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編自2009年真實刑案
2023年，AI分析鎖定退休法官謝文淵涉入十四年前高雄雙屍懸案。
整理父親遺物時，我發現他2009年的筆記本上早已寫滿謝文淵的名字，墨跡力透紙背，幾乎劃破紙張。當年被害富豪夫婦林志鴻與王雅婷陳屍豪宅，監控硬碟被強酸溶解，父親張明哲曾追查此案直至病倒。
父親臨終前喃喃：「那法官...有問題...證據...證據啊...」卻無人相信。
如今科技讓數據開口說話，而我握著父親的舊筆記，在AI報告與泛黃紙頁的字跡間，嗅到同樣的腐敗氣息。
梅雨季的高雄，空氣黏稠得像裹著層濕透的舊棉絮。倉庫裡堆疊著父親張明哲的遺物，塵埃在從高窗斜射進來的光束裡狂亂飛舞。我，張介安，四十五歲，在這行也滾了快二十年，自以為心腸早已裹上一層厚繭。直到那個沾著陳年煙漬的硬殼筆記本從一箱發黃的舊報刊中滑落，重重砸在腳邊。
封皮內頁，父親鋼筆簽名「張明哲」三個字依舊筋骨崢嶸，像他生前一樣執拗。隨手翻開，幾頁之後，一張泛黃的剪報黏在紙頁上，標題觸目驚心：「覆鼎金豪宅雙屍奇案！富豪夫婦慘死，監控離奇全毀！」日期是民國九十八年，2009年。剪報下方，父親的筆跡密密麻麻，凌厲而焦灼，爬滿了紙張的空白處。然後，我的目光猛地被釘住——在幾頁邊緣，一個名字被鋼筆反覆地、瘋狂地圈畫著，墨水幾乎要穿透紙背，帶著一種瀕臨絕境的力道：
謝文淵。
謝文淵。這名字像根冰冷的針，瞬間刺破時間的薄膜。就在幾小時前，手機上推送的新聞快訊標題還灼熱燙眼：「十四年懸案突破！AI通聯分析鎖定退休法官涉入覆鼎金雙屍案」——點進去，那個被點名的名字，正是「謝文淵」。
心臟在胸腔裡沉重地擂動。我跌坐在積滿灰塵的舊木箱上，倉庫裡那股陳腐的氣味洶湧而來，裹挾著更為久遠的記憶碎片。2009年，我三十一歲，跑線不過四年，血還熱著。而父親張明哲，那時已是報社裡公認的「老頑石」，一輩子都在地方上深挖那些藏在檯面下的根鬚。
那樁案子，轟動全台。
2009年，夏末。高雄，覆鼎金。
空氣裡殘留著暴雨過後的土腥氣，混合著一絲難以言喻的、鐵鏽般的甜膩。那棟矗立在高處、能俯瞰大半個高雄港的白色豪宅「觀海苑」，此刻被刺眼的黃色封鎖線和藍紅閃爍的警燈團團圍住，像個華麗而冰冷的祭壇。
我剛擠過嘈雜的媒體線，汗濕的襯衫黏在背上。父親張明哲已經在現場，他穿著那件洗得發白的卡其色記者背心，背脊挺得筆直，像一桿標槍插在警戒線最前沿。他沒看我，鷹隼般的目光死死釘在豪宅緊閉的大門上，側臉的線條緊繃如岩石。
「爸。」我擠到他身邊，低聲喚了一句。他喉嚨裡發出一聲模糊的咕噥，算是回應。空氣中那股甜膩的鐵鏽味更濃了，令人隱隱作嘔。
「天璽集團」老闆林志鴻和他妻子王雅婷，被發現陳屍在自家裝潢極盡奢華的客廳裡。初步消息像瘟疫一樣在媒體圈裡擴散：兩人身中多刀，現場有激烈打鬥痕跡。最弔詭的是，據說價值不菲的整套監視系統，主機硬碟被人拆走了，只留下一個空蕩蕩的機櫃槽位，槽位內部潑濺著腐蝕性極強的酸性液體殘留物，連金屬接口都被蝕得面目全非。兇手不只是要拿走影像，是要徹底地、物理性地毀滅掉所有可能的「眼睛」。
「監控…毀得真乾淨。」父親終於開口，聲音乾澀沙啞，像砂紙磨過木頭。他從背心口袋裡掏出一個磨損嚴重的牛皮小本子和一支短鋼筆，飛快地記著什麼。鋼筆尖劃過紙頁，發出急促的「沙沙」聲。「『天璽』…林志鴻…最近在跟人爭一塊地，鬧得很大。」他頭也不抬地說。
我立刻捕捉到關鍵：「爭地？跟誰？」
父親筆尖頓住，在紙上洇開一小團墨跡。他抬起頭，目光越過警戒線，投向豪宅深處那片被死亡陰影籠罩的奢華，眼神銳利得能穿透牆壁。「謝文淵。」他吐出這個名字，清晰而冰冷，「剛從高院退休下來，不到三個月。」
謝文淵。這個名字在當時的高雄司法界頗有份量，以手腕強硬、判決犀利著稱。退休前，他手上最後一件引發關注的大案，就是駁回了林志鴻「天璽集團」對市郊一塊爭議土地的開發申請。那塊地，據傳位置絕佳，潛在利益驚人。林志鴻為此暴跳如雷，多次在公開場合指責謝文淵判決不公，甚至揚言要「討個說法」。而謝文淵那邊，只透過助理冷冷回應了一句「司法獨立，不容置喙」。
父親的筆記本上，新的一頁頂端，已經寫下了「謝文淵」三個字，下面劃了兩道粗重的橫線。他低聲對我，更像是在對自己說：「時間點太巧。剛退下來，沒了法官身分的顧忌…林志鴻擋了他的財路？還是…」他沒說完，但筆尖在「謝文淵」名字旁邊，用力戳下了一個問號，墨點幾乎要戳破紙張。
現場的警政署刑事偵防總署幹員（父親私下總稱他們為「刑總」）進進出出，氣氛凝重。帶隊的是一位姓李的隊長，眉頭鎖得死緊。媒體追問監控被毀的細節和調查方向，李隊長只板著臉，重複著「偵查不公開」、「全力追緝兇手」的標準答案。父親擠上前，試圖追問關於謝文淵這條線索的可能性：「李隊長，據了解被害人生前與謝前法官有激烈土地糾紛，這方面…」
李隊長腳步一頓，側過臉，眼神裡帶著一絲不易察覺的疲憊和更深的警惕，他壓低聲音，語氣近乎嚴厲：「張前輩，沒有證據的臆測，只會誤導偵辦方向，也給你自己惹麻煩。」他沒再多說，快步鑽進了警車。
父親僵在原地，握著筆記本的手指關節捏得發白。我從未見過父親被如此直白地「警告」。那雙總是燃燒著追問火焰的眼睛裡，第一次清晰地掠過一絲挫敗和更深的疑慮。他看著李隊長車子駛遠的方向，喃喃自語，聲音低得幾乎被風吹散：「…他們在怕什麼？」
那晚，父親書房的燈亮到深夜。煙灰缸裡堆滿了煙蒂。他伏案疾書，翻查著各種剪報資料，尤其是關於謝文淵退休前後動態的零星報導。我送茶水進去，瞥見他筆記本上，「謝文淵」的名字被反覆書寫、圈畫，旁邊註記著「土地糾紛？」、「無不在場證明？」、「性格強硬、報復心？」。問號一個比一個大，一個比一個沉重。檯燈昏黃的光暈下，父親的側臉顯得異常蒼老和執拗。
「介安，」他忽然沒頭沒尾地說，眼睛依然盯著筆記本，「這案子…水很深。監控毀得那麼專業，不是普通毛賊幹得出來的。」他頓了頓，聲音更沉，「刑總…未必想往深裡挖。」
2010年 - 2023年，時光流逝。
父親像著了魔，一頭扎進覆鼎金案裡。他動用幾十年積累的人脈，像個老練的礦工，在黑暗的礦脈中艱難掘進。他找過當年處理土地糾紛案的律師、謝文淵過去的書記官、林志鴻公司裡敢說話的老員工，甚至謝家附近的一些小攤販。線索細碎得像風中的沙礫，難以拼湊成形。
他查到謝文淵退休後，生活異常低調，深居簡出。但他名下，多出了一間登記在遠房親戚名下、位於市郊的「靜心園藝」花圃，位置偏僻。父親曾喬裝成買樹苗的客人去過一次，回來後在筆記裡寫道：「戒備森嚴，非營業狀態。園內深處有獨立房舍，窗簾緊閉。」他懷疑那裡不僅僅是個花圃。更關鍵的是，謝文淵在案發當天的不在場證明，是由他當時的司機「阿忠」提供的，說法官一直在家裡看書。但父親找到一個在謝家附近修水管的工人，模糊記得那天下午看到謝文淵的座車出去過，時間點微妙。然而，當父親想再深入求證時，那個工人卻突然改口，說自己記錯了。司機「阿忠」也在案發後不久就辭職，據說跟著家人移民國外，音訊全無。這條線，斷了。
另一條關於監控系統的線索更令人沮喪。父親通過管道，輾轉聯繫上一個曾為「觀海苑」提供過安保設備諮詢的工程師。那人起初在電話裡還肯透露一點，說林志鴻安裝的是最高端型號，有雲端備份功能，但備份伺服器設在哪裡是商業機密。隔天，那人就慌張地打回電話，聲音發顫：「張先生，我什麼都不知道！你別再問了！會出事的！」電話被倉促掛斷，從此再也無法接通。
阻力無處不在。父親試圖將這些零碎疑點整理成內參報導，遞交給當時的總編輯，希望能爭取調查資源。總編看後，沉默良久，將稿紙推回給父親，語重心長：「明哲兄，謝文淵是什麼人？司法界樹大根深！你這些…都只是旁敲側擊的『可能』，連間接證據都算不上。『刑總』那邊擺明了不想碰這條線，我們硬碰，報社頂得住壓力嗎？案子沒破，家屬的壓力、輿論的壓力，誰來扛？算了吧，等警方消息。」稿子被壓下了。
「算了吧」三個字，像淬毒的冰錐，狠狠扎進父親心裡。他眼裡的光，一天天黯淡下去。他開始長時間地沉默，對著那本寫滿「謝文淵」和無數問號的筆記本枯坐，煙抽得更兇，咳嗽聲在夜裡聽得人心驚。他不再跟我談論案情，只是偶爾會盯著電視上關於司法改革的新聞，或者某個法官風光退休的報導，嘴角抿成一條冷硬的直線。
我看著他像一盞油盡的燈，在無形的壓力下，在求而不得的真相前，迅速枯萎。2009年案發時他五十六歲，身體尚算硬朗。僅僅一年多後，2010年深秋，他就在一次劇烈咳嗽後暈倒在家裡書桌旁。診斷書上寫著：晚期肝癌。醫生說，勞累、積鬱是催化劑。
他走得很快。病榻前，他瘦得只剩一把骨頭，眼神卻在彌留之際異常清亮，死死抓住我的手。那隻曾經握筆如刀的手，此刻枯瘦冰涼，力氣卻大得驚人。
「介安…」他喉嚨裡發出破風箱般的嗬嗬聲，每一個字都像耗盡生命擠出來，「那法官…謝文淵…有問題…」他急促地喘息，眼裡是燃燒到最後的不甘，「證據…證據啊…他們…藏起來了…」他猛地咳起來，身體痛苦地蜷縮，目光漸漸渙散，最後的意識彷彿沉入無邊的黑暗深淵，「…找到…」
話未說完，手無力地垂落。那雙曾經銳利如鷹的眼睛，永遠地閉上了，帶著無盡的遺憾和未解的謎團。葬禮上，幾位他生前的老同事低聲嘆息：「老張啊…是被那案子拖垮的…太執著了…」
父親的執著，連同覆鼎金雙屍案，一起被封存進時間的塵埃裡，成了地方新聞檔案庫裡一疊冰冷的卷宗和人們偶爾提及的「那樁懸案」。我接過他跑線的區域，努力做一個稱職的記者，結婚、生子，生活被瑣碎填滿。只是每年到了那個日子，或是經過覆鼎金那片早已改建成公園綠地的地方，心臟某處總會傳來一陣悶痛。我知道，有些東西，父親放不下，我也未曾真正放下。
2023年，春末。報社辦公室。
電腦螢幕上，一封來自「警政署刑事偵防總署」的新聞資料夾剛被點開。標題簡短卻重若千鈞：「運用AI大數據分析，突破覆鼎金雙屍命案關鍵瓶頸」。辦公室裡嘈雜的電話聲、鍵盤敲擊聲彷彿瞬間被抽離。
我的手指有些僵硬，點開附件。冰冷的科技語言陳述著一個遲到了十四年的「可能」：專案組導入最新AI通聯分析系統，重新過濾當年案發現場周邊數公里範圍內、案發前後數天的海量基地台通聯紀錄（這些資料當年因技術和成本限制無法有效分析）。系統透過複雜的關聯模型和異常行為模式識別，鎖定了一個極其可疑的號碼。該號碼在案發前數週，與被害人林志鴻的手機有過數次短暫、非正常的聯繫（時間多在深夜，通話極短）。更關鍵的是，在案發當天下午，這個號碼的行動軌跡，清晰地顯示其持有者曾短暫出現在「觀海苑」豪宅附近的基地台涵蓋範圍內，時間點與推估的案發時間高度重疊！而這個號碼的登記人名字，被加粗標註：
謝文淵。
血液轟的一聲衝上頭頂。螢幕的光刺得眼睛發痛。謝文淵！父親筆記本上那個力透紙背、被無數次詛咒般圈畫的名字！十四年前，父親用雙腳、用耳朵、用幾十年記者的直覺去追蹤的陰影；十四年後，冰冷的數據和演算法，竟指向了同一個目標！科技終於讓沉默的電磁波開口說話，卻呼應了父親當年那近乎偏執的孤鳴！
我猛地拉開辦公桌最底層的抽屜，手有些顫抖地拿出那個從倉庫帶回來的硬殼筆記本。牛皮封面冰涼。翻開，父親凌厲的筆跡、關於謝文淵的種種疑點、那些被現實無情打斷的線索，一頁頁，在眼前復活。AI報告上冷硬的數據點，與父親筆記本裡泛黃的字跡、那些當年無人採信的「臆測」，此刻竟嚴絲合縫地交疊在一起，散發出同樣令人窒息的腐敗氣息。
父親臨終前那隻枯瘦冰冷的手，那雙燃燒著不甘的眼睛，那句破碎的「證據啊…他們藏起來了…」，如同驚雷，在腦海中炸響。十四年的塵封與遺忘，瞬間被這份報告和眼前的筆記灼穿！
我抓起外套衝出辦公室，驅車直奔「警政署刑事偵防總署」。大廳裡人來人往，空氣中瀰漫著公務部門特有的消毒水味和無形的壓力。幾經周折，終於見到了當年覆鼎金案專案組的一位成員，如今已是副隊長的陳警官。他頭髮花白了不少，眼神依舊銳利，看到我出示的記者證和父親的名字，臉上掠過一絲複雜的神色。
「張記者…令尊的事，很遺憾。」他示意我坐下，語氣帶著公事公辦的謹慎，「案子重啟調查，基於新科技發現的新線索，我們會依法追查。」
「陳副隊長，」我將那份AI報告的列印稿和父親的筆記本（翻到記錄謝文淵疑點的那幾頁）一起推到他面前，聲音因激動而有些發緊，「這不是巧合！十四年前，我父親張明哲，就已經鎖定了謝文淵！他查到了土地糾紛、查到了可疑的不在場證明、查到了司機阿忠的消失！他甚至查到謝文淵那個可疑的『靜心園藝』花圃！但當時…」我頓住，深吸一口氣，直視著他，「阻力太大，線索被掐斷！現在AI給出的軌跡，完全印證了他的方向！這不是新線索，這是遲來的佐證！」
陳副隊長的目光掃過父親那力透紙背的筆跡，停留在「謝文淵」的名字上，眼神微微一凝。他沉默了幾秒，手指無意識地在桌面上敲了敲，才緩緩開口，聲音壓得更低：「張記者，我理解你的心情。令尊…當年確實做了很多功課。」他停頓了一下，似乎在斟酌措辭，「技術手段進步了，我們會循著這條線深挖。但司法講證據鏈。當年的關鍵證物…比如監控硬碟，被毀得太徹底。那個司機阿忠，我們也一直在找他，但…」他搖搖頭，沒有說下去，意思卻很明白：人海茫茫，十四年過去，找到的希望渺茫。至於謝文淵那個花圃，「靜心園藝」？他承認當年專案組內部也有人提出過懷疑，但缺乏明確證據支持搜查，加上謝的身份敏感，最終未能深入。「現在重啟，我們會重新評估所有關聯地點。」他承諾，但語氣裡並無太多樂觀。
「證據…」我咀嚼著這兩個字，父親臨終的呼喊又在耳邊迴盪。難道十四年過去，依舊要被「證據不足」這四個字擋在真相之外？科技照亮了黑暗的一角，卻照不亮被刻意掩埋的深淵？
離開「刑總」，高雄午後的陽光白得刺眼，我卻感覺不到暖意。回到報社，我把自己關進資料室。父親的筆記本是唯一的燈塔。我一遍遍重讀那些關於「靜心園藝」的片段描述，關於那個消失司機「阿忠」的零星記錄。父親寫過，阿忠本名「陳國忠」，屏東潮州人，有個女兒在念高中。當年他移民，據說是去了東南亞。
一個念頭如同閃電劈入腦海！阿忠的女兒！如果她還在台灣？如果她父親當年離開前，留下過什麼？
接下來的日子，我像瘋了一樣。動用所有能用的新聞資料庫、戶政系統模糊查詢（以符合法規的方式）、社交媒體…搜尋「陳國忠」關聯的、年齡相符的女性。線索渺茫如大海撈針。直到一個深夜，我在一個極其冷門的潮州同鄉會舊活動照片網頁角落，看到一則幾年前的訃聞留言，留言者署名「陳XX」，內容是悼念一位長輩。而這位長輩的名字，與父親筆記裡提過的阿忠一個親戚名字吻合！我順藤摸瓜，幾經輾轉，終於在屏東鄉下一間不起眼的通訊行裡，找到了陳國忠的女兒——陳雅雯。她已嫁人，在通訊行工作，眉宇間帶著生活的風霜和一份警惕。
起初的接觸異常艱難。她對「記者」二字充滿戒備，尤其當我提到她父親和十四年前的舊案。她臉色發白，緊抿著嘴唇：「我爸…很多年前就走了。在國外病死的。以前的事，我不知道，也不想知道。請你不要再來打擾我們家平靜的生活！」她幾乎要關上店門。
「陳小姐！」我急聲攔住，拿出那張珍藏的、泛黃的父親記者證影本，還有父親筆記本上關於「阿忠」那寥寥幾行字（隱去了謝文淵的名字），「我父親張明哲，當年是個記者，他追查那件案子直到病倒。他臨走前，一直放不下，他覺得…覺得當年有些知道內情的人，可能被逼著沉默了，或者…」我看著她劇烈波動的眼神，放緩了語氣，帶著沉重的懇切，「我不是要指控誰，我只想知道，你父親…當年離開前，有沒有留下什麼話？任何話都好！那可能…關係到兩條人命遲來的公道。也是我父親…未了的心願。」
陳雅雯靠著玻璃門，沉默了很長時間。店內時鐘的滴答聲格外清晰。她看著父親記者證上那張堅毅的臉，又看看筆記本上那老舊的筆跡，眼淚無聲地滑落。她最終沒有讓我進店，只是低聲說：「你…等等。」她轉身進了後面的小房間。
幾分鐘後，她出來，手裡緊緊攥著一個老舊的、只有拇指大小的黑色隨身碟。她將它塞進我手裡，手指冰涼，帶著輕微的顫抖。她避開我的目光，聲音壓得極低，帶著恐懼和一種解脫般的疲憊：「爸爸…走之前給我的。他說…如果有一天，有人問起謝法官的事，問起那棟白房子的事…就把這個…交給問的人。他說…他對不起林老闆夫婦…但他沒辦法…家裡老小…都在人家手裡攥著…」她猛地抬起頭，淚眼婆娑中透著哀求，「張記者，東西給你了！求求你…別再來找我了！我們只想過安生日子！」說完，她用力關上了店門，門上的風鈴劇烈晃動，發出破碎的聲響。
我的心跳如鼓擂。回到車上，手心裡那個冰冷的隨身碟，卻像一塊燒紅的烙鐵。插入筆電。裡面只有一個音訊檔案。點開播放鍵。沙沙的電流底噪中，傳來一個中年男人沙啞、虛弱、充滿無盡悔恨的聲音，是陳國忠無疑：
「…雅雯，爸…對不起妳，對不起妳媽…我是個罪人…當年謝法官…他…他讓我做的事…我沒辦法啊…他說我不做，就讓我全家在台灣待不下去…」錄音裡傳來劇烈的咳嗽聲，喘息了好一陣才繼續，「…那天下午…他讓我把車開到一個地方…不是『靜心園藝』…是另一處倉庫…有人給了我…給了我一個袋子…很沉…裡面…是錢…還有…一大瓶像水一樣的東西…刺鼻…」
錄音裡的聲音痛苦地停頓，似乎在與巨大的恐懼搏鬥：「…他…謝法官…只說…『去把林老闆家裡那個會錄影的機器…徹底弄乾淨。』…他說…只要裡面的東西消失…其他不用管…錢夠我們全家離開…我…我鬼迷心竅…只知道那瓶子裡的東西很毒…潑上去會冒煙…我…我照做了…趁著林家幫傭出去買菜的空檔…從後牆翻進去…找到那個小房間…把瓶子裡的東西…全倒進那台閃著燈的機器槽裡…煙冒得嚇人…我…我嚇壞了…做完就跑了…」
又是劇烈的咳嗽和喘息，他的聲音越來越微弱，充滿了瀕死的絕望：「…後來…後來聽說…林老闆夫妻…都死了…我就知道…完了…我潑掉的…不只是錄影帶…那是…沾血的證據啊…我…我幫著…幫著…」錄音到此，被一陣撕心裂肺的咳嗽和模糊的哭泣聲打斷，最終歸於沉寂。
錄音結束了。車廂裡一片死寂。只有空調運轉的低鳴和我自己粗重的呼吸聲。
真相的一部分，終於浮出水面，帶著濃烈的酸腐氣息和血腥味。謝文淵！他沒有直接下達殺人的命令，但他精準地掐滅了案發現場最關鍵的「眼睛」！他用錢和家人的安危脅迫了陳國忠，讓他在案發前或案發後不久（時間點至關重要！），毀滅了能指向真兇、也可能指向他自己的最直接證據！這不僅是協助毀滅證據，更是謀殺案中至關重要的一環！他與雙屍案，脫不了干係！
然而，冰冷的現實立刻襲來。這份錄音，只是孤證。陳國忠已死，死無對證。錄音中他沒有明確說出謝文淵指使他毀滅證據的時間點是在案發前（預謀）還是案發後不久（協助掩蓋）。這在法律上，至關重要。而且，錄音裡，謝文淵只說了「把機器弄乾淨」，並未直接提及殺人。他完全可以狡辯，聲稱自己只是與林志鴻有糾紛，想毀掉對方可能掌握自己某些把柄的監控錄影，對隨後發生的兇案毫不知情！
我衝回報社，將錄音檔案做了數份備份，連同整理好的父親筆記重點、AI通聯報告摘要，以及一份措辭嚴謹、條理清晰的說明文件，裝入一個大信封。再次直奔「警政署刑事偵防總署」。這一次，我直接將信封交給陳副隊長。
「陳副隊長，」我的聲音因激動和連日疲憊而沙啞，卻異常堅定，「這是司機陳國忠的臨終錄音。他親口承認，受謝文淵脅迫，在案發當天，用強酸毀滅了『觀海苑』的監控主機硬碟！這是毀滅關鍵證據！謝文淵與此案，絕非無關！請『刑總』務必徹查！這不僅關乎林志鴻夫婦的公道，也關乎我父親張明哲死不瞑目的遺願！」
陳副隊長的臉色在聽完錄音後變得極為凝重。他反覆播放了關鍵段落，眉頭緊鎖。「這個…非常重要！張記者，非常感謝你提供的關鍵線索！」他立刻召集了核心成員。我隔著會議室的玻璃門，看到他們激烈的討論，有人興奮地指著文件，也有人面色凝重地搖頭。技術人員被叫來，開始對錄音進行緊急的聲紋和真偽鑑定。
等待結果的幾個小時，漫長得像幾個世紀。鑑定結果出來了：錄音真實，聲紋比對確認是陳國忠本人。會議室裡的氣氛瞬間沸騰，又迅速壓抑下來。陳副隊長走出來，臉上帶著一絲振奮，但更多的是嚴峻：「張記者，錄音是真的！這份證據太關鍵了！我們會立刻傳喚謝文淵！同時申請搜查令，對『靜心園藝』花圃和他其他可能關聯的場所進行徹底搜查！希望能找到當年案發的其他物證，或者資金往來的痕跡！這案子…真的有希望了！」
希望！這個詞，等了十四年！
然而，現實的鐵壁，遠比想像的更厚。謝文淵被「請」到「刑總」問話。面對突如其來的傳喚和老對手張明哲兒子的指控，這位前法官表現出了極深的城府。他西裝筆挺，頭髮一絲不苟，律師緊隨左右。對於錄音內容，他矢口否認！
「荒謬！完全是惡意構陷！」謝文淵在偵訊室裡，隔著單面玻璃，我都能感受到他那種居高臨下的冰冷怒意，「陳國忠？那個司機？我早就辭退他了！他人品有問題，手腳不乾淨！誰知道他是不是懷恨在心，臨死還要編造謊言拖我下水？什麼毀滅監控？什麼強酸？一派胡言！我與林志鴻先生確實有過法律糾紛，但那是正常的司法程序！我身為法官，一生清廉，豈容此等污衊！至於那個錄音？誰知道是不是偽造的？或者他受人指使？張記者，」他冰冷的目光彷彿能穿透玻璃，直刺向我所在的方向，「令尊當年就對我抱有偏見，屢次騷擾！想不到他兒子…變本加厲！」
他的律師更是火力全開，質疑錄音取得的合法性（陳雅雯的恐懼和錄音中陳國忠提及的「全家安危」成為辯護重點），質疑錄音內容的模糊性（未提及具體時間點、未涉及殺人），質疑我作為記者與被害案家屬（精神上）的立場偏頗，甚至暗示這是一場媒體配合警方對退休司法人員的惡意迫害！
與此同時，對「靜心園藝」花圃及其他相關地點的突擊搜查，在嚴密的保密措施下展開。數十名幹員將花圃裡裡外外翻了個底朝天，連地磚都撬開檢查。結果，卻令人心沉谷底——一無所獲。沒有發現任何與強酸相關的容器殘留物，沒有可疑的資金賬簿，沒有與陳國忠或當年命案相關的任何蛛絲馬跡。那個深處的獨立房舍，乾淨得像從未有人居住過。十四年的時間，足夠湮滅所有可能遺留的物理證據。
「刑總」內部瀰漫著一股沉重的挫敗感。僅憑一份來源存有程序瑕疵風險（陳雅雯的恐懼是否構成脅迫？）、內容又無法直接證明謝文淵涉案核心（殺人或明確事前共謀）的孤證錄音，面對謝文淵強大的司法背景和滴水不漏的辯護，檢方陷入了極度尷尬的境地。
一個月後，消息傳來。高雄地檢署經過審慎評估，認為現有證據（即陳國忠的錄音）尚不足以構成謝文淵涉及殺人或明確事前共謀毀證的「合理犯罪嫌疑」，且關鍵物證缺失，程序上也存在爭議點。最終，檢方做出了「不起訴處分」的決定。
官方的新聞稿措辭謹慎而冰冷：「…經查，相關音頻證據之真實性雖經鑑定，然其取得過程及內容解讀尚存爭議，且缺乏其他直接或間接物證、人證佐證形成完整證據鏈…難認被調查人謝文淵涉有殺人…等罪嫌…予以不起訴處分。」
法理上，謝文淵「無罪」。
得知消息的那一刻，我正坐在父親當年的書桌前，桌上攤開著他那本寫滿「謝文淵」的筆記本。窗外，高雄下起了滂沱大雨，雨點猛烈敲打著玻璃，彷彿無數冤魂在哭嚎。一股冰冷的怒火從腳底直衝頭頂，燒得我渾身顫抖。十四年！父親一生的執念！陳國忠臨終的懺悔！AI指出的軌跡！最終，換來的竟是這樣一份輕飄飄的「不起訴處分書」？法律的縫隙，就如此輕易地放過了那隻隱藏在幕後的黑手？
「證據鏈…證據鏈…」我反覆咀嚼著這三個字，苦澀在口腔裡蔓延。父親當年的怒吼猶在耳邊：「他們在怕什麼？」原來怕的是撕開那張盤根錯節的網，怕的是撼動那看似堅不可摧的堡壘！正義的天平，在權勢的砝碼前，竟如此脆弱？
我拿起筆，不是鋼筆，是鍵盤。螢幕的光映著我通紅的眼睛。這一次，我不再是等待者。我要成為那個發聲者。父親未竟的筆記，將由我續寫。
三天後，我任職的《港都紀事報》週刊頭版，以近乎挑釁的巨幅標題刊出我的調查報導：
【獨家追蹤十四年】覆鼎金雙屍案：AI、亡者錄音與消失的證據——一名退休法官的未解之謎？
報導詳細梳理了案件始末：從2009年血案現場監控被專業毀滅的詭異，到父親張明哲當年孤身追查鎖定謝文淵卻遭遇重重阻力；從2023年AI通聯分析驚人地指向同一目標，到記者（我）如何循著父親遺留的筆記線索，歷經艱險尋獲關鍵司機陳國忠的臨終懺悔錄音；錄音內容如何清晰揭露謝文淵脅迫毀滅核心證據的罪行；以及最終，檢方如何以「證據鏈不足」為由，做出不起訴處分的決定。
報導的核心，是那份錄音的文字實錄（關鍵人名以化名處理，但內容直指謝文淵），以及父親筆記本中關於謝文淵疑點的清晰掃描圖——那力透紙背的圈畫，觸目驚心。報導末尾，我寫道：
…當科技的利刃劃破時間迷霧，當亡者的低語穿透十四年沉默，指向的，卻依舊是當年那位被老記者以生命圈注的名字。然而，司法的齒輪，終究卡在了『證據鏈』的門檻前。一份孤證，對抗一個體系深耕的力量，顯得如此蒼白無力。
我們無意代替司法宣判。但公眾有權知道：是誰，在案發前精準地掐滅了『眼睛』？是誰，讓關鍵證人舉家倉惶遠遁、最終客死異鄉、只留下滿腔悔恨？又是誰，在十四年後，依然能安坐於法律堡壘之內，冷眼旁觀正義的叩門聲被『證據不足』四個字擋在門外？
真相，或許永遠無法在法庭上被完全拼湊。但歷史的記錄不應空白。那位在書桌前嘔心瀝血直至生命終點的老記者張明哲，他在筆記本上反覆圈畫的名字，他那雙至死未能閉上的眼睛，本身已是最沉重的詰問。而科技與亡魂共同指認的方向，則為這份沉重的詰問，投下了無法忽視的陰影。公道，或許遲到，但追問，永不終止。
報導引發了軒然大波。網路沸騰，電視臺爭相跟進討論。謝文淵的名字和他退休法官的身份，瞬間成為輿論焦點。雖然不起訴處分書保護他免於法律制裁，但洶湧的民意質疑和道德審判，已將他牢牢釘在了恥辱柱上。他居住的高級社區外開始有媒體日夜蹲守，過往的「司法豐功偉績」被重新翻出審視，每一條都與「覆鼎金」的陰影相連。他徹底社會性死亡。據說，他連夜搬離了原住所，去向不明，如同人間蒸發。
報導刊出後的第二個週末，我帶著一份還散發著油墨清香的《港都紀事報》，獨自驅車前往高雄市郊的「靜安生命紀念園」。父親的塔位在最高的一層。園區依山而建，空氣清新，遠離塵囂。
走到父親塔位所在的靜思堂，將那份報紙輕輕放在他的龕位前。報紙頭版上，他筆記本裡「謝文淵」三個被圈畫得幾乎破裂的名字，在供桌柔和的燈光下，顯得格外刺眼，又帶著一種沉冤待雪的悲壯。
「爸，」我低聲說，喉嚨有些哽，「您看見了嗎？那名字…我給它印出來了。他逃過了法庭，但逃不過人心。」我摩挲著冰涼的大理石龕位，上面鑲嵌著父親微笑的黑白照片，那笑容溫和，眼神卻彷彿依舊注視著遠方，注視著他未竟的追尋。「您當年說的，『證據啊…』…兒子沒用，只挖出來這一角…但至少…」我深吸一口氣，壓下翻湧的情緒，「至少，讓所有人都看到了那個名字。」
就在這時，我的目光無意間掃過供桌下方。在擺放鮮花和水果的角落裡，靜靜地躺著另一份一模一樣的《港都紀事報》！日期就是今天！報紙被細心地摺疊好，露出那震撼的頭版標題和父親筆記本的照片。
心臟猛地一跳！誰來過？誰會在報導刊出後，第一時間將它送到父親的靈前？
我蹲下身，小心地拿起那份報紙。沒有署名，沒有留言。只有報紙本身，像一份無聲的祭奠，又像一個隱秘的回應。我仔細翻看，在報導內頁，關於當年土地糾紛涉及的另一方（一個低調的地產公司）名字旁邊，被人用極細的鉛筆，輕輕地畫了一個極小的圓圈。
一股寒意夾雜著更深的悸動，沿著脊椎攀爬上來。這個圓圈，是什麼意思？是當年知情人遲來的標註？是新的線索？還是…某種警告？
我抬頭，望向龕位裡父親的照片。他溫和地「看」著我，目光深邃，彷彿洞穿時光。十四年的塵埃與血淚，兩代人的追問與不甘，科技的冰冷邏輯與人性的幽暗複雜，在這一刻交匯。真相或許永遠無法在法庭上完全呈現，但追尋本身，已賦予了那未竟的筆記以力量。
離開靜思堂時，發現不知何時，連日籠罩高雄的梅雨停了。厚重的雲層裂開縫隙，久違的陽光像熔化的金子，潑灑下來，強烈得有些刺目，將整個墓園照得一片明亮，甚至有些晃眼。遠處高雄港的輪廓在陽光下清晰可見。
我下意識地瞇起眼，抬手遮擋那過於熾烈的光線。這南台灣的烈日，毫無遮攔地傾瀉而下，竟曬得人皮膚隱隱作痛，彷彿要將所有陰影都徹底蒸發。
終章：未終的審判
那份刊載著驚人報導的《港都紀事報》，像一枚投入深潭的巨石，在高雄，乃至全台灣，激起了遠超我想像的漣漪。
謝文淵徹底從他的生活中消失了。他位於美術館旁的高級宅邸迅速被轉手，名下所有資產都被巧妙地轉移或處置，他本人則像一縷青煙，消失在所有人的視線之外。沒有告別，沒有辯解，只有一片刻意維持的、令人窒息的沉默。法律上，他依然是無罪之身。但社會上，他已被徹底定罪。網路上的輿論審判如火如荼，每一個與他有關的過往判決都被拿出來用放大鏡檢視，每一個他曾接觸的人都承受著或多或少的壓力。這是一場沒有刑期，卻終身流放的懲罰。
而我，張介安，則在報導刊出後，經歷了人生中最密集也最複雜的幾週。
林志鴻與王雅婷的家屬，透過律師聯繫上了我。在那間瀰漫著咖啡香卻難掩悲傷的會議室裡，林家年邁的老母親，顫抖著手握住我的手，老淚縱橫：「張記者…謝謝你…謝謝你爸爸…十幾年了…總算…總算有人幫他們說出了該說的話…」他們得不到法律的賠償，卻得到了一個近乎確定的答案。這答案殘酷，卻也奇異地帶來了一絲了結，讓他們終於能嘗試著將「追尋真相」這一頁沉重翻過，真正開始學習與悲傷共處。
報社則接到了雪片般的讀者來信，有支持，也有質疑。總編頂住了來自不明方向的壓力，拍了拍我的肩膀：「介安，這條路，你和你父親，走得不容易。」報導引發的巨浪，也意外喚醒了一些塵封的記憶。有兩位早已調職或退休的當年承辦人員，透過間接方式聯繫上相熟的資深媒體人，透露當年的調查確實「受到無形的掣肘」，「有些線索不是看不到，是沒辦法往下挖」。這些私下的低語，無法成為翻案的證據，卻像一塊塊拼圖，默默印證了父親當年的孤獨與絕望。
一個飄著細雨的午後，我再次來到了「靜安生命紀念園」。
父親的塔位前，乾淨整潔。我靜靜站了一會兒，看著照片中他溫和卻堅毅的眼神。雨絲打在巨大的玻璃幕牆上，劃出一道道蜿蜒的水痕，彷彿天空也在無聲流淚。
我沒有說話，只是默默地將那份刊有報導的報紙，小心地摺好，收入帶來的一個鐵製餅乾盒中。盒子裡，是父親那本寫滿「謝文淵」的筆記本、陳國忠那個黑色的隨身碟、還有所有關於這個案子的剪報與資料。我蓋上盒蓋，將這份沉重卻無比珍貴的「未竟之筆」，輕輕推向龕位的最裡側，緊靠著父親的骨灰罈。
「爸，」我終於開口，聲音在空曠的靜思堂裡顯得有些輕，卻異常清晰，「您追尋的答案，我幫您交出去了。它可能不是法庭上您想要的那種正義…但是，該聽到的人，都聽到了。」
我頓了頓，繼續說道，像是彙報，也像是承諾：「我會繼續跑新聞，用我的眼睛，繼續替那些無法發聲的人看，繼續追問那些該被追問的問題。這條路，還沒走完。」
離開墓園時，雨勢漸歇。雲層裂開，一道算不上溫暖，卻十分清亮的陽光，頑強地穿透下來，照亮了前方濕漉漉的路。
我開著車，漫無目的地在城市裡繞行。不知不覺，竟又繞到了覆鼎金。當年的豪宅「觀海苑」早已拆除，如今是一片開闊的綠地公園，有孩子在那裡奔跑嬉笑，有老人在散步聊天。曾經的血腥與陰謀，已被時間和草木深深掩蓋。
我停好車，走進公園，在那片曾經矗立著罪惡與謎團的土地上慢慢走著。空氣中只有青草和雨後的泥土氣息，生機勃勃。
就在我準備離開時，手機震動了一下。是一封來自報社年輕實習生的訊息，附上了一個連結和一句話：「介安學長，這是你之前要我留意的『靜心園藝』那塊地的後續嗎？剛剛出來的公告。」
我點開連結，是市政府的地目變更公告。謝文淵名下那間偏僻的「靜心園藝」花圃，因其持有者涉及重大社會案件且失聯，經相關程序後，其土地將被公開標售，所得款項將依法處理。
公告頁面的最下方，附有一張空拍圖。那塊曾經戒備森嚴、充滿秘密的土地，在鏡頭下顯得如此平凡，甚至有些荒蕪。
我關掉手機，抬頭望向遠方。高雄的天空正在放晴，陽光終於徹底驅散了烏雲，將整座城市籠罩在一種明亮到幾乎刺眼的光線中。
真相或許無法完全拼湊，正義或許無法完美降臨。但追問本身，就像這雨後的陽光，固執地照亮每一個它所能觸及的角落，讓陰影無所遁形。它無法讓死者復生，卻能讓生者前行。
而我，張介安，將帶著父親那未竟的筆記，繼續在這條未終的審判之路上，走下去。
（全文完）
後記：未竟之路上的光
這份稿子，終於寫到了最後一個句點。鍵盤敲下時，指尖彷彿還殘留著父親那本硬殼筆記本粗糙封皮的觸感，以及倉庫裡陳年灰塵的氣味。
寫作過程，像重新走過一趟漫長而沉重的旅程。十四年前的溽暑、豪宅裡凝固的血腥與酸腐氣、父親書房深夜不滅的孤燈與嗆人煙味、他臨終前枯瘦手掌的冰冷與不甘的囈語…還有，2023年那則冰冷的AI快訊，如何像一道閃電，劈開被歲月塵封的記憶，將那個力透紙背的名字——謝文淵——重新灼燒在我眼前。
將真實案件化為小說，是艱難的抉擇。我必須將所有真實姓名、團體名稱悉數更換，這是對逝者的尊重，也是對仍在世者的保護，更是避免無謂的法律紛擾。然而，骨架是真實的：那樁發生在南台灣豪宅、監控被專業毀滅的雙屍懸案；警方多年未解的謎團；科技進步帶來的突破性線索；以及，一個老記者近乎偏執卻最終被印證的直覺追蹤。
我父親張明哲，他不是小說人物。他是一個真實存在、將一生奉獻給地方新聞、相信「真相」重於一切的記者。他對覆鼎金案的執著，最終耗盡了他的生命。當我在倉庫發現他那本寫滿「謝文淵」的筆記時，那種震撼與心痛，至今想起，胸口仍像壓著巨石。那不是戲劇效果，那是血脈相連的沉重遺產。
小說裡，我讓「張介安」——也就是我自己——循著父親遺留的線索，找出了關鍵的錄音。現實中，調查記者追尋真相的過程，往往更為迂迴、充滿更多徒勞與死胡同。那份「陳國忠」的臨終懺悔錄音，是虛構的關鍵轉折，卻濃縮了現實中無數可能被掩蓋、被脅迫、最終隨著時間與死亡一同湮滅的「人證」之痛。它象徵著那些微弱、卻執著不肯完全熄滅的聲音。
而科技——小說中的AI通聯分析——在現實案件偵查中扮演越來越關鍵的角色，已是不可逆的趨勢。數據不會說謊，它能穿透人為的迷霧，標記出異常的軌跡。當冰冷的數據演算，竟與十四年前一個老記者用雙腳、用耳朵、用燃燒生命換來的直覺，指向同一個名字時，那種宿命般的衝擊，遠比小說描寫的更令人顫慄。它證明了，無論時代如何變遷，工具如何進步，「人」的動機、貪婪、恐懼與掩蓋罪行的模式，竟有著驚人的相似性。
最難書寫的，是結局。現實中的「謝文淵」們，往往能憑藉著複雜的關係網絡、精明的法律策略、以及時間對物證的無情銷蝕，在法律的天秤上取得「不起訴」的結果。小說中那份輕飄飄的不起訴處分書，是對現實無奈的精準寫照。司法講求「證據鏈」，鐵證如山才能定罪。然而，當權勢成為一堵高牆，阻擋了證據的匯聚，正義便只能徘徊在門外，留下沉重的遺憾。這不是司法的失敗（它嚴格遵循了程序），這是權勢與時間聯手製造的、令人窒息的「完美」逃逸。我讓張介安選擇用報導的方式，將那個名字公諸於眾，讓輿論成為另一種形式的審判，這是記者的武器，也是對父親未竟事業的繼承——我們無法代替法律定罪，但我們有責任記錄、追問，不讓真相被徹底埋葬於沉默。
結尾靈堂裡那份「神秘」出現的報紙，以及那個鉛筆畫下的細小圓圈，是刻意的留白。它代表了什麼？是當年其他知情者遲來的良心？是新的、未被發現的線索幽微浮現？抑或只是一種象徵——暗示著盤根錯節的黑暗網絡中，仍有未被斬斷的線頭？這留白，交給讀者解讀。對我而言，它更像一束微弱卻頑固的光，穿透層層迷霧，提醒著：追尋真相的路，永遠有人在不懈前行，即使前人已倒下。
父親張明哲的骨灰，安放在看得見港灣的塔位裡。我相信他「看」到了那篇報導，也「看」到了那個被他用鋼筆幾乎劃破紙張的名字，終於暴露在陽光之下。雖然未能迎來法庭上的正義，但公眾的追問、歷史的記錄，本身就是一種沉重的銘刻。他筆記本上那些力透紙背的字跡，那些無數的問號，終究沒有白費。它們化作了我筆下的故事，也化作了這份後記。
真相或許永遠無法百分百還原。有些證據被強酸溶解了，有些證人被時間帶走了，有些黑手被法律的高牆暫時庇護了。但有些東西，是溶解不掉、帶不走、也無法完全庇護的——那就是記錄的意志，追問的勇氣，以及對「不該如此」的那份不甘。父親用生命教會了我：記者的筆，有時是刀，剖開假象；有時是鏟，挖掘深埋；有時，它只是一支微弱的手電筒，固執地照亮黑暗角落，讓隱藏其間的東西無所遁形，哪怕只有一瞬間。
這篇小說，是獻給父親張明哲的，一個至死未曾放下追問的老記者。也是獻給所有在未竟之路上，仍舊點著燈、負重前行的人。
墨跡會褪色，但追問，永在。
張介安 謹誌
於高雄
二零二五年六月二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