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女性，我們沒辦法繼承家裡的土地。」
在一場由 ARKOM Indonesia 與 Kota Kita 合辦的論壇中，來自峇里島的研究者 Rani 說出這句話時，現場女生都紛紛點頭表示感同身受。對峇里島的年輕世代來說，找到合適的住處已經是沈重挑戰，但對女性而言：她們甚至連最基本的繼承權都沒有。
土地，在峇里島的意義遠超過一塊可蓋房子的地皮，它是家族的根基、經濟安全的保障，也帶有社會地位與宗教義務含義。沒有土地，就沒有資格參與村落祭祀，沒有話語權決定家庭資產的流向。換句話說，土地不只是經濟資產，更是嵌入日常生活的權力來源。而當女性被排除在外，她們失去的不只是財產，更是參與社會與經濟的整體位置。
為什麼女性天生被排除？土地與家廟的連結
要理解為什麼峇里島女性無法繼承土地，必須先從當地獨特的土地制度談起。峇里島的土地大致分成兩類：一種是祖先世代相傳的「Tetamian / Tanah Tetamian」，另一種則是夫妻自行購置的「Guna Kaya / Tanah Guna Kaya」。前者是最主要、也最神聖的土地類型，因為它承載的不僅是財產，更是家族延續與宗教義務的象徵。依照傳統規範，tanah tetamian 只能由男性後代繼承，女性無論年齡、排行或照顧父母的程度，都被排除在外。即便家族只剩下女兒，土地也不會自然轉移給她，而是透過其他男性親屬來承接。
唯一的例外是「招婿」制度，也就是讓男性入贅到女方家中，理論上使得土地可以「留在家裡」。但實際上，即便名義上是「女方繼承」，土地的控制權仍會落在男性手裡。這種安排透露出一個清楚的訊號：土地必須在男性手中流轉，才能維持家族與宗教傳統的延續。換言之，女性不是被視為土地的合法繼承者，而只是維繫制度正常運作的過渡角色。
至於 tanah guna kaya，也就是夫妻購置的土地，雖然在法律上可以分給女兒，但現實裡極為少見。峇里島家庭普遍難以累積足夠財富去購地，多數人仍依賴祖傳土地生活。這讓女性即便在理論上有「繼承機會」，在現實中仍然被迫處於邊緣。結果是，女性往往只能透過婚姻進入另一個家庭，卻無法在原生家庭或社區中，藉由土地取得穩固的經濟與社會地位。
為何峇里島女性在傳統習俗上如此受排擠？正因當地土地繼承往往與宗教義務緊緊綁在一起，在峇里島家庭裡，土地不只是居住或生產的空間，它還承載著宗教與祖先連結的功能。幾乎每個傳統家庭院落裡，都會建有一座小型家廟，稱為 sanggah 或 mrajan。這些家廟是家族最核心的精神場所，用來供奉祖先與神明，被視為維繫家族血脈與身份的象徵。繼承土地的人，不只是得到一塊地，更是接下維護家廟、主持祭祀與延續祖先香火的責任。
依據傳統，只有男性能履行這些義務，因此土地與家廟自然落入男性手中。對女性而言，即使她們在家庭中扮演重要角色，也因為「婚後歸屬夫家」的觀念，被認為無法長久守護原生家庭的家廟。這使得她們在制度上被剝奪了土地與宗教的雙重權利。
峇里島傳統家屋空間規劃示意圖
當傳統比法律更有力，改革為什麼在峇里島推不動？
在峇里島，土地繼承的規則並不只是家庭協商的結果，而是深深植根於傳統村落制度的「Awig-awig」（習俗法）。這是一套村落共同體運作的基本規範，效力就像一種「地方法律」，涵蓋從土地使用、宗教儀式到社會秩序的方方面面。與一般社會規則不同的是，Awig-awig 不僅具有世俗法律的效力，還透過「Pasupati」神聖化儀式被賦予宗教合法性。換句話說，它同時被視為「世俗規範」與「神明意志」，在重視宗教信仰的社群中擁有無可撼動的地位。因此，在部分村民眼裡，若違反 Awig-awig 更是冒犯神明的行為。
修改Awig-awig 需要有相關宗教儀式
在這套制度下，男性被賦予土地繼承權，理由是他們肩負著更多責任：照顧年老的父母、主持家族祭祀、維繫宗教與文化傳統。女性則被視為「嫁出去的人」，出嫁後將加入夫家宗族，因而不被認為需要在原生家庭中分得土地。這種制度看似以「權利與義務平衡」為基礎，主張男性雖然擁有土地，但必須承擔養家與宗教責任；女性雖然沒有土地，但同時也不必背負沉重的家族義務，因為會由男性來「保護」與「照顧」。
然而，這種論述讓土地不只是財產，更是男性維持權力的基礎。女性在其中的角色，則被限縮為「協助者」或「被照顧者」，缺乏自主性與決策權。對台灣人來說，這種情況或許並不陌生：台灣過去在農業社會時期，同樣存在「祖產不得落於外姓」的慣例，導致女兒在婚嫁時只能拿嫁妝，而無法與兄弟平分土地。這種父權安排不僅是財產分配的問題，更深刻地形塑了性別角色與家庭權力關係。峇里島的 Awig-awig，正是類似邏輯在當地的具體展現。
隨著峇里島快速融入全球觀光產業，傳統的土地制度開始面臨前所未有的挑戰。大量外國投資湧入，土地被長期出租甚至轉手，但在這些交易裡，女性的聲音幾乎完全缺席。許多家庭為了生存，選擇把祖傳土地出租給外國人或外地資本，卻多半由男性家族成員拍板決定。女性即使長期參與家庭勞動，卻沒有權力參與這類涉及家族未來的重大決策。
2010 年峇里島傳統村議會曾試圖推動改革，並通過決議，明定峇里島印度教女性有權繼承夫妻購置的「tanah guna kaya」，雖然分額僅為男性的一半，但至少象徵著傳統規範的鬆動。然而，更大的矛盾在於，印尼國家法律早已保障男女平等繼承權，但地方慣例卻往往凌駕於法律之上。對女性而言，即使國家給予保障，真正影響她們生活的，仍然是由村落共識支配的規範體系。也因此，這項決議在實務推動上步履維艱，改革的力量往往被傳統觀念所抵消。
被排除在土地之外，她們只繼承了經濟弱勢與無酬勞動
觀光業帶來的現代化浪潮，原本可能成為挑戰父權結構的契機，但事實卻更加複雜。一方面，土地出租讓家族獲得現金流，卻也強化了男性掌控經濟資源的地位；另一方面，女性在社區與宗教中投入的無酬勞動，並未因此減輕，反而因觀光需求而更加繁重。傳統規範沒有消失，反而在全球化的壓力下，與現代經濟力量形成新的結盟，進一步加深女性在土地與資產分配上的邊緣化。
在峇里島，女性失去土地繼承權，所承受的影響遠遠超出財產分配的不公。土地在當地不僅是一種資產，更是家庭生存與社會地位的基礎。當男性家族成員能透過土地出租獲得穩定收益時，女性卻只能依賴家庭分配的零碎資源，缺乏財務自主。這直接影響她們在家庭與社區中的地位，使她們在決策過程中被邊緣化，甚至被迫接受不平等的安排。
土地缺席帶來的另一個嚴重後果，是阻斷了女性的世代累積。土地本可以成為抵押品，幫助女性申請貸款創業，或作為資產傳給子女，打破貧窮循環。但當女性長期被排除在財產體系之外，她們的下一代也難以累積資本，形成結構性的弱勢。換句話說，這不僅是當下的性別不平等，更是一種跨世代的貧窮再製。
同時，峇里島女性雖然在資產分配上缺席，卻在日常勞動中承擔著不成比例的責任。宗教儀式與社區活動是峇里島社會的重要支柱，而這些工作往往由女性來完成。從準備祭品、維持廟務，到籌辦社區活動，女性投入大量時間與精力，甚至必須拿出自己的收入購買祭祀用品。這些勞動在傳統觀念裡被視為「天經地義」，卻鮮少被認可為經濟貢獻。結果是，女性一方面沒有土地與財產，另一方面又必須持續付出無酬勞動，形成雙重剝削。
在峇里島，祭拜時常見的花盤供品叫做 「Canang Sari」，往往由女性負責準備
從峇里島到台灣，我們真的走出重男輕女了嗎？
這樣的結構性不平等，使女性難以真正獲得經濟獨立與社會話語權。她們既無法掌控家庭的資產流向，也無法透過勞動累積個人財富。峇里島女性土地權的問題，正是這種多重壓迫的集中展現：財產制度、性別角色與宗教責任相互疊加，形成一個難以打破的枷鎖。
回望台灣，我們的法律雖早已修正，今日民法明確保障男女平等繼承，但實際執行卻也並不如字面那般簡單。2023 年《中研院法學期刊》發表的一篇研究指出，男性平均繼承的不動產價值依舊高於女性，特別是在遺囑與分割遺產時，傾向男性的現象更為明顯。同樣，針對生前不動產贈與的調查發現，家庭在分配資產時仍存在明顯性別差異：男性，尤其是長子，往往在資源流向上享有優先權。
然而，台灣的經驗同時也顯示出改變的可能。都市化進程與教育普及推動了性別平權觀念的提升，部分都市地區女性繼承不動產的比例正逐年上升。這提醒我們：法律修正只是第一步，真正的挑戰在於如何透過教育、社會運動與公共政策，逐漸鬆動家庭內部的性別分工與資源分配習慣。
當我們檢視峇里島女性的土地困境時，其實也是在對自己提出追問：我們真的已經走出了「重男輕女」的陰影嗎？在財產移轉與繼承這樣最直接的權力關係中，女性是否真的能與男性並肩而立？這正好提供一個契機，既讓我們理解峇里島的掙扎，也使我們有機會反思自身社會仍存在的隱性不平等。
本文根據 2025 年 8 月 30 日印尼峇里島 Urban Social Forum的分享內容整理而成。
此次印尼交流感謝臺灣教育部「百億海外圓夢基金計畫」補助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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