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曾經為了區別漢人、平地原住民跟高山原住民，而劃立了番界，橫跨臺灣南北，在最東邊的番界以外，則為清帝國眼中的「化外之地」，帝力不願及於此處，但這些邊界，到了日治時期，則被總督府轉換為具有治理意義的「蕃界」，總督府跟清帝國不同，日本殖民者不容許「化外之地」，但蕃界的意義卻反而被強化了，因為日本人決心在被劃定為「蕃地」的區域，實施不一樣的治理方式。這條充滿種族隔離精神的邊界設立以後，對臺灣帶來了怎樣的長期影響？
探討臺灣蕃界內外的不同統治方式，正是Paul Barcley《帝國棄民：日本在臺灣「蕃界」內的統治（1874–1945）》一書的主要論點，其書的論點對於不熟悉傅柯理論的術語的人可能比較難懂，但大概可以簡化如下：在後藤新平治理之下，蕃界以西的「一般行政區」是較為現代的規訓式的統治（傅柯語），透過現代制度的建立、早期大量的投資，引起了正向循環，人民被視作潛在的勞動力，而社會的生產力也提升，最終還發展出了由下而上的政治動員。
在佐久間佐馬太的理蕃戰爭跟後續的蕃地統治底下，蕃界以東的世界，卻形成了「蕃地行政區」，不存在以西的世界的早期投資，人民（原住民）被是作開發的阻礙，實施的是懲戒式的統治（傅柯語），其政治動員，始終是由上而下的。
這政治思路的差異，一方面可見於持地六三郎在〈關於蕃政問題的意見書〉寫道：
「既然原住民並未繳稅，或承擔國民應盡的義務，又違逆帝國禁令…總督府對他們就應該有生殺與奪之權。」
也就是日本殖民者覺得在蕃界以東，比較有利可圖的統治方式是榨取自然資源。
那為什麼在蕃界以西的世界，卻是經歷較現代化的制度建立，最終培養出了現代的漢人資產階級呢？
作者則認為，這些因為在清代或更早的時候，土牛溝以西的漢人，早就有過「王朝臣民」的經驗，在清國這樣的農業官僚帝國，儘管極為不效率，而且將許多今日視作為公共事務之事，外包給了地方菁英。土牛溝以西作為清王朝在臺灣實際能統治到的疆域，留下了地稅制度（儘管地籍不清）、保甲制度、大量維繫公共事務的地方菁英等等，為後藤新平的現代化政策預備了道路，而後藤新平這樣的治理，被竹越與三郎精算出龐大的利潤，甚至可以回饋給日本母國;而同樣的條件在日治時期蕃界以東並不存在。
以下是我個人的感受，儘管作者Barclay分析於此時，並沒有引用涂照彥，涂照彥本人也並沒有從土牛蕃界的角度來看臺灣不同地區發展上的分流，但這個Precoloinla Roots of Japanese Colonialsm的觀點，我認為正是涂照彥的學術創新之處。
涂照彥與矢內原忠雄在分析臺灣政治經濟發展最大的差別，在於涂照彥明確指出了：數量龐大地方菁英、小地主的土地私有財產權、保甲制度等等，被後藤新平加以籠絡、利用，最終打造了資本主義基礎工程; 另一方面，清代留下的番界、番地、隘勇等制度，也被日本官僚以「蕃界」、「蕃地」、「隘勇線」繼承，並加以放大，用以施壓清代番界以東的社會，而在理蕃戰爭的過程中，原先的中間人（各部落的頭目）的平行地位即喪失了，淪為山地警政的支配底下。
若以《自由的窄廊》的理論觀之，無疑蕃界以西、以東的不同治理方式，形塑了不同的社會與國家的關係，乃至於有長期發展上的不同，至於以西的一般行政區，其措施乃是包容（Inclusion)，以東則是排除(Eclusion)。最為特別者，乃是那些出於歷史的偶然因素，而比較早得以從蕃地行政區轉入一般行政區的區域，這些村里鄉鎮，就是同時經歷過兩種統治模式的地帶，一會被視作野蠻之地，一會又被納入帝國的恩澤當中，我想這些Switching Regions，是考察上特別需要注意的地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