種分工使得故事中，只要切換到某個熟悉配角，就能立刻知道他會激發大雄什麼樣的行為偏差，並迅速進入「道德評價機制」。角色常常是「某種意象的符號化」，而不是複雜多元的個體。即便角色行為再荒謬、再超現實（例如胖虎媽用掃把打胖虎），也始終在一種「會被明確教訓」的結構之中。
《史努比》中角色的情緒共鳴：
在《史努比》裡，查理布朗雖然常常失敗，但他保有「不放棄的精神」，甚至帶著一種「愚公移山式的希望」。露西的「諮詢攤位」既是揶揄他人，也是露西本人缺乏安全感的外顯；萊納斯守著他的陪伴毯子，既是「受限於依賴」的象徵，也代表他在人群面前自我安撫的方式；史努比不只是一隻反差萌的狗，更經常在想像自己為第一次世界大戰飛行員的角色中，把現實與幻想交疊。這些角色都沒有「絕對正確」或「絕對錯誤」的標籤，而是隨著情節變換在「內在情緒」與「外在行動」之間形成張力。讀者因此更容易與角色產生「情感共振」：你可以同情查理布朗的失敗，也可以嘲笑露西的斤斤計較，還能在史努比的飛行幻想中逃離現實。這種「角色情緒多元化」的設計，反映出西方強調「個人內心世界的獨特性」與「情緒體驗的正當性」，而非一味灌輸「應該成為什麼樣的個體／遵循什麼規範」。
三、價值傳遞的文化含義
1. 集體價值與家長／教育者的暗示
在日本社會，「家長／老師的眼光」常常被視為權威存在。《哆啦A夢》中，大雄的父母與老師始終默默監督他的行為，一旦大雄出錯就被處罰，幾乎讓觀眾感受到「如果你不按規矩做，就會被大家認為是壞孩子」。這種結構正好映照出傳統日本「集體主義」的思維：個人行為必須符合家庭與社會的期待，否則整個群體都會被牽連或產生批評。透過漫畫的影像與文字強化，讀者從小就學到「做乖孩子」、「不給大人添麻煩」的社會價值。即便是穿越到22世紀的小叮噹時空，也只是在重複相同的「人際與道德規範」。
相對而言，《史努比》中的成人幾乎「看不見」。露西賺取「五分美金」的心理諮詢攤位從未得到真正的家長反饋；查理布朗的家長更像幽靈，只在窗簾後保持沉默。這種設計塑造出一個「兒童／少年的微型社會」，所有的衝突與成長都必須在孩子之間自行解決。沒有大人干涉，讀者感受到的是「孩子能夠自己談論失敗、傷心、憂慮，也會在彼此玩笑與摩擦中找來安慰」。這種「成人缺席」的敘事，既體現了美國社會對兒童心理自主空間的尊重，也暗含「孩子本身就有處理問題的能動性」之意。如果從文化層面看，這意味著美國社會對「撫養與引導」相對更「尊重個體成長」的態度：孩子不需要被直接灌輸「什麼是對、什麼是錯」，他們能在與夥伴的互動中摸索出自己的價值觀。
2. 幽默尺度與身體／羞辱笑料
《哆啦A夢》常見的肢體羞辱、懲罰幽默：
許多橋段裡，胖虎動手毆打大雄，或媽媽以掃把教訓胖虎，會出現誇張的飛天動作；大雄被老師訓話，遭同學嘲笑、被灌水、被丟至海裡等情節。這種肢體幽默以及公開羞辱，對昭和世代的觀眾來說是一種「無害的搞笑方式」，彷彿在提醒孩子「做壞事就要付出代價」，同時藉由誇張的肢體表現達到娛樂效果。然而，對於現代讀者（尤其是經過性別意識與身體自主概念教育的世代）而言，這樣的「羞辱式幽默」往往會引發爭議——無論是肢體暴力、性別刻板（如偷看女生洗澡的橋段）、或以身體為笑點的設計，都容易被視為不尊重個人身體與尊嚴。
《史努比》中的溫和諷刺：
相比之下，《史努比》對身體與羞辱議題的處理相對克制。露西可能冷言相向或嘲笑查理布朗，但不會動手動腳；查理布朗輸球，不會被隊友打翻在地；史努比可能在狗屋上打滾，惹人發笑，但這屬於自嘲式的幽默；漫畫偶爾會觸及「被捉弄」的橋段，例如露西突然把棒球踢走，但也是一種「輕度撓癢」式的玩笑，並不涉及嚴重的身體羞辱。這反映出西方四格漫畫（尤其是報紙連載）的「家庭友善」定位：作者要在有限的格數裡達到笑果與共鳴，但必須顧及「家長可以一起閱讀」的可能性，因此避免刻意的肢體暴力或性別刻板。更進一步，《史努比》擅長將角色內心的不安、焦慮、孤獨感以輕巧卻機鋒式的對白暗示，讓成年人讀者在笑中帶淚，孩子則可能只注意到外層的趣味。這種「成人笑點」與「兒童趣味」的交疊，使得整體幽默更耐人尋味，也減少了直接的身體羞辱成分。
四、內容深度與跨齡閱讀
1. 《哆啦A夢》：兒童價值優先，成人閱讀跳脫有限
對於未經歷過日本集體教育體制或沒接受昭和式道德思維洗禮的讀者而言，《哆啦A夢》的諸多側面或許顯得中規中矩、缺乏「開放性討論空間」。例如大雄學習不力，就得被懲罰、被責備；行為偏差，就要回到「父母／老師才是權威」的系統中尋求救贖。這套機制對純粹以「兒童娛樂」觀看的年齡層非常有效：他們會很快學到「要乖乖聽話」、「要遵守規矩」。不過，若成人想探究更深的社會意涵，常會發現故事架構相對有限，因為一切的衝突與解決都要回歸到「大雄有沒有遵從社會規範」，而較少留給角色與讀者自行反思的空間。唯有在少數大長篇（如《雲之王國》或《動物行星》）中，才可能看到更宏大的議題投射，但即使在那些篇章裡，對「權力系統的批判」也往往被省略，轉化成「小孩與大人／高維文明之間的對抗」。整體而言，《哆啦A夢》的可跨齡閱讀性，仍以「兒童價值優先」為核心。
2. 《史努比》：留給各年齡層豐富詮釋空間
反觀《史努比》，它的魅力正是「簡約畫面下的多重含義」。查理布朗心裡的自我懷疑，其實在1950、60年代的美國社會已經顯得罕見：小孩子也可能面對對自我的否定、對未來的不確定感。這類議題在同代其他報紙漫畫中很少出現，因此鞏固了《史努比》在成人圈裡的經典地位。當成人讀者看到露西對查理布朗「一美元心理諮詢」的畫面，很容易聯想到「精神健康剝削」、「權力與弱勢的對峙」；而孩子則更注意到孩子們打棒球、放風箏的具體行動。
另外，《史努比》長期連載五十年，漫畫中許多情節都是連續式的暗線：如萊納斯抱著毯子的執念，到最後有了弟妹；史努比飆車幻想的「飛行王牌」到與糊塗塌客（Woodstock）這個小鳥朋友的互動；謝勒德（Schroeder）彈奏鋼琴的那組畫面常融入海頓或貝多芬的作品，讓小讀者對音樂產生好奇，成年人則懷念往昔。這種跨時間、跨年齡的「暗線鋪陳」使得任何一次重讀，都能有新發現：孩子在小學階段可能只覺得好笑，重讀到大學或成家後，則可能看到更深層的「情感投射」。相對於《哆啦A夢》的「固定單元→教訓結尾」結構，《史努比》以「日常與夢想並行，無必然解答」的方式，成為了文化符號般的跨齡文本。
五、文化價值的符號意義與社會影響
1. 日本文化中的「和」「禮」「義」與集體期許
《哆啦A夢》所輸出的價值往往延續自以下文化底蘊：
- 「和」的精神：故事裡伴隨著大雄與小伙伴之間的群體互動，透過「大家一起」的情景，建立起一種「只要彼此合作，就能克服困難」的正面訊息。但合作的前提是「必須先遵守規則」，否則就要被懲罰。
- 「禮」的呈現：無論是對父母、師長或同儕，《哆啦A夢》中的角色常常會在受到教訓後表現出「反省道歉」，具體呈現出日本社會對「禮貌與致歉文化」的重視。
- 「義」的隱含：當同伴（如胖虎或小夫）陷入麻煩，儘管大雄多半先是被霸凌，但最後往往還是會和同伴一同面對困境，暗含即便是被欺負，也要守護友情的「義」——只是這樣的「義」仍要符合道德底線，不會走到「為朋友犯法」的地步。
這些價值對日本的兒童社會化而言，是「必須被內化」的集體意識。《哆啦A夢》的普及程度，使得其價值觀幾乎成為每個成長世代的共同記憶：從體驗「做壞事會被懲罰」到學會「為他人著想、遵守規範」，融入了家庭教育與學校教學的延續。
2. 美國文化中「個人主義」「幽默自嘲」與心理寄託
《史努比》所輸出的價值則更顯著地體現出以下特色：
- 「個人主義」的展現：每個角色都在思考自己想成為什麼樣的人。例如萊納斯對毯子的依賴，從一開始是「逃避不安」，到後來能放下毯子迎接新生活，正呼應了美國文化中「個人成長」的意涵；查理布朗即使失敗，仍不放棄挑戰，反映了典型的「絕不妥協、持續奮鬥」的文化內核。
- 「幽默自嘲」的態度：露西對查理布朗的嘲弄，史努比搶走棒球、追逐風箏，都帶有一種「Schadenfreude」（對他人不幸的輕微幸災樂禍）的幽默，但並不至於「惡毒」。在這種平衡中，讀者可以體會到「生活總有不順，但我們可以自我解嘲、繼續向前」的正面訊息。
- 「心理寄託」的現實投射：由於《史努比》的讀者群不只限於兒童，成年人也同樣能在這些漫畫中找到慰藉：或是看到自己曾經對大人畏懼，或是對自我能力質疑；這種「漫畫即心靈投射鏡子」的功能，使得《史努比》不僅是娛樂，還成為一種「伴隨成長的文化符號」，提醒人們即使在成功或失敗之後，都要持續保有「笑看人生」的態度。
六、結語：東西方兒童漫畫價值觀的互補與反思
透過以上比較，我們可以看到，《哆啦A夢》與《史努比》在如何向兒童讀者傳遞價值、塑造角色，以及對幽默尺度與社會氛圍的取捨，都深深根植於其所處的文化脈絡：
- 目標讀者與社會期待
- 《哆啦A夢》面向的是「學生群體＋家長／教育者」的複合讀者結構，必須兼顧「知識教育」與「公民規範教化」的責任。
- 《史努比》則從一開始就意識到報紙漫畫的讀者橫跨兒童與成年人，因此更傾向以「多層次意涵」來吸引各年齡層，並在表面幽默與底層情感之間取得平衡。
- 敘事設計與價值傳遞方式
- 《哆啦A夢》採取「單一事件+明確評價+教訓結尾」的結構，強調「錯→懲→正」的因果教育；
- 《史努比》則使用「日常切片+角色心境暗示+開放式結尾」，同時透過留白與角色對話，讓讀者自行思考「何為正確」。
- 文化符號意義與世代共鳴
- 《哆啦A夢》在日本長期扮演「國民級教材」、「文化遺產」的角色，其價值觀帶有濃厚的昭和色彩，也包含了對「集體主義」、「家庭倫理」的向度；
- 《史努比》則成為美國社會數十年來對「個人主義」、「自我探索」的縮影，讀者在故事中既能看到童年的歡笑，也能感受到成年後的惆悵。
然而，隨著時代演進，兩者也都在努力嘗試突破原有框架：例如新版的《哆啦A夢》在一些細節上減弱了暴力幽默，改以更溫和的方式呈現教訓；而近年出版的《Peanuts》選集，也標註出較敏感的性別與族裔話題，並透過附錄或註解補充時代背景。這顯示出，無論東西方兒童漫畫，只要承載著文化期望與教育使命，在新的社會脈絡中都必須重新檢視其價值輸出的「最新意義」。
最後，值得提問的是：在全球化與跨文化交流日益頻繁的今天，我們是否能同時保有《哆啦A夢》式的「集體責任感」與《史努比》式的「個體獨立思考」？或許，真正的進步並非單向地取捨，而是學會兼容並蓄——既不放棄對他人與社會的責任，也不妄自尊大地否定自我情感的正當性。當孩子在閱讀《哆啦A夢》習得「遵守規範」的道理時，也能在欣賞《史努比》的同時，感到「勇敢做自己、允許失敗」的寬容。唯有如此，東西方兒童漫畫的價值觀才能在新世代中綻放出更豐富、且更具包容性的光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