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irtually every commercial transaction has within itself an element of trust… it can be plausibly argued that much of the economic backwardness in the world can be explained by the lack of mutual confidence"--Kenneth Arrow (1972)
寫下了名著《疼痛：不受歡迎的禮物》的醫生Paul Brand，回憶了他年輕時聽過人類學家瑪格麗特·米德的一場演講，有一個學生問米德說：「教授你好，我們該怎麼去定義人類文明呢？」
根據後世考證，米德的公開訪問裡從未提過以下這個觀點，所以Paul Brand的回憶是唯一的引用來源，但這個觀點相當有意思，Paul Brand回憶道：
「對她而言，最早的人類文明證據，是一根癒合的大腿骨（股骨）。」
什麼，大腿骨？
Paul Brand繼續回憶道：
「米德在演講廳裡向我們展示了這根骨頭，並開始解釋道：
『一般來說，在充滿生存競爭而且野蠻橫行的考古遺址中，我們從未能發現這種骨頭癒合的證據。在那種環境，隨處都都可見到暴力，好比被箭矢穿透的太陽穴，又或是被棍棒打碎的頭骨。但這一根癒合的大腿骨，說明了，當時一定有人在照顧這位傷者——有人替他狩獵、有人為他帶回食物，並在犧牲自我的情況下照料他。這就是最早的文明的誕生。』」
根據Paul Brand的詮釋，這一根癒合的大腿骨，就說明了文明的起源，乃是從利他而開始，由社會信任來使得人類社會脫離野蠻的境遇，因而謂之文明。
乍看之下，這似乎與強調「自利乃最大的動機」的經濟學格格不入，但實為不然。比方說亞當斯密在《國富論》裡頭，寫作了大量的公民社會的必要性，斯密還另有一本書叫《道德情操論》。而早在1970年代，諾貝爾獎得主Kenneth Arrow便認為許多國家的經濟落後，可歸諸於缺乏某種「信任」而使得多數的經濟活動窒礙難行。
信任的重要性，更進一步體現在「去中心化」的治理議題當中。如果凡是都經由科層或某一個核心決策機構的「一條鞭」管理，可以透過「看得見的手」來解決問題，但有許多事情是難以中心化解決的，信任竟然是解決多數去中心化難以的先決條件，相關的研究發現，正是2008年諾貝爾經濟學得主伊莉諾·歐斯壯的得獎原因。
歐斯壯的研究議程，一部份跟她的先生Vincent Ostrom有關，在她還在UCLA唸博士的時候，Vincent Ostrom已經跟Robert Warren還有Charles M. Tiebout（此君是二戰後的公共經濟學大師）發表了一篇在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的研究，談加州的資源管理。二次大戰時期，加州高速發展，人口從許多四散的都會互相蔓延開來，各個小的都會區爬根纏結，形成了一個「多中心的大都會區」，各個市政府各為山頭，當時被批評為「疊床架屋」，「職能重覆」，一個解決方案是擴張較大的城市的權力，但而Vincent Ostrom等人便認為「橫加科層之上」並不是好的解決方案。
伊莉諾·歐斯壯受此啟發，在跟Vincent Ostrom還有Charles M. Tiebout合作下，其博士論文研究便是探討南加州的地下水管理，她發現把所有的小的地方政府整合成一個大都會政府搞「一條鞭」的政策，並不是一個好主意，因為在加州，中小型城市在監管上往往比大城市更有效率，市民不滿時可以用腳投票，而地方法人社區可以自己挑選適合的服務供應商，反而在大城市，市政府統一承包給一個供應商，未必符合各個社區的需求，地方小市民反倒沒有發言權。
循此思路，歐斯壯將研究場地從加州，進一步移到了世界各地的灌溉設施，因為水利設施往往有「公地悲劇」(The Tragedy of Commons)，跟今天的學子學習這個概念不同，今日的的學子學習公地悲劇，多半是從「所有權不明」出發，所以結論要不是私有化，就是政府介入。然而當歐斯壯第一次學到這概念時，卻是從上述的「多中心治理」的議題去想：為何一個水圳有這麼多糾紛？因為灌溉水源本質是一種是「共用資源(Common Pooled Resource），而治理共享資源乃是一個多中心甚至去中心的治理難題！
因此，她一系列的田野研究以及早期的田野實驗，比方說她跑到尼泊爾去理解當地社群如何根據不同的季節來調配用水。這些研究闡明了不同社群的人們，是如何發展一套在地治理的邏輯，用來處理相當困難的水利分配問題。筆者在哈佛經濟系上另一位諾獎得主Eric Maskin的賽局論時，Eric便在教「重覆賽局」時，強調歐斯壯在這方面的突破性貢獻：人類社群有很多方法可以去實施重覆賽局，來對抗囚徒困境，遠離讓社會互相傷害的均衡，而歐斯壯在田野裡找到答案。
那歐斯壯的答案的本質是什麼呢？其窮盡一生之力氣，調研了數十個社群的治水邏輯，歐斯壯的答案回到了本文的開頭：社群互相幫助的信任，這思路變遷亦記載在她2010年發表於Americian Economic Review的文章〈超越市場與國家：複雜經濟系統的多中心治理（Beyond Markets and States: Polycentric Governance of Complex Economic Systems）〉，這篇文章由她的諾獎演說輾轉改寫而成。
在文中她就提到一個有趣的實驗。竭澤而漁向來是一個困難的公地悲劇難題，尤其是牽涉到生態系的永續發展。漁民可以選擇用網目較大的漁網，來放過小魚，但自己的漁獲就會比較差，但小魚可以再生養更多未來的大魚，但自己不捉小魚，其他的漁民可能就捉掉了，那漁民該不該織比較密的漁網呢？這便是一種典型的公地悲劇式的囚徒悲劇。
而Fehr 與 Andreas Leibbrandt (2011) 針對巴西東北部某內陸湖泊的漁民，進行了一系列有趣的公共財實驗 (Public Goods Experiments)。他們發現，在實地實驗的第一階段，參與漁民的社區捐輸比例極高（達 87%），而在隨後的階段中，捐輸程度則趨於平穩。
Fehr 與 Leibbrandt 進一步檢視了個別漁民所使用的漁網網目大小 (Mesh size)，發現那些在公共財實驗中貢獻較多的人，在現實中也使用網目較大的漁網。較大的網目能讓幼魚逃脫並長大，使其繁殖能力高於年幼即被捕獲的情況。換句話說，漁民在現場實驗中的合作行為，與其在現實共用資源 (CPR) 困境中所展現的合作表現是一致的。
歐斯壯本人的大量研究，能呼應上述的實驗：許多困難無解，難以找到單一政策來解決的治理問題，如果我們能在任何一個在地的社群找到答案，這答案多半不是各種狀況都有用的萬靈丹，也可能不是理論家眼裡的最適解，但無論如何，這些答案往往都仰賴人類能彼此照顧的社會信任。
回到臺灣。臺灣的讀者或許不知，根據Pew的調研，臺灣是地球上少數把「社會」列為「人生意義來源」首位的國家：
這也呼應了2025年的「鏟子超人」，以及在2025年末英勇犧牲的余先生，也呼應了許多為了臺灣社會貢獻的人以及諸多為臺灣犧牲的英雄們，筆者先前指出，社會信任乃是臺灣最大的社會資產，因為唯有足夠強力的社會紐帶，才能夠面對臺灣社會未來的多數危機。
是為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