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開始從事有關臺灣的研究後，常會讀到「臺灣乃是一個實驗室」的講法，但一直不曉得這說法的起源，過去聽葉高華老師講，才知道原來這出自是陳紹馨老師的文章，這篇文章，跟曹永和老師的研究，同列為早期「以臺灣為主題」的研究者的護符，讓研究臺灣史、臺灣社會的研究，得以在龐大的「為故國招魂」的中國史、中國社會研究中，找到一絲喘息的空間。
讀了原文，可以看出來陳紹馨老師「反叛的修辭」。在一個表層上，〈中國社會文化研究的實驗室 — 台灣〉好似在說，如果研究中國社會文化的話，研究臺灣是個好的開始，因為臺灣有中國難以取得的東西-資料。我自己對這種「優勢」的理解是這樣：荷蘭人與西班牙人留下了外來漢人社會「同化」原住民前的資料，之於中國同樣的「征三苗」已是神話，早已不可得，但荷蘭人卻留下了普查等級的資料，甚至足以量化分析。
而鄭氏政權跟清帝國則帶來了第二波的資料，就是漢人社會跟中華帝國如何改造、影響了各層級的社會，這部份的資料中國雖有，但品質可能不若臺灣（e.g.淡新檔案之齊全是很驚人的事情，但這也是戴炎輝老師傾全力保存才有可能）。另一方面，陳紹馨老師也指出，中國這時期的資料多半缺少量化，但出於日本殖民的特殊環境，一進來臺灣就開始進行的土地申告（雖然現在只剩桃竹苗為主）、舊慣調查、戶口跟土地普查，幾乎是世界唯一一個要理解這般漢人社會時得以利用的普查資料。
相較於此，在中國，1927年國民政府傾全力下，才有了卜凱針對2000多個農戶的抽查（現在調查原始檔被南京大學挖出來了，可惜他們不太知道怎麼利用），但調查範圍集中在華東，而華北則依靠滿鐵調查才能理解華北的農戶性質，原始調查檔也存在。
在戰後中華民國政府來台之後，臺灣社會又經過高速變革，經歷了都市化、高速工業化，這第三波的資料，理論上又可以跟戰前串接，因而十足可貴。
雖然這篇文章的時空脈絡下，讀起來會有種「難道臺灣研究就是中國研究的替代品嗎」的味道，但其實陳紹馨老師也指出（或許才是這篇他真正要說的話），這種以「臺灣見中國」的研究方法，在未來中國開放外國學者使用資料、深入中國田野跟合作後，必定會走不長久。陳紹馨老師在1960年代已經預見了今天臺灣研究的海外困境，你投稿時人家會問你幹麼研究臺灣…為什麼不研究中國就好？
這我真的遇過。我在報臺灣戰後高速工業化的論文的時候，就有人問過Why should we care Taiwan，當下我臉一陣青一陣白，同樣的研究議題，你用中國資料通常就是發的臺灣資料好，這蠻多人都有感覺。
以下是我延伸下去想的。
為什麼要研究臺灣？對我來說，如果仔細的把臺灣提出來，將中國作為比較（而非替代）的對象，同時也把其他地區/國家作為比較的對象時，臺灣作為巨大的實驗室這一點，仍然是一個不可替代的研究利基點。
我一系列寫作下來，有在跟著追的朋友，應該已經能感受到臺灣的「世界性」。在戰後的經濟政策跟官僚上，實際上臺灣跟日本跟朝鮮連為一體。臺灣跟戰前中國、還有美國也存在另一條線。在清代，臺灣番屯與新疆、臺灣與金川的帝國之線，我們也能感受到番屯跟紐西蘭Kupapa的類似，而到了高山部落，其實愛爾蘭人-北海道愛努人-北美原住民-臺灣的泰雅族、排灣族等，也因為「集團移住政策」而被連繫起來。
如果時序往前一點，到了東印度公司的時代，其實VOC在臺灣以殘酷而精明的手段統治西拉雅族時，也同時在印尼用類似的方法整那些蘇丹，同時期，閩南人的貿易網絡與客家人的流亡，又是另一條線（印尼文的麵跟韭菜臺語唸起來一模一樣。)而東印度公司的傳教士對於西拉雅尪姨（女巫）的清洗，在不久後也會在非洲達荷美看到一模一樣的事，只不過這次傳教士改講法語。
至於西葡與臺灣的交流，一路會延伸回西非那一連串古老並曾由大量西非女酋長所控制的網絡，最終經過好望角而北上這一段。西非這一段路線，這一兩年才陸續有新研究出來。而臺灣與菲律賓的「某種親近但疏遠」的關係，始終引起兩地共鳴。
也就是說，臺灣很特別 — 被葡西、明鄭、清帝國、日本、中華民國輪翻統治，人有高度的一貫性，卻有大量的政策、制度的實驗，以及文化跟經濟政策的變化存在。另一方面，臺灣卻有相當的有世界性/一般性。那些我上面所舉由一個又一個串起來的「線」，讓臺灣不得不去與臺灣分享臍帶的其他國家與地區 — — 成為他們的姐妹兄弟。只不過因為操不同的語言，又或是長大的過程沒玩在一起，所以彼此尚不熟悉。
因為帝國的存在，臺灣乃是無數政策與制度的實驗室（而帝國還留下了數據跟操作手冊）。也因為帝國的存在，臺灣與世界的許多地區相連在一起（儘管我們未必意會到。） 而研究臺灣最棒的就是，有資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