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爸爸，我們是不是只能知道一半的事情？」洋洋說：「你看到的我看不到，我看到的你看不到，那我怎麼知道你在看什麼呢？我們只能看到前面，不能看到後面，這樣不就有一半的事情看不到了嗎？」
2000年，《一一》上映，為新世紀揭開序幕。那時我才五歲，比片中的洋洋還小，甚至還不曉得「電影」為何物。二十五年過去，我看過幾千部片，聽過無數讚譽與傳說，直到如今才終於親眼看見《一一》。果然，聽說只是聽說，唯有親身見證，才能體會這部作品為何歷久彌新。
一半的故事，一半的未知
電影從一場婚禮開始。洋洋在學校總被女孩子欺負，我們卻不曉得原因；婚禮前，一名女子怒氣沖沖跑來，跪在婆婆面前喊著「媽，我對不起你」，我們也不知道發生什麼事；新娘懷孕了，新郎卻似乎和前女友有著剪不斷的糾葛，但細節如何？電影全都隱去。
《一一》就是這樣，給予觀眾的往往只是半段。阿弟、小燕、雲雲三人的故事，僅留下破碎的線索，像是一段兩敗俱傷的三角關係；NJ與阿瑞的往事，也只是從只言片語間浮現；NJ與敏敏的婚姻，我們看得見表面的疏離，卻不曉得他們當初如何相識、如何走到一起，更不明白敏敏為何最後選擇獨自上山修行。
連青春期的莉莉與胖子，我們也只看見愛情的片刻，卻從未被告知起點與結局；至於莉莉的家庭，父親是誰、母親過著怎樣的人生，電影從未交代。這些空白一再出現，迫使觀眾意識到：有些事情，我們注定不會知道。
有很多問題，不一定都需要找到答案
在一般的電影裡，這些疑問通常會得到解答。編劇會循序漸進，把人物的出身、愛情、衝突、轉折都補充完整，像是把觀眾拉進一個封閉的世界裡，沒有缺口、不留縫隙。我們習慣了那種敘事：故事要有開端、高潮、結尾，所有謎團都會被解開。
但楊德昌選擇了另一條路。他沒有提供全知視角，而是讓觀眾與角色一樣，只能看見「一半」。這種克制與留白，讓《一一》呈現出前所未有的真實感。因為真實生活裡，誰能把故事看得那麼清楚？我們永遠只知道自己的一角，對別人的人生只能猜測、聽聞。
日常的我們，其實都活在許多「不知道」之中，就像創作的冰山理論一樣，我們只能看到浮在水面上的冰山，看不到底下藏著多深的事情。新聞裡，一句「男子情殺女友」便足以定義一段關係，可我們永遠無法理解他們真正的生活與經歷。就像《一一》裡，我們永遠不知道胖子為什麼殺了程禮華老師？因為生活裡本來就充滿這種沒有答案的困惑，即使是最親近的人我們也無法完全認識。
在這些留白裡，觀眾才真正得以介入。我們開始將自己的經驗投射進去：或許我們也有過像敏敏一樣的空洞，或許我們也像NJ一樣面對過舊情難以釋懷。這些角色因此不再只是電影裡的人物，而是某種程度上的「我們」。
《一一》刪去當代「填不滿」的焦慮
對照今日的影視環境，《一一》的留白顯得更加珍貴。當代的劇情愈來愈緊湊，電影必須在五分鐘內講完故事，影集要不停翻轉，推理細節層層堆疊，每一個伏筆都要被收回，每兩分鐘就要有轉折。觀眾被餵養成習慣等待「答案」的群體，幾乎失去了停頓與想像的空間。
過度的渲染與鋪張，讓故事變得戲劇化卻不自然。大悲傷、大浪漫、大惡與大善，往往像毒品一樣刺激觀眾，但也同時侵蝕了我們觀看世界的方式。創作者被迫把故事填滿，即使是無謂的細節，也得交代清楚，好像只有這樣，作品才「夠完整」。可往往結果是過猶不及：故事變得庸俗、刻意，失去人性的自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