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天很冷。
縱天滿上一杯kefir奶，坐在窗邊。報紙攤開，風將一角輕輕掀起。
頭版新聞寫著某位知名主持人遭全面封殺。他看著那張熟悉的臉，不發一語。字體很黑，像是印刷機也知道了憤怒。
他記得幾個月前，這張臉也上過新聞。那時說的是另一回事，是情感風波，是婚外的手勢，是記者在車外的快門聲。人們議論過幾天，然後節目照播，票房照賣。
現在不同了。
「暴力。」報紙這樣寫。
他想起那句老話——“犯錯的是人，懲罰的是社會選擇的容忍程度。”
他不覺得那人是好人。也不特別覺得他壞。
他只是不明白——
為什麼昨天的錯能被包裝為「自由的選擇」，今天的錯卻成了「不能原諒的背叛」？
他看了看窗外，雪落得不大，一層薄白。
咖啡冷了。他沒喝。只是坐著，想著那些輿論口中的界線。什麼是私人？什麼是專業？什麼又是不能觸碰的底線？
他忽然想起曾經在某場演講上聽到的句子：
「我們歌頌才華，是因為它讓我們暫時忘記自己的空洞；我們捍衛自由，是因為我們害怕被人指出那自由其實是偏見包裝的特權。」
他沒說出來。他只是摺起報紙，把它放進回收桶裡。
午後，他走到街上。天色灰沉。他低頭走過幾個行人，沒人談論那條新聞了。人們總是很快忘記昨天的震怒。
只剩風在耳邊說著些聽不清楚的話。像是責問，也像是嘲弄。
他沒有回答。
因為這些問題，從來沒有人真的想聽答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