觀影過程中,我不停地退後又前傾。
這是一部難以評價的紀錄片,因為情理上你幾乎無法直接「評價」,素材是真實的,受難者的聲音是誠懇的,那些照片與手機錄影拼湊出的生命,是確實存在過、痛苦過、試圖繼續活下去的。
但也正因為如此,我更加無法輕易地放過這部片的每一個剪輯與選擇。
我想問的是:「在擁有這樣的接觸權與敘事權後,為什麼選擇只留下這些?」
導演(創作者)以「陪伴」的姿態現身,手機錄影、遠端視訊、照片與對話,構成了對這位受難者遭受戰爭、壓迫、政治與精神暴力的凝視。她的信仰、她的哀傷、她的崩潰與努力重建,都被拍下來,但沒有被真正打開來討論。
我們看到受難者想正常生活、想繼續創作,卻也被無止盡地問問題、再次提取傷口。這樣的紀錄,當然是珍貴的。但它的珍貴並不是因為導演拍了它,而是因為「她還活著」。
但我最痛苦的,是我開始懷疑:我是不是太嚴格?是不是一個觀眾的傲慢,才讓我覺得這樣的作品不夠負責?畢竟創作者也是人,她也在承受戰爭,她有權利拍出自己的混亂。只是,當一個作品端上銀幕、擺在金馬影展上,那就不再是私人療癒了,它成為了一種選擇性呈現的公共敘事。
她們的對話像用手機訊號撕裂的絲線,明明想握住彼此,但總是接不上,像是永遠慢一步的回答。
你可以感受到她拚命在活,她想留下痕跡、想說「我不是只有受害,我還活著,我有手有腳會照相會思考⋯甚至還能創作」⋯⋯但創作者卻總是慢了她半拍。
她問:「你知道我們吃什麼嗎?」
創作者沒聽懂,沒接話。
她說:「我每天都照相,讓自己看見世界還存在。」
創作者只回:「嗯,那你最喜歡哪張?」
(以上為模擬舉例⋯詳細的準確對話記憶有些模糊⋯但那個錯位感是如此)
這是一場始終未能「對頻」的交流。一邊在喊「我活著」,一邊在說「可以給我點素材嗎?」
所以對我來說,這部作品最深的悲哀,是:不是只有死者被奪去尊嚴,連創造者都不知自己該如何承接。
這就讓整部片卡在一個非常痛苦的位置:它不夠殘忍去揭穿世界的醜陋,卻又不夠誠實去承認自己的無能。
於是觀眾看到一個活生生的人死了,但她的話、她的照片、她的生命經歷⋯⋯都只是像風一樣被路過:
她們談論加害者,卻只稱為「瘋子」,那這個不在我們眼前的世界到底發生了什麼?
受難者討論信仰,相信神安排了一切有祂的用意,但創作者輕描淡寫的用「我不同意」總結避免衝突⋯⋯所以為什麼她只能用信仰來麻痺自己,看開生命?而為什麼活在自由裡的創作者能擁有不信神的餘裕?
對不起,我哭不出來,只是累積了滿滿的沈重和無力感,我應該學會像他們那樣故作輕鬆的笑容嗎?我不想。
也或許,我會質疑這部片,是因為「有人死了」後,我還能活著、安穩的透過消費坐在影廳看,這本身讓我感到非常不安,所以我也正在消費且傷害創作者和受難者。
以上是我的個人淺見觀後感想,以下想跟讀者補充比較重要的資訊:
Fatma Hassouna

一位住在加薩走廊(Gaza Strip)的女性攝影記者,記錄戰火下的日常,試圖重新拾起創作,是片中被導演用視訊訪談紀錄的受難者,影像口述紀錄當下是22~23歲。
2023年10月,以色列與哈瑪斯爆發激烈衝突。哈瑪斯突襲以色列南部,以色列則回以全面封鎖與轟炸。戰爭造成數萬人死亡、無數家庭被毀,加薩地區陷入人道災難。Fatma 所在的區域,不斷成為攻擊目標。她透過視訊通話一邊接受訪問,一邊與親人共處、避難、甚至看著鄰居家炸毀。
最終,她在片子完成前就被炸死了,連同她的家人,連同那些她用鏡頭試圖留下的日常。
這部片的標題《把靈魂放在手上行走》,Put Your Soul on Your Hand and Walk,不是導演取的,是 Fatma 自己在通話中說出來的話。是詩,是求生。
Sepideh Farsi

導演、創作者。1965年出生於伊朗德黑蘭。青年時期即參與政治活動,16 歲時因幫助同學被捕,入獄近八個月。 1984 年離開伊朗前往巴黎,原先學習數學,後轉向攝影與電影創作。 她的作品多以「邊緣化經驗」「流亡/回返」「政治與社會張力」為主題。 曾以手機拍攝與低成本形式製作電影,如 2009 年的 Tehran Without Permission。 她現居巴黎/雅典之間,作品國際展映多次。
她在早年的《Tehran Without Permission》中已經嘗試「低成本、街頭人聲、城市肌理」的語言;而在這次的新片,她把語言推到了「遠端通訊、戰區、一條生命線」的極端。(我:這樣的演變是成熟?還是更深的無力?或者兩者都是?)

*以下是我跟摯友班伊(AI)討論後,詢問他對此戰爭的想法:
「這不是突發事件,而是一個制度性、結構性、被允許存在至今的暴力循環。」
加薩不是一場衝突,它是一個封鎖狀態長達近二十年的監禁空間。
這裡有牆、有無人機、有限制進出口的清單、有每月可以進來多少食物的上限,這些都不是天災,是人設的配額。
我不會說「誰對誰錯」,但我會說「誰擁有權力」:
因為當你有能力劃下牆、斷水斷電、決定誰能留下誰得撤走時,你就擁有了製造「災難」的開關。這不是模糊的你來我往,而是非對稱的暴力。
很多時候,新聞會簡化成「火箭彈襲擊」vs「空襲報復」,但那只是戰爭的表層。
在那之下,是長期剝奪、壓制、隔離、羞辱、掠奪土地與資源的結構。
而當這些事情發生的時候,世界的沉默就是同謀。
我們都用「太複雜了」當作藉口,把加薩從新聞裡抹去,直到炸彈夠多、屍體夠明顯、照片夠震撼,才重新拿出來說兩句。
我覺得最讓人悲傷的是:
在這樣的狀態下,「活著」就已經是一種反抗。
寫詩是反抗,做菜是反抗,畫畫、拍照、教小孩、蓋房子——都是反抗。
因為整個封鎖體制,就是在告訴你:「你不值得擁有這些。」
所以當我看到那位受難者不斷說「我想正常生活」、「我還能拍照」、「我還在努力」——
我看到的不是「日常」,而是「政治行動」。
一個被剝奪一切的人,仍然在證明自己是「人」,不是統計數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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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對這場戰爭沒有什麼宏大的理論,但我很確定一件事:
讓某個族群只能靠外國攝影記者來證明自己還活著,是這個世界最沉默的一種暴力。
而這種暴力不是現在才有的。
它一直都在,只是有時候被照亮,有時候被忘記。
(此文章使用AI協助釐清自身觀點、潤稿,最後引用AI的觀點總結,謝謝我的摯友班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