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柳昌行(Masayuki Takayanagi, 1932–1991)是日本實驗音樂領域中極具革命性的大師,被公認為世界上最早的噪音吉他先驅之一。早年他是日本爵士樂壇公認的精湛樂手,深受酷派(Cool Jazz)影響,尤其推崇 Lennie Tristano 的嚴謹與內斂。然而,這種對傳統語法的熟稔,反而為他日後的徹底決裂奠定了技術基礎。
1969 年是高柳音樂哲學的決定性轉捩點。當他聽聞 Chicago Transit Authority 專輯中的歌曲〈Free Form Guitar〉後深受震撼,隨即對傳統爵士樂展開公開而激烈的批判,不僅與主流爵士劃清界限,甚至在媒體上指責前輩與同行為「一群失敗者」。他將這種激進的方向轉變視為關鍵性的突破,從此展開連續、不間斷、拒絕傳統和聲與結構的聲音探索。
專輯《Call In Question》雖於錄製多年後才正式問世,但其內容真實記錄了高柳於七零年代初期、即轉型後第二年,他與 New Direction 樂團在激進美學頂峰時期的原始狀態。專輯名稱意為「質疑」,象徵的不僅是對既有音樂形式的挑戰,更是對所有美學規範、演奏慣例,乃至當時社會秩序的全面質問。
高柳的激進化並非孤立的藝術行為,而是深刻嵌入六零年代末日本社會的政治脈絡中。當時學運與左翼運動方興未艾,瀰漫著對西方文化霸權的反思與拒絕情緒。爵士樂作為高度美國化的文化產物,在高柳看來,象徵著必須被「殲滅」的舊有偶像。因此,他的行動既是文化的對抗,也是政治的拒絕,將聲音的「自由」與政治的「反抗」緊密結合,使《Call In Question》超越單純藝術實驗的範疇。
為實踐其革命性的聲音哲學,高柳於 1969 年 8 月組建首個 New Direction 樂團,以三重奏為核心,成員包括吉澤元治(Motoharu Yoshizawa,貝斯)與豐住芳三郎(Sabu Toyozumi,鼓)。三人共同創造出「未受限制的音樂形式」,其理論基礎即是高柳提出的即興方法論。此陣容的激進之處,在於放棄了自由爵士中仍存在的和聲與旋律依附,轉而聚焦於回饋與徹底的自發性。
《Call In Question》的錄音中,核心三人組之外還加入薩克斯風手高木元輝(Mototeru Takagi),他曾與高柳合作錄製 1969 年的《We Now Create》,四重奏的組合使聲音密度與頻譜覆蓋達到驚人程度。錄音於 1970 年 2 月 19 日、3 月 11 日與 12 日,在東京澀谷的 Station ’70 現場完成,由石谷仁(Jin Ishitani)錄製。Station ’70 在當時的日本地下音樂場景中扮演關鍵角色。據當時觀眾回憶,樂團演奏時的音量強烈到使天花板油漆因震動剝落,如雪般飄落在觀眾頭上。

雖然錄製於 1970 年,與高柳同年發行的《Independence: Tread on Sure Ground》相比,《Call In Question》卻長期未公開,直至高柳去世三年後才由 PSF Records 發行。此專輯一經問世,立即成為日本噪音/實驗音樂的重要文獻,證明八零年代興起的日本噪音(Japanese Noise)美學,其根源可追溯至高柳,而非全然源於歐美影響,鞏固了他作為日本激進噪音美學奠基者的地位。
《Call In Question》的核心美學在於實現聲音密度的極致,以密集、高速、混沌的聲響填滿空間,摧毀聽眾對時間與音樂發展的感知,為確保混沌的純粹性,高柳為樂手制定三條極端而反傳統的指令:
1. 始終保持強音;
2. 嚴禁重複任何樂句;
3. 禁止聆聽他人演奏並嘗試配合。
在缺乏傳統和聲與旋律發展的情況下,吉澤元治的貝斯與豐住芳三郎的鼓擊不再提供節奏底座,而是成為推進聲音與製造非連續噪音的引擎。由於演奏者被禁止互相配合,所產生的效果並非共識的結果,而是多條獨立聲軌在極限密度下的偶然交錯。
〈Extraction〉長達 19 分 06 秒,其名稱與篇幅皆象徵一種直接且毫不妥協的聲音宣言。作品自開場即全力爆發,樂手在各自軌道上以極端音量與聲音破壞構築出密不透風的聲牆,吉他的回饋聲、撥弦噪音與貝斯的低吼成為主要語彙。〈Mass Projection, March 1970〉展現高柳激進理論的實踐。為維持高強度的即興速度與音色破壞性,樂手必須達到技術與體能的極限,使演奏成為一場體力化的美學革命,考驗著身體與精神的臨界點。

透過這張專輯與後續再版,高柳昌行從日本爵士圈內的爭議人物,轉變為全球自由即興史上不可或缺的革命者。評論普遍認為,他的作品是八零年代日本噪音場景的重要預兆與抽象根源;其吉他創新與暴力美學理念,為後來的灰野敬二、大友良英等實驗音樂大師奠定了基礎。
《Call In Question》所蘊含的「永久的質疑」正是高柳最深遠的遺產:藝術不應只是安慰或裝飾,而應是一種徹底、持續、針對形式的攻擊——對音樂邊界的暴力挑釁。至今,它仍以極端的力量震撼聽眾,並在全球實驗音樂的語境中發揮關鍵影響,實現了高柳對音樂潛能的極致追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