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必以多殺為悔：談范文瀾《中國近代史》裡的晚清第一人曾國藩

范文瀾與與郭沫若、呂振羽、侯外廬、翦伯贊為中國史學界的「馬列五老」之一，稱為當時的馬克思主義史學的代表人物。筆者對范、郭、翦的作品較為熟悉，而對呂侯較不熟識。

他1935年因為支持華北抗日運動遭到逮捕，釋放後在1940年奔赴延安，任馬列學院歷史研究室主任、中央研究院副院長兼歷史研究室主任等職。1941年編寫了中國共產黨幹部的教材《中國通史簡編》，1945年執筆《中國近代史》，所以說，筆者要談的《中國近代史》，原先是給1940年代的中共幹部的內部中國史教材。

五朵金花的「漢民族」這一朵花

不過，這不代表他的歷史研究是年鑑學派式，始終是馬列式的。以下是一個例子。

當時中國1950年代正在進行第一次人口普查與「民族識別過程」，當時對於什麼是「一個族」，在蘇聯受訓的人是採用史達林的定義，而暫照史達林的定義，「炎黃子孫」的立論是不可能成立的，那漢民族能否追回到秦漢維持歷史的道統性將會受到巨大的挑戰，而范文瀾則與俄方的史學家論戰，在1954年發表了〈试论中国自秦汉时成为统一国家的原因〉（筆者保留簡體字）一文中。

范認為漢人在秦漢時已經「超前符合史達林的民族定義」，因此「漢族」的存在是確定的，而「漢族歷史政治版圖」是悠久傳統的。這也使得正統史達林論者的反撲，認為民族定義若按照史達林觀點，必然形成於「資本主義上升期」，難道秦漢是處在資本主義上升期嗎？

相關的學術公案，可以見於1957年中國出版的《漢民族形成問題討論集》。雖然在學術辯論上聽起來有點荒謬，但如果不是范文瀾用馬克思語言維漢民族大一統理論，中國戰後的人口普查搞不好會因為正統史達林主義少了「漢族」一項。這也有可能在文革爆發時，毛澤東優先公開保護范文瀾的一個原因。

回為到曾國藩。

筆者讀范文瀾《中國近代史》，該書談論經濟史或民族部份，雖為馬列觀點，但寫曾國藩一段，多採其書信、上奏、信牘，讀完只覺湘軍可比日軍侵華的三光政策，日本法西斯素以殘忍觀念飼養其軍國民士兵，殺人如此兇殘尚可理解，湘軍同為漢人，殺太平軍跟平民也可以如此兇殘，令人摸不著頭緒。

但也不是那麼意外，細看之下，跟滿清對內政策一貫：早先有決定嘉定三屠的李成棟，再來有血洗廣州跟廈門居民的耿繼茂（按臺大人類學系出身的學者調查，今天的金門人不少是那時候從廈門逃過去的），接著有滅三蕃的張勇、趙良棟、（周培公），到曾國藩只是剛好而已。

自強運動的財源不足的內生性

這牽涉到另外一個很麻煩的問題。大部份的研究把自強運動的財政不足，歸咎到地賦清查困難，原因是「太平天國」。但這說法有點tricky，照著曾國藩從武漢、安徽，一路到南京的收復順序，土地是大量的被「拿」回到湘軍跟科甲士紳的手上了，按理，是可以一邊重新登記土地業權，稅賦歸於以往，但曾國藩施以巧計，土地多分封給湘軍壯勇，又或與他結盟的士紳，這些稅並沒有繳回北京，又抽稅是他老人家自己收了當餉，此外，還有發生這些「新」地主逃稅跟謊報的問題。

就地正法：殺多為優

事實上，在多數時候，地方官僚是沒有辦法「就地正法」的。在晚清則是出於湘軍跟地方武力崛起，為了鎮壓叛亂，清皇室才將此權下放。

另一個更麻煩的問題是，曾以軍事管政，甚至逾越了傳統的法律審判，掌「生殺大權」，比如查紆之事，曾國藩甚至以「殺多為優」，鼓勵底下委員多捕「奸民」，當然不是說只有曾國藩逾越大清律例---多爾袞的留髮不留人當時也是超乎律例之上，然而傳統上，按照《日本學者中國法制史研究論著選》一書中由鈴木秀光所寫的〈清代就地正法考〉，有關死刑與重刑的判決，還是須經過縣、省到皇帝反覆思量，按照而巧的是，西方於此同時正是法學頻頻發展以呼應資本主義社會的時候---這當然是發展資本主義的重要基礎建設。

事實上，根據《曾文正公家書》所記，在湘軍對太平天國的作戰，曾國荃攻克安慶時，一日之內屠殺一萬餘名戰俘及平民。曾國荃對此事頗有顧慮，便寫信給其兄曾國藩。曾國藩竟回書稱「自以殺賊為志，何必以多殺為悔。」這裡面牽涉到的，便是晚清在下放權力給這些地方武力來剿滅太平軍時，也把「生殺大權」給放了出去。

相當有意思的是，另外一套內容幾乎重覆的書叫《中國法制史考證》，幾乎收錄了前項《日本學者中國法制史研究論著選》的幾乎每篇文章，卻漏了這篇鈴木秀光所寫的〈清代就地正法考〉，然而鈴木秀光的論點卻跟早期中共治晚清史的方家范文瀾的發現相當一致，不曉得為何由中國社會科學院出版的《中國法制史考證》一書反倒不願收錄，相當有意思。

把太平天國殺完後，湘淮兩系成為了自強運動的要員，上述這兩點就是講自強運動的文獻頻頻說的「自強運動缺乏田賦跟關稅作支援」或是蕭公權說的什麼「器物-制度-思想」，說自強運動只關注器物，而缺少現代化的制度基礎。

定睛一看，財源不足跟缺少「制度基礎」，並不是外生於推動自強運動的這些健將，反而是內生於這運動過程當中底事。

而曾國藩的身教與言教對於晚清崩解後的各個軍事派系影響甚大，像筆者家中有一本黃埔軍校1920年代所用的《曾胡治兵語錄》，便是蔡鍔就任晚清雲南總督署任職參議時所編。蔣曾在日記跟稿本中屢屢提醒「戒殺」。毛澤東亦深深佩服曾國藩，這兩人都在各個鬥爭中殺生不手軟，兩人都將曾國藩視為「晚清第一人」，而兩人的政治軌跡，似乎也都可以連回曾國藩的那一句「何必以多殺為悔」。是為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