訪談時間：2025年7月18日｜訪談地點：繫前緣咖啡｜撰稿人：謝欣珈
左營的「繫前緣」是葉老喜歡的複合式咖啡館，除了茶、咖啡、點心，還有賣餐食，入內之後葉老會坐在最中間的四人桌座位，並點一碗海鮮粥。這碗海鮮粥，是繫前緣的王美春店長知道葉老年紀大了胃弱，特別為他開發的隱藏菜單，之後這道料理被留了下來成為店內的特色料理「文學粥」。
高雄文學館／攝
現在那張桌子仍是最特別的，玻璃桌墊底下壓著葉老的紀錄片海報，還有翻譯家黃玉燕寫的一篇散文〈探望葉石濤先生〉。訪談時坐在靠牆的桌邊，牆上有葉老以及其他作家、文學研究者的簽名，名如其人熱熱鬧鬧地聚在一起，彭瑞金老師與許素貞師母，應該是最常看見這副景象的人了。
與葉老的初識
彭老師是先認識鍾肇政鍾老，才聽他的話去找葉老的。當年鍾老與葉老先做筆友，「鍾肇政在1965年編了兩套書，《台灣省青年叢書》與《本省籍作家作品集》。這兩套書的目的在建立台灣本土作家的展覽，葉老當時還在與生活苦鬥，但當他看到這套書，知道這是文壇大事，兩人便連絡上了。」成為最情投意合的好友，見面次數不多卻無話不談、沒有隔閡，「所以葉老很多罵人的話都可以在寫給鍾老的信裡看到。」
彭老師則是在念高雄師範學院（今高師大）時選了一門文學評論的課，同組同學正好是鍾老在龍潭國小的同事，便以他的作品為題寫了報告，同學拿給鍾老看，「一看就寫信給我，他知道我是北埔人，叫我回家一定要去找他。」後來他在龍潭當兵，離鍾老家更近了，沒事就去找他，兩人變得很熟，當他畢業、結婚到左營工作租房子，鍾老就說「你現在住在左營，你要去拜訪兩個人，一個是葉老，一個是鍾鐵民。」
他依照鍾肇政給的地址直接去，沒有電鈴，要在樓下喊葉老的名字，把放一半的鐵捲門往上推，就能進去。自此，彭瑞金的文學老師除了鍾肇政，還多了一位葉石濤。
以文學評論並肩奮戰
鍾老在編《台灣文藝》的時候，讓他每期（季刊）都寫一篇評論；後來鍾老又接民眾日報副刊，讓他每個月和葉老對談當月的小說。「每個月固定要跟葉老說我們什麼時候談，我錄音之後再整理、發表。後來楊逵碰到我，說『你那個好！』可見老作家都認為那樣的東西是有價值的。」從日治時期到戰後初期，葉老雖然出獄後沒空寫作，仍然默默地觀察文壇，因此復出時吳濁流論、林海音論、鍾肇政論，一篇接一篇；1967年發表〈兩年來的本省籍作家及其作品〉、1968年發表〈一年來的省籍作家及其作品——兼論省籍作家的特質〉，「他瞭解日治時期的台灣新文學，對戰後的新的作家，像林懷民、鍾鐵民這些他都知道，對我個人來講，和他對談我可以少讀很多書。」
南部文友們的聚會
1965年復出後和文壇漸漸聯繫上，路過高雄的文友與南部的文青們都會來找葉老，「像宋澤萊當兵的時候來找葉老，葉老會把他帶來我家，還在我家住一晚。那時候文友來高雄都會住我家。」彭老師與師母還當葉老的「接線生」，師母說：「中島利郎、澤井律之想翻譯葉老的書，都打電話去我家，然後我就要騎摩托車去跟葉老講，日本學者幾月幾日去拜訪你好不好？葉老說好了，我再回我家打國際電話跟對方講。」師母第一次見到葉老是在自己家，當時一位陸軍官校老師袁壽夔想認識台灣文學界的人，張良澤便帶他來找葉老。認識之後「袁壽夔很熱情，每個禮拜都要聚會，騎著速可達把葉老載來我家談文學、談政治，經常聊到半夜才回去。」他還常常邀大家一起去美濃找鍾鐵民。
葉老和鍾鐵民也熟，曾在文章裡寫過1969年鍾鐵民來左營找他，他沒辦法招待他什麼，只請他吃一碗麵。師母說，鍾鐵民結婚前還來問過葉老，「他覺得葉老是他的父執輩，所以找他商量。」原來鍾鐵民在學校認識一位女同事，雖然兩情相悅，但鍾鐵民身體不好，因此兩人對婚事都有猶豫，「葉老跟他說『你身體這麼壞、你媽媽這麼老了，你要娶一個健康的、很有力氣的，可以跟你媽媽一起下田的，這樣比較好啦！』當然女方家裡也反對。」
不只是婚事，還有文學，他都像晚輩們的指南針：「就是說方向是他定的，大概就是等於所謂『定海神針』。」復出第一篇文章便是〈台灣的鄉土文學〉，此後十多年也寫一些短篇小說，但重心還是放在評論上，「他的評論是準備寫文學史，等於是他對台灣文學的一個誓言就對了。」他花很大的心力觀察台灣文學的發展，在每個關鍵時刻都有論述文章，不是長篇大論，但都有重要的論點。1979年他將多年的追逐寫成一篇〈台灣鄉土文學史導論〉，定調了台灣文學的方向，成為後來《台灣文學史綱》的基礎。1982年《文學界》創刊，《台灣文藝》之外他有了另一個舞台。「《台灣文藝》和《文學界》有一個很大的不同，《台灣文藝》吳濁流的時代，只是一個泛台灣文學，台灣要有文學的概念；鍾肇政接下革新後認為，台灣要有很多人來做自己的文學，所以他鼓勵各種人出來做文學，尤其是本省作家。」
葉老在《文學界》則更進一步，不斷建構「何謂台灣文學」：「他的論述本身是真正在導引台灣的文學方向。在《文學界》、《文學台灣》他都是精神領袖，你去讀他的作品就會受到他的影響，他就是這樣的一個作家。」彭瑞金特別強調《文學界》是在自由自主環境下產生的台灣文學，「〈社論〉裡都在談自主性、台灣文學的本土化這些問題，就是希望建立一個有別於北部（外省的、聲量大的、資金挹注的）的文學。」
白色恐怖的遺懼與被監控的生活
那是一個從戒嚴到解嚴的時代，解嚴之後出生的人很難想像在其中奮鬥的困難，尤其是被關過再出來的人。彭老師聊起兩個故事：「有一次他非常不耐煩，而且臉色很不好，跟他講什麼都敷衍我，不給我肯定的答案，他從來不會這樣。」彭瑞金覺得奇怪，尋找究竟是發生什麼事？原來那時候葉老與太太曾去探望老政治犯陳金火，特務便派人來監視他，「會去跟蹤和他有接觸的人。政治犯都有這種警覺心，怕害到人，也怕特務認為他在私底下進行活動。」
另一次是楊青矗要選工人團體立委時，南部文友都曾去華王飯店參加他的募款餐會，「後來才知道每個角落都有特務。」美麗島事件發生後，楊青矗被捕，葉老、彭老師、張良澤和他的學生、許素蘭等文友又聚集起來募款，請楊青矗的弟弟帶給他，讓他好過一些，「袁壽夔就緊張兮兮地說我們裡面有人去告密，說我們要聯合起來聲援楊青矗，在那個風聲鶴唳的時代很恐怖的，要不是人權組織出手，國民黨不知道要抓幾百人。」袁壽夔還知道告密者姓黃、在鳳山。一天葉老說張良澤的學生拿一張支票來問他怎麼領？他姓黃，又是鳳山的小學老師，「我說『葉老！被人家賣掉還幫人家數鈔票的就是你！』」為了證實他就是告密者，師母甚至去公共電話用布包著話筒，假裝是特務女主管，把告密者的話套出來。
晚年的舊城老人生活
師母說葉老出獄之後就變得有些邋遢，「他小時候家境不錯，都是媽媽帶去林百貨買制服的人，後來不曉得就穿得很隨便，在路上看到人家不會覺得你是文學家，會覺得你是糟老頭。」即使是公開亮相的場合，他也一樣，如植樹節和謝長廷、余光中同台，「人家余光中大學教授，從頭開始打扮，用得金閃閃，皮鞋也亮亮的，我就跟葉老說『你這件衣服都滴到污漬了，去換一下。』我說你不是代表葉老而已，你是代表台灣文學喔！不可以讓人看輕喔！」
南部的文友們就是這樣在照顧葉老的。他沒有車，去哪都不方便，彭瑞金老師與許素貞師母會來他家載他，載他去台南、載他去美濃，「路上他就會聊天，我們其實無所不談，有新的作品、新的作家出現，也會隨性地聊起來。」許振江買車之後也會載葉老。1989年葉老說他沒去過日本，莊素容邀大家陪他一起去沖繩，許振江、陳坤崙、莊素容、彭瑞金等文友及家屬組成一團，那是他第一次出國。1992年他獲得「台美基金會人文成就獎」要赴美領獎，「我們兩個都在上班，許振江陪葉老夫妻去的。有他陪葉老，葉老比較有膽，不然沒有去過美國這麼遠，這一點我也是很感動。」師母說在「文學台灣基金會」成立之後，「葉老說他都沒有出去玩，我們就一台遊覽車，整車的人陪著葉老去兜風，去宜蘭看他以前任教的地方，去台東。」
高雄文學館／攝
日常中許素貞師母也常常去陪著葉老，甚至退休後天天到葉老家報到，「看他一下，也幫他聯絡事情。」他生病之後，莊素容每週都來載他去醫院拿藥。許素貞師母最記得一次是2004年他們要去加拿大拿東方白的手稿，「我要出國一定跟葉老報告，不然他會擔心說怎麼好幾天沒有來。我們從加拿大回國半夜十二點，就看到葉老一封限時信，我想說住這麼近怎麼寫限時信？打開就看到他說身體不舒服，已經感冒一週沒辦法爬起來，隔日一早我們就趕快去他家送他到醫院。」葉老生病不愛看醫生，會買藥自己治，「我都要騎摩托車去他家，叫好計程車這樣去央求（koo-tsiânn），帶他去看醫生。」
即使經過貧窮、入獄等重大的打擊，他仍個性溫和，還有點囡仔性。晚輩們在他的文學成就之外，記得的都是他辛苦的人生與有點可愛的小故事。如他到宜蘭教書的時候要從火車站扛著棉被走十公里，冷得要死還沒有宿舍只能睡教室；或者是好奇心旺盛又愛好美食，看見報紙介紹義大利披薩就興沖沖地要去吃。葉老就是這麼可愛的人，惹得晚輩們看見他都只想盡力地去愛他吧。在南部，文友們圍繞著葉老，早已超越目的性地文學群體，而是家人般的存在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