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8年法國普羅旺斯地區馬諾斯克（Manosque）地震對社會產生了多方面的影響，這些影響不僅體現在物質破壞上，更深入地影響了人們的心理、信仰，以及地方社區的互動和政治動態。
地震事件及其影響
馬諾斯克城在1708年經歷了一系列地震。首次震動發生在3月21日。隨後，8月18日的劇烈震動達到頂峰，導致城市建築物被摧毀或裂開。這次地震被前震和餘震所淹沒。那些沒有立即倒塌的建築物也因秋雨侵蝕而逐漸損壞。由於缺乏足夠的修復，教堂的中殿甚至在1720年至1735年間持續倒塌。此次地震造成了廣泛的物質破壞：
馬諾斯克約1,200座房屋中有上百座被完全摧毀，其餘全部受損。然而，與飢荒和流行病等其他災難不同的是，地震的物質破壞極其廣泛，但受害者卻異常稀少，甚至沒有。例如，1708年的馬諾斯克地震沒有造成死亡報告，僅有兩起被埋在廢墟下但未受傷的記載。
馬諾斯克（Manosque）
七份敘事文本及其特點
此次地震共產生了至少七份相互影響的敘事文本。這些敘事具有顯著的宗教視角，七份中有四份來自教會人士，加上1773年的副本，則有五份可追溯至神職人員。由於這種宗教偏向，地震的物質現實被淡化，轉變為一種文學再現。它累積了細碎的印象派觀察，並將其與宗教道德相聯繫。可怕的災難成為巴洛克傳教士威脅性宣講的素材，他們藉此呼籲人們皈依基督教，以避免「上帝的災難」。這些敘事文本在細節上存在驚人的相似之處，例如「乳母的乳汁乾涸」或「岩石裂開湧出泉水」。
即時與深層的社會心理衝擊
普遍的恐懼與精神影響：
地震是「突然且毀滅性的」，在1700年代的知識水準下，「完全無法預測」。這使得人們猝不及防，導致了深層的恐懼與心理創傷。關於地震的敘述中提到，哺乳期婦女的乳汁枯竭，導致一些兒童死亡（儘管總督報告未提及死亡人數）；許多人因此生病，甚至變得遲鈍或完全失去理智。
動物的集體恐慌：
地震不僅影響了人類，也波及動物。敘述中提到，鳥類會逃離該地區，家畜會發出不尋常的叫聲，綿羊會像遇到狼一樣聚集成群，豬會狂暴地逃離豬圈，甚至野兔和狗在震動時也會停止其本能行為，這些細節顯示了生命體對災難的普遍恐慌。
大規模的集體出逃：
在地震最劇烈的幾次震動後，超過五到六千名居民逃離城市，當晚及其後的幾晚，幾乎沒有人敢在自己的屋簷下睡覺。這種集體性的遷徙反映了人們對「建築物倒塌」的極度恐懼。
宗教信仰與集體虔誠的重塑
災難的「宗教」詮釋：
許多敘述，特別是來自教會人士的，都將地震描述為「上帝的災難」，是人類罪惡的結果，也是聖母瑪利亞發出的「警告」。災難發生的時間點（8月14日，恰逢聖母升天節前夕）強化了人們向聖母的祈禱與獻禮。這種詮釋在當時社會普遍存在，為人們提供了理解和應對災難的框架。
信仰的深化與「傳教使命」：
地震震動了人們的信仰，並被視為重塑信仰和悔改的契機。災後，鄉村變成了教堂，人們在田野中舉行禮拜，樹下和灌木叢成為了告解的場所。這場災難被教會人士轉化為一場富有成效的傳教使命，旨在喚醒並深化基督教信仰。
集體儀式與虔誠行為：
社區成員向聖母進行祈禱和獻禮，並向聖徒呼求。這種集體性的宗教活動，如遊行和誓願，反映了社區在災難中尋求精神慰藉和團結的方式。
物質破壞與長期復原的挑戰
廣泛而嚴重的建築損毀：
馬諾斯克城內超過一百棟房屋被毀，所有其他建築物和教堂，甚至包括鄉村房屋，都受到嚴重損害。許多紀念性建築，如福爾卡爾基耶伯爵的城堡、市政醫院、城牆、聖救主教堂和聖母教堂，以及方濟各會修道院都遭到嚴重破壞。鄰近的皮埃爾維爾（Pierrevert）村莊也受到嚴重影響，所有房屋受損，五棟倒塌，部分教堂無法使用。
死亡人數的「悖論」：
與大規模的物質破壞形成對比的是，1708年馬諾斯克地震沒有明確報告任何死亡人數，只有兩份報告提到有人被埋在廢墟下但沒有受傷。這與同期造成大量死亡的飢荒和流行病（如1709年的饑荒和1720年的瘟疫）形成鮮明對比。
漫長且艱難的復原：
地震的物質後果持續了很長時間。由於缺乏足夠的修復，教堂的中殿在1720年至1735年間持續倒塌。直到地震發生23年後（1731年），馬諾斯克的市政檔案仍指出聖救主教堂有倒塌的風險。秋季的強降雨也加劇了受損建築的破壞。這顯示了舊政權時期，地方社區在重建方面面臨的長期困境。
地方政治動態與社區主動性
國家行政的侷限性：
省總督勒布雷（Le Bret）面對災難感到震驚和無所適從，他並未派遣調查員到現場，而是依賴目擊者的口頭報告和傳聞來編寫模糊的報告，只列舉了財產損失而未提及傷亡。這顯示了舊政權下，對於突發性自然災害的統計和應對能力存在局限性，地震對於總督層面而言「太過於不穩定以至於無法被正確地掌握」。
地方社區的主動求援：
與普羅旺斯總督勒布雷（Le Bret）最初的震驚和被動形成對比，馬諾斯克市政府表現出顯著的主動性。他們積極向總督、國王和西斯特龍主教請求援助。根據資料，當時只有馬諾斯克和皮埃爾維爾這樣的小村莊採取了類似的措施。
利用災難進行地方競爭：
馬諾斯克社區利用地震，來推進其與鄰近行政中心福爾卡爾基耶（Forcalquier）之間的長期地域競爭。他們在敘述中聲稱福爾卡爾基耶在災難中未提供幫助，這與普羅旺斯其他許多城市的援手形成對比。這種策略旨在利用災難來強化馬諾斯克作為受害者的形象，並爭取行政中心地位。
災難敘述的傳播與影響：
至少有七份關於地震的詳細敘述被撰寫並廣泛傳播，這些敘事首先經由口頭傳播，隨後被轉錄並複製成「手抄新聞」在郵政網絡中流通，甚至遠播至巴黎和德國。這些敘述不僅記錄了事件，也成為了地方社區集體情感表達、政治訴求和地方身份認同的工具。
集體記憶的常態化與演變
從「崇高」到「常規」：
儘管地震最初造成了巨大的震驚，並被描述為一種令人類在「自然莊嚴」面前感到渺小的「崇高文學」，但隨著時間的推移，它最終被集體記憶所「常態化」。災難的敘述從一種獨特的恐怖事件，演變為一種可以在週日佈道或地方爭吵中使用的「陳腔濫調」。
社會關係的複雜性：
災難的形象是在多種考量交織下形成的，包括：獲得援助的渴望、基督教教義的需要、文學敘事的喜好以及城市間的競爭。人民、精英和社區，在應對災難和重塑信仰方面，表現出團結，但這種共識在18世紀後期逐漸受到批判性審視，反映了社會內部的變化。
1708年普羅旺斯地區馬諾斯克地震不僅是物理上的破壞，更是對當時社會韌性、信仰體系、地方政治以及社區集體記憶的一次深刻考驗和重塑。
這次事件也呈現了17世紀末至18世紀初，社群與國家關係轉型期的複雜性。它表明，在災難來臨時，社群擁有重要的主動權，不僅體現在承擔苦難，還體現在建構和傳播關於災難的表述上。儘管行政君主制的作用日益增強，國家成為越來越重要的對話者，但地方社群的能動性仍不可忽視。
參考書目： Quenet, Grégory. “État, élites, communautés face à la catastrophe”. Cadre de vie, équipement, santé dans les sociétés méditerranéennes, édité par Jean-Michel Goger et Nicolas Marty. Perpignan: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Perpignan, 200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