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析人工智能在以色列对巴勒斯坦人实施的种族灭绝行动中的作用
作者：安伯·拉赫曼（Amber Rahman）
翻译：James X
以色列在其对加沙地带实施的种族灭绝行动中，利用人工智能技术杀害巴勒斯坦人，并为此雇佣了以色列和美国的技术公司。然而，在被占领的巴勒斯坦地区，这一时刻是长期存在的监控实践的发展结果。
人工智能被广泛定义为能够执行通常需要人类智能的任务的机器。它可以更快地做出决策，算法可以比人类更快地分析监控数据。《巴勒斯坦实验室》（The Palestine Laboratory）一书的作者安东尼·洛文斯坦（Antony Lowenstein）在6月初举行的年度巴勒斯坦数位行动论坛上表示：“我担心未来一切罪责都被推到人工智能头上——‘不是我们做的，是机器。’不……机器本身并未做出按下按钮轰炸房屋的决定。这是人类做出的决定。这是以色列人的决定。”
加沙
关于以色列占领军在针对加沙的种族灭绝行动中开发并正在使用的三种人工智能数据处理系统——“薰衣草”（Lavender）、“福音”（Gospel）和“爸爸在哪儿”（Where's Daddy）的报告引起了广泛关注，促使记者们将加沙称为“首个由人工智能驱动的种族灭绝现场”。据报道，在2021年以色列对加沙为期11天的袭击中首次使用了人工智能技术。在当前的种族灭绝行动中，人工智能技术首次被用于以史无前例的规模和速度杀害巴勒斯坦人。这三个已知的系统基于以色列占领军多年来在加沙收集的巴勒斯坦人监控记录，识别空袭“目标”。这些记录是在种族主义框架下收集的，旨在监控以色列占领军认定的对以色列政权构成“威胁”的对象。“福音”系统“推荐”轰炸哪些建筑物和结构，而“薰衣草”和“爸爸在哪里”系统“推荐”杀害哪些特定人员并追踪其位置，以确定空袭时机。这些“推荐”几乎未经审查即被以色列军方批准，用于对人口稠密的城市居民区实施空袭。几名以色列情报人员向《+972》杂志透露，他们仅需20秒即可“个人审核”并批准空袭建议，这段时间仅用于确认“目标”是否为男性——目前尚不清楚这种审核是否为实际的政策要求。然而，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8月份发布声明指出，加沙的遇害者中绝大多数为妇女和儿童。
以色列并非试图对特定性别或年龄的群体进行种族清洗：它的目标是所有巴勒斯坦人。围绕这些人工智能驱动的军事技术的功能性和“精准度”的虚假叙述与正当化的修辞，旨在安抚并“震撼”支持殖民主义的西方世界。这一点在以色列通过寻呼机发动的恐怖袭击中显而易见：袭击在黎巴嫩造成数千人受伤、失明或死亡，而西方主流媒体的无数记者却对以色列的“技术优势”大加赞赏。
这些人工智能系统大规模收集、搜索和处理现有以色列对巴勒斯坦人进行监视所获取的数据。谷歌照片的面部识别、WhatsApp群组成员身份、社交媒体联系、电话联系人及手机信息等数据均被人工智能系统分析，以创建杀戮名单。随后，以色列士兵选择批准该名单，对整个家庭和社区实施轰炸。他们以远超以往的速度反复实施这一过程。由于武器技术的发展，这些工具被宣称具有极高的“精准度”，即以色列占领军确切知道他们指定杀害的对象。然而，在实际操作中，他们故意将巴勒斯坦人民作为整体目标进行大规模屠杀。人工智能系统可以比人类更快地生成目标，而以色列军队拥有大量弹药（主要由美国提供），因此在加沙对巴勒斯坦人发动了一连串的杀戮。以色列军队可以精确选择要杀害的对象，他们也很清楚整个街区将被夷为平地。
多年来，以色列一直控制着加沙地带（以及整个被占领的巴勒斯坦）巴勒斯坦人使用的电信基础设施，包括电话线、移动通信和互联网。巴勒斯坦媒介研究学者赫尔加·塔维尔-苏里（Helga Tawil-Souri）将这种控制称为“数位占领”，因为巴勒斯坦的电信通信被以色列监视、减速并切断，其目的是实现殖民和种族灭绝的目标。截至2021年，以色列情报机构8200部队的一名情报人员向《中东之眼》透露，以色列能够监听西岸和加沙地区的所有电话通话。这些信息很可能被用于加沙种族灭绝行动中人工智能驱动的杀人机器。
据匿名以色列情报人员向《+972》杂志透露，“没有任何事情是偶然的……我们清楚每户家庭的附带损害程度。” 以色列监控系统会评估并计算为刺杀一名涉嫌哈马斯或杰哈德成员而需要杀害的平民数量，然后批准空袭“目标”。一名以色列士兵告诉《+972》杂志：“以军毫不犹豫地用空袭轰炸他们的住宅，这是首选方案。轰炸一个家庭的住宅要容易得多。系统就是为在这种情况下寻找他们而设计的。” 人工智能与监控研究学者索菲亚·古德弗兰德（Sophia Goodfriend）在《+972》杂志中强调了以色列对这些决策的责任，她写道：“以色列在当前对加沙的战争中并未依赖完全自主的武器；而是情报单位利用人工智能驱动的目标系统，根据平民与武装组织关联的可能性对平民和民用基础设施进行排名。这极大地加速并扩大了军队选择杀害对象的过程，一天内产生的目标数量超过人类人员在一年内能产生的数量。”在描述“爸爸在哪儿”这个人工智能系统时，一名匿名消息人士告诉《+972》杂志：“你把数百人输入系统，然后等待看能杀谁。”
亚马逊网络服务（AWS）已被确认为向以色列政府提供云服务和服务器，用于存储加沙地带巴勒斯坦人的大量监控数据。这些监控数据是上述人工智能‘杀人推荐’系统的输入数据。亚马逊和谷歌于2021年4月与以色列政府签署了一份价值12亿美元的“雨云项目”（Project Nimbus）云技术合同，该合同正被用于加沙正在进行的种族灭绝行动之中。通过雨云合同从这些公司购买的数据存储和人工智能服务出现了显著增长。一名以色列军事指挥官于2024年7月公开透露，军方正利用亚马逊、谷歌和微软等公司的民用云基础设施，以扩大在加沙的种族灭绝军事能力。据《国家》杂志报道，美国数据挖掘公司帕兰提尔（Palantir）也被用于操作以色列占领军的人工智能系统。2024年1月，该公司与以色列政权签署了一项新的“战略伙伴关系”，为其提供人工智能系统，用于处理对巴勒斯坦人的监视数据并将其作为当前“与战争相关的任务”的目标，这无疑包括加沙的种族灭绝军事行动。今年1月，帕兰提尔董事会还在以色列举行了今年首次会议，该公司联合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亚历克斯·卡佩（Alex Karpe）在以色列国防部总部直接签署了更新后的协议。帕兰提尔是一家与美国“反恐”、执法和军事行动有着深厚联系的美国公司。其首席执行官自豪地宣称：“我们在以色列非常有名。以色列欣赏我们的产品……我是极少数公开支持以色列的首席执行官之一。”
监控并非新事
监控这个随着上述数位化表现形式进入公众词汇的术语，并非新鲜事物。它是一个旨在监视、控制和剥夺人们权利的系统——无论它是否使用数位技术。在巴勒斯坦遭受英国占领（大灾难之前）以及随后的以色列占领期间，巴勒斯坦人承受了通过强制身份证、人口登记、检查站、宵禁、瞭望塔、人造边界、监禁、围墙等手段实施的“低科技”监控。
监控的根源在于殖民主义：在全球范围内，被殖民者对以控制和剥夺为目标的监控再熟悉不过了，许多生物识别监控实践就是在殖民背景下发展并被采用的。正如巴勒斯坦学者法耶兹·赛耶赫（Fayez Saygeh）在1965年写道：“对于犹太复国主义定居者国家而言，它的‘存在’就是为了‘领土扩张’做准备并为此奋斗。”这种监控技术既用于压迫巴勒斯坦人，又扩大了巴勒斯坦监控研究专家埃利亚·祖雷克（Elia Zureik）所称的“以色列的凝视”对巴勒斯坦生活的监控范围。监控绝非仅仅是“观察”：它是一种工具，用于实现对运动的控制、物理暴力、强制迁移和种族灭绝。祖雷克强调，监控是权力工具，与“他者化”过程紧密相连，即殖民者通过贬低和污名化被殖民者的身份来确立自身认同。巴勒斯坦人被设计成始终处于被监视的状态，这正是犹太复国主义定居殖民主义的工具。这是一种种族化现象，意味着巴勒斯坦人被赋予了低于以色列定居者的种族身份，而以色列定居者则通过监视实践来压迫和殖民他们。
当今的高科技人工智能监视体系实现了相同的目标，但通过更不公正地收集数据以及借助人工智能工具以更快的速度对更多巴勒斯坦人实施暴力，其技术能力得到了进一步的增强。当今的监控依赖于“大数据”生态系统，即通过收集大量关于被占领巴勒斯坦人的信息，以实现种族灭绝的殖民目标。这些庞大的人工智能驱动数据处理系统，如“薰衣草”，正是当今“大数据”时代的直接反映。政府借助私营科技公司，试图尽可能多地提取和搜集关于某一群体的大量数据，以实现对其压迫。巴勒斯坦监控研究学者米拉·亚辛（Mira Yaseen）将大数据范式与殖民历史联系起来。她告诉《巴勒斯坦广场》（Palestine Square）：“监控研究往往忽视监控的殖民根源，而当它们承认这些根源时，似乎并未给予大数据范式足够关注，而大数据范式正在重构当今的监控体系。” 她指出，以色列政权正“越来越多地将本土开发的大数据技术融入人口管理”，这一点在被占领的巴勒斯坦地区广泛使用的‘薰衣草’、‘爸爸在哪儿’、‘福音’等人工智能技术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凭借对海量监控数据的无限访问权限，以及迅速扩展的分析能力，以色列在巴勒斯坦实施种族灭绝和强制驱逐的能力前所未有，而我们正在加沙目睹这一现实。
在巴勒斯坦数位活动论坛上，学者马特·马哈茂迪（Matt Mahmoudi）在题为《战争中的人工智能：加沙、自动化战争、监控与叙事之战》的讨论会中，讨论了巴勒斯坦人在加沙萨拉赫·阿勒丁路（Salah Al-Din Road）沿线的检查站，如何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以色列军队使用人脸识别技术监控。这条道路在种族灭绝行动初期被以色列占领军指定为“安全通道”，允许巴勒斯坦人携带所有随身物品通行，有时甚至赤脚前行，沿途遍布遇难者遗体，这是从加沙北部向南部实施强制驱逐的一部分。该面部识别技术由臭名昭著的以色列网络情报部门8200部队研发，部分通过以色列私营公司Corsight及美国公司Alphabet（通过谷歌照片）的技术运行。这些工具可分析模糊照片和拥挤空间中的面部特征。被该技术“识别”并被指定为哈马斯武装分子的流离失所的巴勒斯坦男人和少年，随后被以色列人绑架并关押在加沙地带和内盖夫（Al-Naqab）沙漠的秘密地点，遭受包括性暴力、医学酷刑和谋杀在内的骇人听闻的虐待。
在这种殖民背景下，实验性武器测试泛滥成灾。许多以色列监控技术首先在加沙和约旦河西岸地区使用，以色列的军事统治以及对巴勒斯坦人生命的种族灭绝式漠视，使私营公司能够通过与以色列占领军的合同，对产品进行原型设计和优化，随后再出口到国外。巴勒斯坦法律学者萨梅拉·埃斯梅尔（Samera Esmeir）评论了2012年以色列对加沙为期八天的致命袭击，此次袭击造成超过165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其中包括42名儿童，同时使自2006年起实施的封锁更加严厉。她写道：“加沙被转变为该地区殖民和帝国霸权的实验室，这一过程是在以色列完成的。”此次袭击是美国提供的“铁穹”反导技术的使用首次被记录在案。埃利亚·祖雷克对巴勒斯坦人遭监视的实验性性质进行了深入分析，他借鉴了艾梅·塞泽尔（Aimé Césaire）的“回旋镖效应”概念，指出：“技术与监视策略在不同的殖民空间之间传播。那些用于监控被视为威胁国家安全的边缘和少数群体的监视方法，最终会被扩展至多数群体，而那些在殖民地开发的监视技术也会反向流回母国。”我们可以在殖民监视工具如以色列NSO集团开发的间谍软件“飞马”（Pegasus）中看到这一点，该工具现已被全球用于以黑客手段攻击记者、人权捍卫者和活动人士。
约旦河西岸
在被占领的西岸城市希伯伦（al-Khalil），以色列定居者已占领该市部分地区——尤其是老城区及其周边地区，这些地区完全处于以色列军事管制之下。对巴勒斯坦人的监控已实现人工智能化。配备人脸识别技术的闭路电视摄像头对准希伯伦巴勒斯坦人的住宅，部分摄像头被强行安装在巴勒斯坦人住宅的屋顶上。这些人工智能技术扩大了现有监控基础设施的覆盖范围和暴力程度，包括以色列检查站、瞭望塔、身份证件和通行证，以及隔离的道路。
据《华盛顿邮报》报道，2020年，以色列军方推出了一项新的监控计划，指示并激励以色列士兵在被占领的希伯伦地区尽可能多地拍摄巴勒斯坦人的图像，以构建一个巴勒斯坦人数据库，一名前士兵称之为“巴勒斯坦人的脸书”。该监控计划使用一种名为“蓝狼”的军用智能手机技术，拍摄的照片会被与图像数据库进行匹配。该应用程序会根据颜色（红色、黄色或绿色）指示士兵是否允许通行、拘留或立即逮捕，这使以色列士兵得以肆意恐吓巴勒斯坦人。据报道，“蓝狼”是更大规模的军事数据库“狼群”的智能手机兼容版本，该数据库存储了西岸地区所有巴勒斯坦人的图像、家庭背景、安全评级、车牌信息、许可信息及教育背景。这些军事工具的目的是收集和管理西岸每一名巴勒斯坦人的信息，以维持和扩大以色列的定居殖民控制。
2023年，大赦国际发布了一份题为《自动化种族隔离》的报告，进一步揭露了这些人工智能技术，并记录了在希伯伦和耶路撒冷使用的名为“红狼”的监控技术。据称该技术与“蓝狼”和“狼群”系统相关联。“红狼”系统在被占领的希伯伦的以色列占领军检查站运行，利用人脸识别技术扫描并记录巴勒斯坦人的面部特征，将其纳入庞大的监控数据库，而巴勒斯坦人对此毫不知情且此举未获得他们的同意。与“蓝狼”智能手机应用程序不同，这一过程无需人工干预。“红狼”系统采用人脸识别机制，部署于军事检查站；巴勒斯坦人在过境时，其面部信息会被自动记录。与以色列国防军士兵手动拍照并比对数据库的做法不同，此举无需巴勒斯坦人的知情或同意。该程序用于决定是否拒绝巴勒斯坦人通行或在检查站拘留巴勒斯坦人。学者如蕾玛·哈米米（Rema Hammami）博士已撰写大量文章，阐述以色列检查站——作为控制巴勒斯坦人在被占领的巴勒斯坦地区流动的设施，如何作为“定居者殖民技术”运作，以实现“对原住民的生命政治管理，其根本驱动力是灭绝的死亡政治逻辑”。
在被占领的耶路撒冷，人工智能驱动的监控无处不在。大赦国际记录了数千个在老城使用的闭路电视摄像头，这些摄像头是名为“Mabat 2000”的视频监控系统的一部分，该系统由以色列占领军控制，配备人脸识别技术，并在被占领的东耶路撒冷运行。该系统于2000年启动，并在2018年升级以包含生物识别监控功能，如物体和人脸识别。大赦国际组织发现在被占领的东耶路撒冷地区，每五米就有一个闭路电视摄像头。欧洲-地中海人权观察（Euro-Med Monitor）的报告指出，闭路电视摄像头覆盖了该地区95%的区域。在谢赫贾拉（Sheikh Jarrah）和西尔万（Silwan）等社区，过去三年间闭路电视摄像头的数量迅速增加。以色列政府正试图强行把巴勒斯坦人逐出家园，以便定居者接管其财产。2021年，巴勒斯坦数位权利组织7amleh发布的一份报告包含了对被占领耶路撒冷的巴勒斯坦人的采访，记录了他们普遍感到即使在家中也始终处于监控之下的情绪。他们报告称，此类监控不仅通过闭路电视摄像头进行，还通过以色列占领军的社交媒体监控实现，特别是2015年成立的以色列网络单位。该单位与社交媒体公司合作删除巴勒斯坦内容。
2021年，西尔万的一名巴勒斯坦年轻人告诉7amleh，除了物理封锁和监控外，“我们这里还处于电子封锁状态。” 随着加沙正在进行的种族灭绝，这种电子围困进一步加剧，导致在被占领的巴勒斯坦各地因在社交媒体上发布关于种族灭绝的帖子而被逮捕的巴勒斯坦人数量激增。由人工智能驱动的自动化内容审核算法在全球范围内不成比例地删除巴勒斯坦内容，这些算法被吉莉安·约克（Jillian York）在2024年6月初由7amleh主办的PDAF会议上称为“黑箱”。巴勒斯坦数位权利专家莫娜·什塔亚（Mona Shtaya）的记录显示，在加沙持续进行的种族灭绝期间，Meta“积极压制旨在记录巴勒斯坦人权侵犯行为的巴勒斯坦内容，例如与阿赫利阿拉伯医院（al-Ahli Arab Hospital）轰炸事件相关的录音证据”，并以严重且不成比例的方式对巴勒斯坦相关内容实施影子禁令。
内容生成型的人工智能——一种利用训练数据生成图像、文本、对话等输出内容的快速新兴技术，也对巴勒斯坦内容表现出歧视性。在PDAF题为《内容生成型人工智能：对巴勒斯坦人和边缘化群体的去人性化与偏见》的论坛中，莫娜·什塔亚分享称，聊天机器人（如ChatGPT或WhatsApp人工智能生成的贴图）生成的内容通过传播关于巴勒斯坦人的负面信息操纵公众舆论，助长了有利种族灭绝的假信息运动。什塔亚强调，“社交媒体和科技平台并未投入足够资源来对抗虚假信息……以限制或禁止内容生成型人工智能内容造成的科技危害。”
沙赫德·卡纳姆（Shahd Qannam）和贾马尔·阿布·艾谢赫（Jamal Abu Eisheh）在《耶路撒冷季刊》中撰文指出，以色列对耶路撒冷巴勒斯坦人的监控是实现定居殖民主义在整个耶路撒冷以及被殖民的巴勒斯坦地区消除巴勒斯坦人的愿景的关键。他们写道：“数位和线上领域已成为灭绝性定居殖民逻辑与原住民抵抗灭绝之间斗争的战场。毕竟，‘领土’是定居殖民主义的核心，而数位空间作为一种领土，其支配实践至关重要。”通过消除巴勒斯坦人在网络空间中的声音，以色列旨在彻底消除巴勒斯坦人。以色列公司甚至开发了一种算法，被以色列占领军用于根据巴勒斯坦人在脸书上的帖子进行监控和拘留。这是一个预测性算法，意味着它会搜索那些被认为“煽动暴力”的帖子，其中包括含有烈士或被监禁的巴勒斯坦人照片的内容。
卡纳姆和阿布·艾谢赫还讨论了以色列于2009年推出的“以色列生物识别项目”，该项目要求居民（包括被占领的耶路撒冷的巴勒斯坦居民）使用数位身份证创建包含生物识别信息的数据库。这些数位身份证必须定期更新，并由以色列内政部签发，若被撤销将意味着巴勒斯坦人在耶路撒冷的居住权被剥夺。大规模数据收集是一种监控和控制手段，被用于加剧对巴勒斯坦人的定居殖民灭绝行动。
致命的技术交易
由美国制造的人工智能驱动的枪声探测系统ShotSpotter——一种“精准执法技术”，于2021年与以色列警方签订合约，揭露了跨国殖民势力自动化压迫的意图。该系统旨在扩大对巴勒斯坦人的监控范围，从陆地到天空，强化监禁式殖民控制。这一工具最初用于监视和控制非裔美国人，也被视为压迫巴勒斯坦人的有用工具。ShotSpotter于2021年12月16日发布的关于该合同的新闻稿中，ShotSpotter总裁兼首席执行官拉尔夫·A·克拉克（Ralph A. Clark）表示：“ShotSpotter很高兴与Airobotics合作开发新市场，并帮助以色列执法部门更快速、更精准地应对枪击事件，”
在这一高度军事化的背景下，通过与Airobotics公司合作，将无人机用于为“正在赶往枪声发生地的第一时间响应者提供关键的可视信息”的举措值得关注，因为这进一步加强了可视化监控和空间的武器化。
以色列政权是全球首个允许大型无人机在民用空域飞行的国家。这一举措于2022年获以色列交通部批准，当时由以色列武器制造商埃尔比特系统（Elbit Systems）研发的无人机获准在民用空域飞行。此举凸显了以色列定居殖民社会极度军事化和猜疑的本质。Airobotics自称是全球首家开发出无需人类飞行员或人工监督的“无人遥控的无人机方案”的公司，这一技术在被占领的巴勒斯坦地区尤为有用。
ShotSpotter计划部署在“以色列城市地区”，这一模糊表述为以色列在被占领的西岸巴勒斯坦社区废墟上持续殖民和扩建定居点的行为提供了正常化依据。目前尚无公开信息显示ShotSpotter具体部署在哪些城市。
以色列殖民经济与人工智能的暴力紧密相连
种族与技术研究学者鲁哈·本杰明（Ruha Benjamin）指出，对种族化和被殖民化群体的压迫为技术创新提供了条件。加沙自2006年起处于完全封锁状态，这片25英里长的地带已变成集中营。约旦河西岸地区长期处于军事占领之下，过去一年中，对被占领巴勒斯坦人的监视、控制和有系统的杀戮行为显著增加。与此同时，截至2016年，以色列拥有的监控公司数量位居世界第一，超过27家，其中包括臭名昭著的NSO集团，该集团开发了入侵性极强的“飞马”软件，截至2014年已出口了超过60亿美元的产品和服务。
由于以色列是一个高度军事化的定居殖民政权，监控是国家和私营部门的关键投资领域。与许多国家不同，以色列的监控行业同时依赖国内需求和出口。在21世纪初的电信业繁荣和美国主导的“反恐战争”期间，以色列情报机构与美国安全专家及科技公司CEO合作，大幅扩大并私有化了在被占领的约旦河西岸、东耶路撒冷和加沙地带的情报机构。8200部队开发了“薰衣草”系统，这是加沙检查站使用的面部识别程序，很可能还应用于更多的人工智能工具和算法。美国与以色列之间还存在监禁战略的交流，美国警察、军事人员和边境巡逻人员在以色列接受培训。这被称为“致命的交易”。埃尔比特（Elbit）的监控系统被部署在美墨边境。阿联酋也已大量投资数十亿美元于以色列安全技术公司和先进武器系统公司，尤其是在人工智能领域。
据学者索菲亚·古德弗兰德指出，私营科技部门与以色列占领军之间始终存在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这极大地有利于以色列政权的殖民目标。许多以色列监控技术首先在加沙地带和西岸地区被使用，以色列的军事占领和对巴勒斯坦人生命的漠视，使私营公司能够通过与以色列占领军签订合同来测试和完善其产品，随后再将其出口到国外。一些美国公司也直接参与了压迫巴勒斯坦人（如本文所示），使其成为巴勒斯坦人被剥夺土地的同谋。然而，关于这些人工智能工具及其如何被用于针对巴勒斯坦人的目的，特别是用于种族灭绝的报道非常少。在针对巴勒斯坦人的种族灭绝中开发和部署这些工具，是犹太复国主义定居殖民项目的逻辑结果。我们必须明确指出这一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