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上最暴力、最善於取人性命的動物是什麼呢？獅子？老虎？毒蛇？都不是，反而是我們日常生活中最常遇到的一種生物：蚊子。(第二名是人類）。
以累計數據上來說，有人統計，蚊子一天擊殺的人命，可能就比鯊魚一世紀加起來的還要多。也不是所有蚊子都會致命，而其致命之處，是會傳播瘧疾的瘧蚊。據統計，全球有一半的人口仍受瘧蚊威脅，瘧疾一年造成地球上六十萬人的死亡，主要集中在非洲。臺灣在過去亦流行瘧疾，與日治時期降低了致死率，但在戰後才得以根絕。
全球在二戰後曾有一波大規模的防瘧行動，但多以失敗收場。
地理決定論的極致：Sachs 的「熱帶陷阱」
在發展經濟學的長期論戰中，Jeffrey Sachs (2001) 的研究將「熱帶無發展（Tropical Underdevelopment)」推向了純粹的地理決定論。Jeffrey Sachs 不認同從Douglass North等人發展，後由 Acemoglu 等人繼續闡發的制度起源論，直接將地區發展差異歸因於物理環境的不可抗力。
比方說，他認為瘧疾帶來人口難以轉型的惡性循環。不同於我們之前接下來談及的多數研究，將瘧疾視為可以透過政策移除的障礙，Sachs 在這篇文章中更傾向於將熱帶疾病視為一種「地理常數」。他認為熱帶地區惡劣的公共衛生環境（如瘧疾猖獗）不僅損害勞動力，更遲滯了從高出生率、高死亡率向現代人口模式的轉型。這種人口壓力與低農業產出的結合，被他描繪成一個難以逃脫的「熱帶陷阱」。
然而Jeffrey Sachs實證資料，基本上都刻意的排除了新加坡、香港跟臺灣，這裡面牽涉到不少的資料分析的嚴重問題。
除了這之外，Jeffrey Sachs的論證是「去歷史的」，他忽略了像美國之類的「北方大國」，其境內也包含了亞熱帶跟熱帶環境，亦曾經遭遇了許多的瘧蚊問題，比方說Elena Esposito的研究，便發現瘧蚊催生了部份美國南方黑奴的需求，便深深影響了美國南方產業的分布。
比方說，田納西流域其實也有嚴重的瘧蚊問題。深深影響了臺灣水利發展的「田納西水庫」計劃，影響了美國南方的水文，根據Carl Kitchens的研究，其實一度引起了瘧蚊大爆發，於是美國的相關單位TVA從新政到二戰期間，都投入了大量的資源來消滅瘧蚊。
美國南方在南北戰爭後雖一度蕭條，但在二戰後卻成為了美國戰後工業化的動力，若非美國「處理蚊子」有一套，豈不是美國南方也陷入了熱帶陷阱
巴拿馬運河與瘧疾
蚊子在發展經濟學中扮演了巨大的角色，因為兒童時期的健康狀況被視為未來經濟表現的基石。Bleakley（2010）針對巴拿馬運河區及拉丁美洲國家的研究發現，20世紀初的抗瘧行動對當地經濟產生了跨世代的影響。
美國會接手巴拿馬運河的整治，其實也跟美國對蚊子有一套有關。法國在巴拿馬的失敗並非單純的工程問題，而是正如 McCullough (1977) 所述，法國人因迷信瘴氣論（Miasma theory），認為瘧疾是由受污染的惡氣傳播的，與蚊子無關，因而在病院附近的花園墊了水碗來防螞蟻跟蟲子，無意中助長了病媒蚊的滋生。
（McCullough的原文相當傳神：...thousands of ring-shaped pottery dishes filled with water to protect plants and flowers from ants provided perfect breeding places for mosuitoes...)
直到美國接手巴拿馬後，透過美軍軍醫William Gorgas 上校的系統化防蚊挫施（包含了一系列的燻蒸、排乾積水、紗窗隔離等等），大幅地減少了巴拿馬瘧蚊的盛行，而William Gorgas的防蚊經驗，則是由他早期在古巴而得來的。
長遠影響來看，一如Bleakley（2010）針對巴拿馬運河區及拉丁美洲國家的研究，當瘧疾盛行率下降後，出生在這些地區的孩子因為不再受瘧疾對體力與認知的雙重摧殘，學習效率大幅提升。這種健康紅利直接轉化為成年後的更高收入，證明了即便在地理環境惡劣的地區，透過強效的公共衛生干預（如 DDT 噴灑或環境清理），也能顯著提高人力資本的投資回報率。
防瘧的成效與性別差異：斯里蘭卡跟巴拉圭
上述健康紅利的邏輯，則進一步在 Lucas（2010）對斯里蘭卡與巴拉圭的研究中得到了更為仔細的驗證。儘管斯里蘭卡與巴拉圭這兩個國家在地理、文化與殖民背景上頗為迥異，但兩者參與 1940 年代末期同時推動的大規模防瘧運動，卻得出了極為一致的結果：原本受瘧疾所苦的地區，在疾病被壓制後，孩童（特別是女性）的識字率與平均受教育年數出現了跳躍式的成長。
日本、臺灣熱與殖民地臺灣的瘧疾
另一方面，根據顧雅文的醫學史研究，瘧疾對於日本對臺的殖民統治產生巨大的影響。
日本本土最初僅存在症狀輕微的「間日熱」瘧疾，直到 1874 年因「牡丹社事件」出兵台灣，日軍才首次遭遇凶猛的「惡性瘧疾」。
日軍與清軍雖無正式交戰，卻仍死傷慘重，這邊是出於真正的敵人卻是當地的「熱病」。在近六千名的軍隊中，因病感染人次竟高達兩萬，平均每人染病兩至三次，最終奪走近四百條人命，致死率遠超戰損。
當時的軍醫因無法與日本本土經驗連結，將其冠以地名稱為「台灣熱」，並套用傳統的「瘴氣論」，認為是開墾草原釋放出有毒分子或士兵不服水土所致。
1879 年，日本佔領琉球（沖繩）後，因當地同樣盛行惡性瘧疾，成為日本醫界進一步研究的契機。博物學者田代安定於 1880 年代透過實地調查，首度確認所謂的「台灣熱」、「八重山病」即是西方醫學所稱的「Malaria」（瘧疾）。
隨後，在瘧原蟲漸被科學家發現的背景下，東京帝大教授三浦守治於 1894 年赴沖繩實驗，對過往的「瘴氣說」提出懷疑（後來三浦也對日俄戰爭時的腳氣病提出了防治的看法）。
三浦基於「原蟲生活在水中」的假設，進一步推行「不生飲、不生食」的防疫措施，導出「生水說」理論。雖不中，但亦不遠矣。這套重視用水衛生的預防準則，也成為 1895 年日軍領台初期最主要的瘧疾對策學理根據。
隨後，西方醫學界確立了「蚊子」為瘧疾傳播媒介的關鍵，日本軍方迅速引進此學說，並在基隆守備隊進行實驗，透過徹底防蚊成功控制疫情。顧雅文的文章進而提到日本「並在1903年西班牙的萬國醫事會中發表以防蚊控制瘧疾的方法與效果，引起德、美諸國的注意。」
隨著台灣正式成為日本殖民地，台灣便成為為日本瘧疾研究的重要場域；多位醫官與學者如羽鳥重郎、木下嘉七郎等，在全台各地進行瘧蚊種類、生態採集與生物學分類。這種從軍事需求驅動到殖民地實地研究的過程，不僅讓「蚊媒說」在軍陣醫學中取得核心地位，也大幅推動了日本瘧疾學的成熟與發展，筆者先前也於〈科學與武士道〉一文提及。
美援與中華民國政府：臺灣戰後如滅絕瘧疾？
臺灣戰後的防瘧，起初雖有中斷，但後來仍部份延續了殖民時期的研究基礎，如「蚊子博士」連日清便於1955年加入了「臺灣省瘧疾研究所」，便持續的促成了臺灣的防瘧。
不過，中華民國政府的瘧疾政策的形成，特別是在1955年「根除（Eradication）」概念成形前，是處在一個相對複雜的政經局勢中交織發展而成。比方說，美國洛克斐勒基金會（Rockefeller Foundation），早在1940年在雲南遮放成立「瘧疾研究所」，主因是當時滇緬公路為英美軍物資補給的關鍵命脈，後於1946年，決定在浙江與台灣設立野外研究所進行實驗。
隨後，該所雖編入國民政府中央衛生院，遷往重慶與南京，但實質的人事與經費仍由洛氏基金會主導。當時的防治技術，如溪流沖洗法、巴黎綠噴灑及DDT測試，多源於洛氏基金會的海外經驗：這邊就又回到了上述的美國從古巴跟巴拿馬經略防蚊所累積的知識系譜裡頭。
換言之，此階段在台灣的研究，實際上是將台灣視為防治全中國瘧疾的實驗場域。直到1949年洛氏基金會因政治因素撤離，才改由農復會（JCRR）接手編列預算，使得台灣省瘧疾研究所仍得以維持運作。
從控制到根除：防疫觀念的典範轉移
1951年，在內政部、省衛生處、農復會、美援會及世界衛生組織（WHO）的共同合作下，台灣才把目光從「防治中國蚊蟲問題的實驗室」，轉成以解決在地問題為目標的「瘧疾控制計畫」。
一開始這是一項為期四年的短期計畫（1952–1955）。
1952年時，初以高雄旗山作為示範區，進行室內DDT殘餘噴射實驗以建立基準，隨後逐年擴大範圍。一開始的政策目標僅是「控制（Control）」，而非完全消滅。然而，1955年成為了關鍵轉折點。1954年10月的「全美第14次衛生會議」與翌年的「WHO第八屆世界衛生大會」相繼提出「根除」的政策目標
這項政策轉變跟於《寂靜的春天》一書中的DDT甚為有關。在當時的撲滅方針下，DDT殺蟲劑，其長效性更能縮短瘧蚊壽命，使瘧原蟲無法在蚊體內完成發育，進而切斷傳播鏈。當時理論認為，只要連續噴灑DDT五年，確保無新病例發生，既有感染者即使未經治療，也會在五年內自然痊癒。這套理論促成了1955年全球性的「根除瘧疾計畫」。
受此全球思潮影響，台灣原定於1955年結束的計畫，便一舉轉型為「撲瘧計畫」，並延長兩年。1956年，台灣實施全島性DDT強力噴灑作業。到了1957年噴灑作業結束時，全台瘧疾患者已降至約500人。瘧疾研究所隨即於1958年啟動後續的「五年監視計畫」，主動出擊搜索並「肅清」殘餘病例。實務工作一直持續至1963年。
最終於1964年11月，WHO專家團抵台進行嚴謹評查，確認台灣撲瘧成功。隔年台灣正式獲頒「瘧疾根除證書」，寫下公衛史上的重要篇章，也是地球上極少數參與了WHO除瘧計劃而有成功的國家。
尾聲
從本文的討論來看，無疑有三個重點。第一個是「蚊子的確猛於虎」，對於理解經濟發展至關重要。第二點則是「防蚊」的觀念，在全球有各自交織地發展，日本從牡丹社事件到佔領琉球，並廣納歐洲殖民經驗來治理臺灣，而美國則是在美國南方到古巴到巴拿馬的實驗經驗，最終於戰後臺灣匯流成了1950年代的防瘧工程。而透過本文的回顧，第三點自然是Jeffrey Sachs的熱帶陷阱論相當不可取。臺灣的鼠疫、蚊蟲等熱帶公衛文題，在過去都是世界級的挑戰，是透過科學知識與治理來克服，地理或許帶來「熱帶常數」，但制度與政策卻能帶來「變數」，常與變的觀念若有混淆，推理一步錯於是萬步錯。是為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