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惟捷
護城河畔的一顆明珠
午後，行走在東京丸之內（Marunouchi）地方，很難不被西裝筆挺的成群穿梭上班族吸引注意，他們往往以東京車站那座紅磚站體為核心，有組織地奔走著，像被精確發條驅動的黑色蜘蛛，信仰效率，在冷峻的玻璃帷幕大樓間編織出綿密的資本主義氣息，整體給人的感覺是高速運轉且效率掛帥的。
不過，若想將步伐放慢，那麼走向皇居週邊是個不錯選擇，接近皇居外苑「和田倉門」的十字路口，一片開闊的綠意與水光會乍然進入視野，寬闊筆直的護城河就在眼前。而位於這條水道的東側，一座昭和時期的古典主義建築「明治生命館」佇立在摩天大樓叢林中，這棟由岡田信一郎設計，1934年建成的樓館，宏偉的科林斯式列柱（Corinthian columns）支撐著厚重的石造結構，整體呈現出一種來自舊時代的莊嚴與矜持。它本身就是明治維新以來西風東漸的產物，或多或少表現出二戰前日本意圖與西方列強比肩的雄心。
皇居外苑東側的明治生命館（作者自攝）
這也是我此行的目的地：「靜嘉堂文庫美術館」的寄身之地。
若在幾年前要拜訪這座美術館，得先舟車勞頓一番，前往東京世田谷區的岡本，在二子玉川的郊野山坡中尋找那座建於1992年的舊館。由於和著名的文庫一同建於岩崎家墓地旁，給人一種隱匿感，卻又帶有些許宗教氣息。對旅人來說，這地方並不便輕易到達，因此到了2022年，為了提供大眾更便利的參觀體驗，岩崎家族決定搬遷這座美術館，將其自郊區搬入這座指定為國家重要文化財的明治生命館一樓，並賦予一個具現代感的暱稱：「靜嘉堂@丸の內」。
站在馬路對面凝視這座建築，一種有趣的時空錯置感油然而生。如今這座西洋石造建築的腹中，展示著頂級的東方古典藝術。這種東西交輮的美好匯合，就我看來，恰似那個時代日本上層人士普遍帶有的一種複雜內心寫照：一方面渴望擁抱西方的現代性，一方面又在靈魂深處死守著東方的審美底蘊。這種因應時代而激發出的文化特質，在岩崎氏的幾位當家身上體現的淋漓盡致。
靜嘉堂文庫美術館外窗（作者自攝）
巨賈的執念：財富的最佳用法
想要貼近靜嘉堂的收藏，最好能對背後的主角：岩崎家族與三菱財閥多些認識。這不僅僅只是單純的長期大宗文物交易，也是一個大時代風起雲湧變革的故事。
十九世紀中後葉的日本，正面臨著前所未有的變局。來自土佐藩（今四國高知縣）的岩崎彌太郎（Iwasaki Yataro），也就是後來三菱集團的創始人，以一種近乎偏執的生命力在亂世中崛起。他出身「地下浪人」（土佐藩特有的身份，他們被允許保留姓氏並佩刀，但藩主不支付俸祿，主要靠務農為生），地位卑微且家境清貧。然而未受限於此，彌太郎自少年始便展現出強烈的求知慾，進入私塾接受了紮實的漢學教育。這段經歷賦予了他日後縱橫商場所需的宏觀視野與基礎知識。憑藉著對商業機會的敏銳嗅覺，他投身航運業，其發跡始於接管土佐藩瀕臨瓦解的貿易機構（大阪開成館），在幕末維新政權交替的權力真空期，他靈活地運用手中的船隊承攬了新政府軍需物資、兵員運輸乃至鑄幣廠貨運等關鍵任務。在幾次決定性的國內衝突與變革中，或許是眼光獨到，抑或蒙受上天眷顧，他押注成功，既贏得了新政府的信任，也賺取了驚人的暴利，並以此為基礎創立了「九十九商會」（三菱的前身），自此奠定了百餘年三菱帝國的基石。
彌太郎自身就是一個對東方古典藝術與文化長期關注的資助者，然而，真正為靜嘉堂奠定基石的，則非其二弟——三菱第二代總帥，岩崎彌之助（Iwasaki Yanosuke）莫屬。
與兄長與生俱來的開拓者氣息不同，彌之助早年曾在大阪研習漢學，入慶應義塾就讀，後又留學美國「Edward Hall's Family School」，看似洋派時髦，但後來證明，他的骨子裡流淌的還是正宗東方文明血液。1885年2月，彌太郎因積勞成疾離世，享年五十歲，此時年僅卅四的彌之助臨危受命。他不僅穩住局勢，帶領三菱從海運成功轉型為海陸兼棲的產業，更演繹了一場著名的現代版「周公輔成王」（德富蘇峰《岩崎彌之助傳》評語）。
他銘記兄長死前指定由他「暫代統轄家事及事業」的遺訓，將自己定位為暫時的「攝政」角色，一心輔佐兄長的年幼的長子岩崎久彌，期間多角度發展三菱業務，海空並進，同時買入丸之內土地，極大程度上推進三菱的發展。而當久彌成長到足以獨當一面時，時值四十二歲，正當盛年的彌之助毫不猶豫地讓出總裁之位，並在財產分配上嚴格釐清，讓本家（久彌系）分得絕大部分資產，自己這支分家僅取五分之一。這種願意功成身退的品格，讓他在當時日本商界享有極高清譽。
而彌之助對古物的執念，則與當時的時代氛圍息息相關，明治維新以來「脫亞入歐」的口號高漲，福澤諭吉、森有禮等知名人物倡導凡事以歐為尊的聲浪響徹雲霄，在這樣的時代，彌之助對舊文化的愛戀可謂帶有某種「反動」色彩，並且時常對於日本乃至東洋的古典書籍和古美術品不受重視、遭到破壞或流失海外的狀況感到不安。他認為，防止這些東洋獨有的文化遺產散佚，並將其傳承給後世，恐怕捨我其誰，是自己的文化責任，因而開始投入大量的私財進行搜集工作。
這樣的文物收藏，或可視為一種基於「大我」使命感昇華後的文化責任；至於對「小我」來說，彌之助同樣賦有熱情，有這樣一個著名軼事：1885年，正當三菱被政府施壓、焦頭爛額之際，彌太郎去世未久，一向謹慎的彌之助卻突然要求公司預支全年的津貼，原因是，他打算買下「付藻茄子」與「松本茄子」這兩件日本茶道的聖品。曾流轉於織田信長、豐臣秀吉、德川家康之手的這兩件寶物是大名鼎鼎的「唐物名物」，其價值早已超越藝術，成為了頂級權力的象徵，是人人夢寐以求的神物。原物雙雙在本能寺之變與大阪夏之陣的戰火中毀壞，德川家康命人從廢墟中找出碎片，請頂尖工匠以高超漆藝修復，成功復原了原本的精美質感。
付藻茄子（引用自網路）
為什麼非買不可？除了珍稀，更因為「付藻」的日語發音（つくも，Tsukumo）與三菱發祥地「九十九（つくも）商會」同音。對於彌之助而言，這不僅是收藏，或許也是為了給這個立志爭霸日本的企業求一個「好彩頭」，得以度過動盪難測的當下。後世的文化史學者在分析這一事件時，普遍認同「つくも」諧音對彌之助決策的影響。在日本文化中，對「言靈」和吉祥諧音的重視是非常深厚的傳統，特別是在面臨重大抉擇的時刻。
由此看來，彌之助對特定精品文物的渴求可謂執著，但他絕非一個僅知將寶物私有化的守財奴。彌之助生前十分推崇鋼鐵大王卡內基《財富的福音》（The Gospel of Wealth）一書，甚至親自為日譯本作序。他深信「自由慈善主義」：富人應在有生之年將財富盡力回饋予社會。這也解釋了一許多人注意到的現象：在靜嘉堂文庫的二十萬冊古籍中，除了極少數例外，幾乎看不到岩崎彌之助的任何個人藏書印痕跡。
在中國傳統觀念中，「書過留印」往往是藏書家的特權、執念，每一方鮮紅的鈐印都宣示著「此物歸我」。但彌之助並不如此，他從一開始就沒打算把這些書當作私產，而是視為暫時保管的社會公器。在他的觀念裡，自己只是這些寶物在漫長歷史中一個匆匆過客，與其蓋滿私印，不如蓋一座安全公開的圖書館，讓它們能安然傳承於人間，這在他早期收購古書的習慣便已如此。
岩崎彌之助與岩崎小彌太半身像（作者自攝）
連接中日的巍巍皕宋樓
在靜嘉堂的眾多收藏中，若要論及對中國文化史的重要性，無過於那批來自清末大藏書家：陸心源的珍藏。陸氏擁有「皕宋樓」、「守先閣」與「十萬卷樓」三大藏書樓，其中「守先閣」藏普通刻本，「十萬卷樓」藏明清刻本與名人手校、手抄、稿本等；「皕宋樓」則珍藏宋元版舊栞。其類型豐富，體裁多樣，涵括目錄、版本、校勘、題跋、方志諸領域。論其藏書之富與著作之成就，晚清藏書家中陸氏可謂出類拔萃者，與海源閣主楊以增、八千卷樓主丁國典及鐵琴銅劍樓主瞿紹基齊名，舉國多議為四大藏書家之首。
陸心源於1894年去世，其生前因代清政府處理庚子事變南方籍受困民眾、北方賑災等問題，主持成立救濟善會，期間曾將善款借給他人，卻導致款項無法追回，欠下鉅款，家道早已開始中落。直至1907年，後人陸樹藩為謀生計，急欲出售這批數量高達四萬四千冊、包含兩百部宋版書的驚人寶藏（故稱「皕（bì）宋」），在當時的中國竟無人能以此天價（十萬銀元）接手。彌之助聽聞時任岩崎家文庫員的島田翰報告這批東洋文化的瑰寶即將流散到歐美，他當即表示：「這不僅是中國的寶物，更是東洋之寶，決不能讓其流失海外。」的指示，務必高價收購。最終，為了保持藏書的完整性，不讓其星散，陸家忍痛將父親畢生珍藏的書籍售予了彌之助。期間岩崎一方與陸家透過中人進行商議、談判，溝通過程頗為周折，在此不多贅述。
最終，這批書被裝箱上船，在上海轉運，於無數中國士人的喟嘆聲中橫渡東海，卻在日本同樣留下了一個永遠的遺憾：出資的彌之助滿心期盼，卻在書運抵東京的次年（1908年）便撒手人寰，至死都未能親眼細覽這批他耗費鉅資取得的宋元珍籍。據記載，當這批珍貴古籍運抵駿河台的宅邸時，彌之助已無力起身閱讀。他讓人將書箱搬到病榻旁，命人打開箱蓋，讓他聞一聞古書紙墨的香氣，並撫摸書冊，至此足矣。
那麼，這批珍寶最終被安放在了哪裡？這是一個多數訪客未曾留意的細節，我認為，卻是理解靜嘉堂本質的關鍵。起初，岩崎彌之助將自己在東京駿河台宅邸內的書庫命名為「靜嘉堂」，引自《詩經·大雅·既醉》：「其告維何，籩豆靜嘉」。這句詩描繪的是祭祀的場景，意指祭器（籩豆）裡盛放的供品既潔淨又美好，以此奉納神靈。後來由於火災，文庫移至家族在高輪的住所，這裡也是皕宋樓藏書的早期落腳處。直到1924年，為了紀念彌之助逝世17週年，其子岩崎小彌太便在（世田谷區岡本的）家廟旁邊，由喬賽亞·康德（Josiah Conder）設計，築起了現在這座外型揉合中西的文庫圖書樓，將那二十萬冊古籍與無數藝術品悉數搬入此地，在寧靜鬱蔥的環境裡伴隨著先人，自此，取名的深意遂得以彰顯。
靜嘉堂文庫圖書樓（作者自攝）
1930年，小彌太進一步在圖書館旁增建了展示廳和收納藝術品的倉庫。1940年，他正式成立靜嘉堂基金會，將家族所有的藏書、圖書館建築、所在的土地，以及後續維護所需的資金全數捐出，開放給學者和大眾使用。其實，小彌太一直心懷建立一座美術館的夢想，無奈因為二戰爆發，計畫只能被迫擱置。1945年12月小彌太逝世後，其妻孝子遵循遺志，將他收藏的171件藝術品捐給了基金會。到了1976年，後人岩崎忠雄終於實現了小彌太的宿願，將他其餘的藝術收藏品以及展示廳都捐贈出去。
如今，靜嘉堂的館藏規模十分宏大，擁有高達20萬冊的書籍文獻，其中包含一大批珍貴的宋元時期精美印刷古籍；藝術品也多達6500件，許多都被日本政府指定為國寶、重要文化財產或重要美術品。1992年，適逢靜嘉堂收藏館創立一百週年紀念，位於世田谷的老圖書館大樓旁邊，蓋了一棟全新的現代化美術館大樓並開館。讓整體的展覽活動得以大幅擴展。30年後，以展示為主的美術館再次搬到了繁榮方便的丸之內，但庫藏文物仍留在世田谷的家廟旁。
對於中國讀者而言，皕宋樓的流失固然是民族文化之痛，陸樹藩也因此背負了「不肖子孫」的罵名，當時諸如張元濟、傅增湘、葉德輝等名士都曾有過台面上下的批判，即使至今仍然廣受輿論貲議。但若平心靜氣地回看歷史：在那個軍閥混戰、民族浩劫接踵而至的百年裡，這批脆弱的紙張若留在了故土，能否逃過被焚燒、撕毀或星散的命運？這後果恐怕不言可喻。岩崎家以「靈廟供品」的規格供奉著這些書籍，給予了它們最高等級的保護。甚至在二戰東京大空襲的烈火中，也因為這裡位於郊外而倖免於難。從另一種角度來看，這種將文物視為「神聖供物」的虔誠，或許正是這批人類文明的瑰寶能夠穿越百年風雨，完好無損地流傳至今的原因之一。
岩崎彌之助雖然沒能親眼看到皕宋樓的藏書，但他那「東洋之物，留於東洋」（東洋固有の文化遺産が其の稱を軽んぜられ、散逸し去らんとするを憂ひ、其の蒐集保存に努め）的宏願，以及他在《財富的福音》指引所發展出的無私巨賈胸襟，最終讓這些原本屬於私人的收藏，轉化為全人類共享的文化遺產，則是無可諱言的事實。
文獻與光影：被遺忘的宋元祭品
當我步入丸之內明治安田生命大樓的正門內，轉個彎，靜嘉堂文庫美術館便以一種半開放式的姿態映入眼簾，透過通透的玻璃門迎接著參觀者。穿過售票處，迎面而來的是一個挑高的大廳。雖然整體佔地面積不算宏大，但空間感相當開闊。二樓區域為不對外開放的辦公室和儲藏室，主要的展覽空間分為四個精緻的小展廳，則分置於一樓大廳的左右兩側。
靜嘉堂文庫美術館入口（作者自攝）
中間的大堂燈光溫暖明亮，設有舒適的座椅，供參觀者駐足觀賞當期展覽的介紹影片，亦可稍作休憩。一般來說，建議的觀展動線是採逆時鐘方向，由右側展廳開始依序瀏覽，不過也會隨著每次策展主題的不同而進行微調。我這次造訪時，恰巧遇上了以「萬國博覽會」為專題的特展（分為前後兩期）。由於三菱集團早在十九世紀末期便積極配合日本政府參與世博會，因此許多與當時活動相關的珍貴文物，便藉由這兩個階段的展覽呈現在世人面前。
按照慣例，備受遊客（特別是中國遊客）矚目的宋版書珍藏，通常會被安置在第二或第三展廳。這些歷經千年的古籍僅隔著一層薄薄的玻璃，近距離地展現在我們眼前，其紙張的質感與墨色彷彿觸手可及。對於熱愛古典文化的人來說，這絕對是一次極為難得且震撼的體驗。
當然，作為壓軸的鎮館之寶——日本國寶「曜變天目」茶碗，則會被隆重地安置在最後一個展廳的獨特角落，靜靜散發著光芒。值得注意的是，為了保護這件稀世珍寶，它往往也是整個美術館中，唯一嚴格禁止拍照攝影的展品。
曜變天目（引自靜嘉堂文庫美術館網站）
這種匠人精心燒製出帶有散發虹彩的斑點（曜變）的黑釉（天目）茶碗，被視為天目茶碗中最為珍貴的類型，其碗內面覆有許多斑點，斑點周圍散發出深藍色的虹彩。就目前所知，這類茶碗世上僅存三只。許多人來到這裡就單是衝著它來的。我想，固然是鎮館之寶沒錯，美術館商店也陳列有諸多以之為創意主題的產品，但若只是盯著這隻茶碗，恐怕會錯過靜嘉堂這場永續祭典中其他同樣有意思的美好物件。
以我這次看展為例，見到大名鼎鼎的日本重要文化財《四季山水圖屏風》，目光隨著六扇連綿的畫面，從右側的春夏移轉至左側的秋冬，景色多變。學界公認此作深受南宋馬遠、夏圭畫派影響，確實，那表現山石險峻剛硬的「斧劈皴」筆法清晰可見。但在現場細看原作，水墨的暈染裡卻透著一種比中國畫更濕潤、柔和的氣息。這種在廣闊深遠的空間中，建立起嚴謹秩序感的構圖，真實呈現了室町時代禪僧畫家獨有的精神世界與最高水準。
四季山水圖屏風（作者自攝）
另外這件「秋草蒔繪謠本簞笥」也值得一說，這件作品被認為是出自本阿彌光悅（1558-1637）之手，是為了收納能樂劇本而製作的小櫃子，曾參加過1910年的日英博覽會，並於1933年被指定為重要美術品。在漆黑的背景上，它用金銀粉的蒔繪技法描繪了帶有露珠的芒草和撫子花等秋天草花，畫面中還散落著行雲流水般的文字。這些文字與秋草圖案相互交融，體現出人文與自然幻化唯一的意境。
秋草蒔繪謠本簞笥（作者自攝）
真正看到宋版書實物時，那種衝擊是難忘的，雖然我早已在台灣故宮多次親見其芳蹤，仍然感到興奮。此物之所以珍貴不僅在於內容，更在於高水準的用紙、裝幀，及其宋體字刊刻所帶來的特別美感。看那展出的《周禮》或《漢書》，字體方正嚴謹，刀法剔透，墨色如漆，歷經近千年而不褪。紙張的纖維在柔和的燈光下呈現出一种溫潤的象牙白。這是只限於白紙黑字所構築的藝術，也是宋代書匠對於「精緻工藝」的極致理解。
靜嘉堂藏宋版書影（作者自攝）
這些書籍曾經是江南文人桌上的珍藏，多過了百於年來的天災人禍，現在安靜地住在丸之內這棟昭和建築裡，和屏風、茶碗、山水畫，以及更多藏品，一起拼湊出那個變動時代的一頁文化史，為東方文明保留了濃厚的一筆，也體現出岩崎父子內心深處對東方美學的堅持。
尾聲：東方至美@丸の內
走出靜嘉堂@丸の內，天色已晚，丸之內的街頭亮起了霓虹，皇居苑囿已被夜色籠罩。其實，丸之內地區過去習常被稱為「三菱村」，與岩崎家族之淵源極其深遠，對於他們來說這裡算是發祥地和核心根據地，也因此，美術館方在宣傳時也強調了這是一種「回歸」。將展示岩崎家收藏精華的美術館設在三菱集團的核心區域，具有強烈的家族與企業集團的象徵意義。
這些器物，就像是時間長河中的一塊塊礁石。一代又一代的人像流水一樣從它們身邊流過。岩崎小彌太深知自己不是這些寶物的主人，而只是暫時的「保管者」，所以他踵續前人，最終選擇了將這些寶物捐獻出來。這或許就是收藏的最高境界吧：不是佔有，而是守護。是承認自己生命的短暫，並願意量力而為，為了某種更長久的價值付出心血。
走進美術館的新址，這裡少了舊館那種寧靜翠谷般的隱密感，卻多了一種「大隱隱於市」的從容。它不再是需要專程前往朝聖的遠方聖地，而成了一般市民，乃至於丸之內上班族在午休或下班後，隨時可以推門進去的精神避難所（當然，門票錢還是省不了的）。如果對中日近代文化交涉史感興趣, 我非常推薦能到此看看。除了每次常設或特展所展出的數量不算太多之外，其餘無論是藏品的品質、建築的宏美，以及交通的便利，在東京，靜嘉堂文庫美術館都算得上是數一數二的存在，不應錯過。
明治生命館初建影像（作者自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