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台灣，「共居」（co-living）這個詞近年已不陌生。它出現在品牌公寓的廣告裡，成為強調社交氛圍的新賣點；也出現在政府推動的社會住宅，成為小規模的試驗專案；有時甚至只是幾個朋友自發組成的共同生活。但這些模式往往仍停留在「住一起」的層次，缺乏制度化的治理與長遠的支持。
而在印尼，年輕世代面對的卻是更殘酷的現實：「安家」已不再是時間的問題，而是結構性的難題。收入不穩、通膨持續、地價攀升，傳統的「一戶一套」住宅供給模式，無法涵蓋多元的家庭型態與經濟能力。在這樣的處境裡，一些地方社群與專業者開始提出另一組解法：以社群為單位的共居與合作社機制，作為市場體系之外的補充選項。我們常以為「共居」只是台灣或歐洲的潮流，但你知道印尼的一些社區裡，現在也正在進行共居實驗嗎？
社區，也有分平面的跟垂直的？
Kampung 在印尼語裡是帶有強烈地方色彩的「社區／村落」，通常是低矮、平面展開的住家聚落，生活與社交空間在巷弄之間彼此交錯。
隨著城市人口持續增加，土地成本不斷上升，原本水平展開的 kampung 逐漸面臨存續壓力。為了在有限土地上安置原有社區，同時回應都市更新與公共工程需求，地方政府與居民嘗試新的模式：將 kampung 的社會網絡「搬進」集合住宅。因此出現了 「Kampung Susun」（直譯為「堆疊的村落」）這個詞。它象徵的不只是把房子蓋成多層樓，而是嘗試在垂直空間中，延續原本的鄰里關係與互助網絡。本文將 Kampung Susun 翻譯為 「垂直社區」。
坤尼爾垂直社區（Kampung Susun Kunir）就是其中之一。它位於西雅加達舊城區，2022 年完工，共 33 戶。每戶面積約 36 平方公尺，配置客廳、臥室、廚房、衛浴與陽台。設計上特別強調採光與通風：走廊端點設置大面積開口，走廊與欄杆設計則以通透感、安全感為原則，避免高密度住宅常見的壓迫與悶熱。
坤尼爾社區外觀（圖片來源：www.asfint.org）
坤尼爾垂直社區：拆遷之後，如何重建社群？
坤尼爾垂直社區的誕生，背後是一段長達七年的抗爭與協商。2015 年，原坤尼爾聚落因公共工程規劃面臨強制拆除的命運。雖然政府提供安置方案，但多數居民選擇不離開，並在原址搭起臨時違建，或在附近短租。為了維繫社群網絡，居民定期開會討論未來可能性，希望把「留在原地」從願望變成可談判的條件。
後來，民間團體 「雅加達城市貧民聯盟」（JRMK）以協力組織身份介入，協助居民與政府對話。2017 年省長改選前，居民與候選人簽下政治承諾：若當選，將推動原地回遷並保障居民戶籍。新省長上任後，市府同意提供區公所的公有地。2019 年，居民成立「坤尼爾消費合作社」，作為土地與建物使用權的承接主體，也負責日常管理與經費分攤。
設計階段則由無國界建築印尼分會（Architecture Sans Frontières Indonesia）陪伴，展開長達五年的「參與式設計」。建築師不是單向提供建物藍圖，而是帶著社區居民比較「舊家 vs. 新提案 vs. 生計需求」，引導居民學會如何提出意見並轉化為具體需求。過程中特別將弱勢居民擺在優先位置，例如，長者安排在設有無障礙設計的一樓；衛浴採用坐式馬桶並加裝扶手；走廊則設計輪值清掃制度，確保公共空間有人維護。每戶標準單元約 36 平方公尺，但室內格局可依家庭需求彈性調整，形成多種不同組合。
在建築師與居民通同討論未來建築時，使用具體的道具來促進溝通（圖片來源：www.asfint.org）
坤尼爾社區底層規劃了公共空間與「Kunir 歷史展廳（Galeri Kunir）」作為社區公共場域；走廊則成了小孩遊戲場，門廊一側也規劃小店舖的位置，讓母親們一邊照顧孩子、一邊經營零售小生意。這些安排不只是便利性的設計，而是對過去 kampung 文化日常的延續：在傳統平面聚落裡，鄰里交誼多發生在半公共的走廊與門口；女性經常在自家前開設小舖販賣點心、飲料或生活用品，邊顧孩子、邊補貼家計。如今這些社交與經濟活動被「移植」進垂直建築，讓熟悉的生活方式能在新空間裡繼續發生。
一樓有社區的公共空間，也有半戶外門廊讓居民可以繼續擺攤做生意（圖片來源：www.asfint.org）
坤尼爾社區空間規劃（圖片來源：www.asfint.org）
坤尼爾社區的建物以「建築使用權」（HGB）運作，類似台灣的「長期地上權住宅」。這種制度允許合作社或法人持有，政府則保留土地的主導權，避免個別住戶轉售，藉此維護集體治理並降低投機風險。居民與省府約定，每戶每月支付 3.5 萬印尼盾（約新台幣 70 元）地租，以「5 年＋5 年」期滿續議方式處理。興建經費約 13.1 億印尼盾（約新台幣 260 萬元），資金來源不是政府預算，而是開發商的「社會義務資金」。在雅加達，開發商若要取得建照或容積，必須繳交「開發回饋金」或代建公共設施。
Menteng 四層公寓：中產階級的合作住宅實驗
四層公寓外觀（圖片來源：RCUS 網站）
距離坤尼爾社區約 10 公里，在雅加達市中心的 Menteng（門登），對於當地人來說是「高級地段」，這裡一棟四層樓的合作住宅在 2023 年動工，2024 年落成。這是印尼第一個由住宅合作社興建並管理的公寓案例，也被視為「中產階級住房」的新解法。
這個專案之所以能實現，部分要歸功於法規鬆綁。2022 年，雅加達省政府首次承認「多戶住宅」（multi-family housing）的合法性，並把建案最低用地標準從 3,000 平方公尺大幅放寬到 250–800 平方公尺。
如何落地：土地、建造與財務結構
這個社區佔地僅 250 平方公尺，規劃成七個單元，面積從 40 平方公尺到 80 平方公尺不等，其中兩戶合併為 120 平方公尺。一樓設有書店與 Rujak 辦公室（分別 15 平方公尺與 80 平方公尺），形成混合用途（mixed-use）。
這棟公寓由 Rujak 城市研究中心（RCUS） 主導，該片土地屬於 Rujak 共同創辦人家族，居民並非購買，而是以長期承租方式使用。整體年租金約 9,000 萬印尼盾（約新台幣 18 萬元），再由各戶依面積分攤。例如一戶 40 平方公尺的住戶，每月需支付約 60 萬盾（約新台幣 1,200 元）。租期為 70 年，可續約。建築成本由住戶自籌，平均造價約 800 萬盾／㎡（約新台幣 16,000 元／㎡）。成員至少需住滿五年，才能退出，且必須將單位交還給合作社，再取回本金加上與平均通膨率掛鉤的利息。相比之下，省府參考價約 1,160 萬盾／㎡，國際顧問公司 Turner & Townsend 的雅加達平均造價更高達 1,540 萬盾／㎡。差距的原因在於：
- 不買地（僅承租）
- 較少機電配置（無電梯、簡化設備）
- 無行銷成本（僅開放給合作社成員購買）
- 無開發商利潤（一般利潤率 20–30%，甚至高達 50–100%）
此外，Menteng 公寓地點剛好位於 TOD（大眾運輸導向發展）區，走路 3–8 分鐘就能抵達巴士、KRL、MRT、LRT 與機場快線站，因此住戶一致同意「不設汽機車停車位」。
建築設計：小尺度、大社群
Rujak 團隊十多年來不斷推動「四層中密度住宅」的概念，這類建築在歐洲已是常見的概念，6–10 戶形成一個鄰里單元，一樓可混合商業或社群空間，藉由樓梯而非電梯串聯日常社交。
設計細節也顧及生活品質與環境友善：
- 多重開窗與交叉通風：減少空調與照明需求
- 樓梯高度 ≤18 公分：確保長者也能使用，Elisa 的 74 歲母親就能走上頂樓
- 小型升降平台（dumbwaiter）：搬運物品方便
- 混合用途：書店、咖啡館、辦公室與住家共存，增添日常交流
這裡的生活與一般「電梯公寓」大不相同。住戶多為中產階級專業人士，彼此之間會每月輪流在各家辦聚會、或一起出門吃飯，社群感取代了高樓公寓的疏離。家務上也實踐共享：購置大容量洗衣機、冷凍櫃、堆肥機等單戶難以負擔的設備，集體使用反而划算。
儘管 Menteng 四層公寓的成本遠低於當地透天房價，但這種模式仍有其門檻。住戶必須先具備一定的存款才能入場，意味著它暫時只能服務中產階級，對低收入家戶而言仍難以企及。發起人 Marco 也坦言，若要讓這種合作住宅真正擴大規模，必須有政府的介入。他認為，政府應該在市中心釋出土地，讓合作社以承租方式使用；同時提供低利貸款或循環基金，降低初期資金的壓力；並推動所謂的「包容性分區」（inclusionary zoning），要求新的開發案必須配比一定比例的可負擔住宅。唯有如此，合作住宅才有可能從少數人的實驗，發展成能真正回應都市住房困境的政策選項。
參考 BBC 採訪影片：https://youtu.be/4omivNRieJ8?si=0CJyPgh0R9YOSNtC
共居的概念讓開發商也想參一咖？
近年來，「共居」也被印尼房地產商視為新噱頭，嘗試包裝成另類產品推向市場，但結果往往是失敗的。這些打著共居名義的建案，最終淪為滯銷物件，因爲其缺乏共同價值與治理設計，公共空間很快荒廢；住戶只是「買家」，沒有社群責任與連帶關係；投機炒作頻繁，住戶更替快速，社群價值隨之蒸發。換句話說，這不是共居，而是換了標籤的行銷手法。
真正的集體住宅則完全不同。它不是商品，而是住戶主導的制度實驗。坤尼爾案例靠著「政府供地＋社群自治」展現規模化可能；Menteng 四層公寓的模式則示範了另一條路：由住戶自籌資金、自己設計與管理。差別的關鍵在於「誰握有主導權」：是把住宅當成投資標的的開發商，還是把住宅視為社群基礎的居民？
更重要的是，共居的價值並不只在「省錢」。一位在峇里島城市社區論壇上的建築師提出想法：峇里島文化的底氣，來自人們共享的「空閒時間」，有餘裕去交流、協作、參與祭儀或創作。但當日常被「拼命工作—消費療癒—再繼續工作」的循環填滿，社群就滑向倦怠社會（The Burnout Society）。共居想要修補的，不只是住宅成本，而是時間、互助與治理的斷裂。它讓「住」不只是房子，而是一種相處方式。
正如建築師所說：「建築師該做的，不是蓋出一堆標準房型把人塞進去，而是把大家重視的價值，轉換成住起來舒服又負擔得起的空間。」
讓共居更公平：性別與治理的考驗
最後，論壇上也出現另一個值得記錄的觀點：若少了性別視角，共居生活可能無意間再製「傳統的不平等」。像是公共廚房，原本應該成為社群共享的空間，但若缺乏制度設計，最後往往會變成女性默默承擔起大部分的勞務。要避免這種「共享之名，卻加重女性負擔」的情況，就需要更細緻的治理安排，例如在決策過程中設定性別比例的最低門檻，或讓清潔、照護等工作透過輪值來分攤，確保公共責任能公平地落在每一個人身上。
這些聲音提醒我們，共居不是單純的建築設計問題，而是社會制度與文化規範的再磨合。它要求人們不僅重新定義空間的使用方式，也重新思考責任的分配與社群的治理。
過去幾年，台灣也累積了不少關於共居的倡議與實驗，但始終缺乏政策制度與金融工具的支持。沒有土地、稅法、融資的制度性支撐，住民自治再成熟，也難以擴散成規模。更現實的是，共居往往伴隨龐大的共識成本：冗長的會議、疲乏的討論、拖延的決策，有時反而成為另一種隱形負擔。
印尼的共居案例說明了共居並非烏托邦，而是一場日常生活中的制度實驗。它的核心價值不只是解決「住」的問題，而是要回答一個更根本的問題：我們要如何一起生活？這或許正是當代城市最需要重新想像的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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