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愛座，究竟是出自善意的設計，給予需要的人一個優先的位置。然而不知道從什麼時候開始，它變成了一把道德枷鎖。雖然後來改名為「優先因此席」，但似乎只是換個稱呼，爭議並沒有消失。
我自己是一個常搭捷運的人，但幾乎不會去坐優先席。可能是因為潛意識裡覺得，那是一個「被放大檢視的地方」。只要一個看起來「正常」的人坐上去，旁人的眼神就會開始攜帶。
我還記得有一次，尖峰捷運上，一位高中生在博愛座睡著了。到車站時，一位台北大哥突然大喊：「年輕人，台北車站到了！」全車的人都看了過去。我當時沒有譴責誰，只是心中浮現一個疑問：那位大哥為什麼這麼重要？真的只是覺得「高中生該讓座」嗎？
後來，關於優先席的新聞我看到了激烈的報導，因為有人爭執大打出手，甚至還發生「三宅一生之踢」這樣的事件。每次，我都在想：這些衝突真的只是一個位子嗎？
在國外出差時，我觀察到不同的狀況。像美國、法國，幾乎沒有優先席，大家都有位就坐、沒位就站，也沒有人特別追誰該不該坐。日本則和台灣有點像，雖然佔據優先席，但大多數人會在時候自動性讓位。那麼，為什麼在台灣總是會這樣的設計卻伴隨著爭議與衝突呢？
慢慢地，我發現自己更在意的，其實不是「優先席要不要存在」，而是背後的問題：
1.是不是我們的製度規範不夠明確？
2.是不是我們的教育裡，缺乏公共道德和同理心的培養？
3.還是我們太依賴「正義魔人」與輿論審判，把事件推向更極端？
如果有一天真的取消了優先席，衝突就會消失嗎？我不太確定。就像其他國家的案例告訴我們，真正的問題往往不在表面，而是更深層的文化與制度。
所以最後，我只能把這次自我的思考辨析。優先主席的存在本身可能不是最大的問題，真正的挑戰在於：我們是否能夠建立一個社會動力，讓人們自然地表現出同理與尊重，而不是被迫進行道德的審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