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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採用中國異端思想家李贄的著作《焚書》作為章節標題，這是他為了揭露學術權威規則的自毀式作品而起的稱號。我們並非要挑戰那些將會被視作褻瀆攻擊其信仰之作品送上火柱的人，不過這些人會迅速地反擊所有的公開焚書之舉（auto-dafé），我們只是說明洩漏小轉體秘密時會出現的矛盾，但是只有當最隱私之事（即使只有部分）的分表也帶有某種公開懺悔，此一矛盾才會顯得那麼痛苦。 （14）
中國明朝萬曆年間的思想家李贄曾經寫過一本《焚書》，挑戰了當時蔚為風潮的程朱理學。而Bourdieu 的《學術人》也做了和李贄相同的事，也就是將分析的矛頭轉向了自己身處的學術界，嘗試分析並挑戰學術界的再生產機制。當然，這種做法肯定會招來學者們的不滿，因為指出某些學院──尤其是文學院與理學院──的教授們透過這套機制，維持他們在學術場域中的權力鬥爭的優勢地位，無疑是直接揭露了「學術界的黑暗面」。
Pierre Bourdieu 將自己比喻為明朝思想家李贄，因為兩人都同樣寫了一本抨擊學術界的書。圖／Wikipedia
具體來說，這個再生產機制包括老闆（教授）揀選繼承人（博士生）的標準、資格考的規範，以及學徒制般的論文指導過程。這些種種，都將特定的慣習（habitus）植入學生與學者心中，讓他們相信這種漫長的過程都是理所當然的（doxa），最終也是能獲得回報的，無論是知識上的還是權力上的，前者像是成為一名在頂級期刊發表論文的優秀學術人，後者則是成為一個統御學術界與世俗界的「教授」。這些承諾就像是一個「幻象（illusio）」，創造了學術遊戲的價值，讓學生與學者們心甘情願地投入這場遊戲之中。
不過，幻象之所以名為幻象，正是因為它並非永恆的，甚至是等待人去洞察它、打破它的。或許會有人說，1968 年發生的「五月風暴（Mai 1968）」是一個關鍵時刻，因為人們在日常生活所洞察到的不平等與相對剝奪感，都在這個瞬間匯集起來、轉變為一個社會運動，並以大學場域作為核心，擴散到其它場域之中。不過，革命並不能只被理解為一個終點（telos）或是極點（acmé）。革命同時也受到過去事物的影響，成為一系列因果關係的終點；另一方面也作為一個起點，因為其創造了某些新事物。因此，關鍵時刻必須被放入一系列的事件中重新理解其因果關係與效用。
一、五月風暴與學術界
五月風暴之所以會發生，主要肇因於法國高等教育的擴張，所帶來的學生數量增加。所謂量變帶來質變，學生數量增加也同時動搖了傳統的結構，讓傳統的、緩慢的學術再生產模式開始無法負荷。這個動盪主要發生在兩個面向：高等教育的供給端與生產端，也就是教師的再生產機制以及高等學歷的貶值。
首先，在教師再生產機制的方面，因為學生數量急劇膨脹，使得本就人數少、存在某種稀缺性的教授在教學上供不應求，使學校不得不去招募那些可能不具備傳統學術菁英的初級教師──像是助教或是講師──來應付教學需求。簡單地增加講師數量「暫時地」解決了教學量能不足的問題，但也同時埋下了一個未爆彈：大量出現的初級教師，意味著教授職位的競爭者變多。然而，教授的員額並沒有發生相對應的增加：原先那種「等待帶來成果」的幻象，逐漸轉變為「等待就是停滯」的不滿。
再者，法國高等教育學生數量的激增，則意味著畢業生人數的增加。在法國，高等教育的終點即是文憑，其象徵著一張妥善就業的門票。然而，畢業生數量的增加，也稀釋了高等教育文憑在就業市場上的價值，使得大學學歷不再直接等同於一份「有頭有臉的工作」。「⋯⋯法定期望（屬於位置和證書，它們在舊系統狀態中真實提供相應的機會）和這些證書與位置在被考慮的時刻中實際被確保的機會之間，確立了一個結構性差距。在出身支配階級、但沒有成功把被繼承的文化資本調整成學校教育資本的孩童中，這樣的差距是最大的。（283）」簡單來說，學生們原先對於「好學歷＝好工作」的憧憬被學生數量增加這個結構性因素擾動，而對於原先作為支配階級家庭的子女來說，他們受到的影響最為巨大。
二、文學院作為抗爭匯集的場域
老師作為提供知識者、學生則是知識的接收者。按照經濟學的邏輯，我們可以簡單地說前面的兩種危機分別發生在生產端與供給端。進一步將大學場域區分為不同的空間，包括文學院、理學院、法學院與醫學院等，則兩端的危機在不同學院內有著高低不一的強度。其中，危機強度最高的空間則集中於文學院的新學科，尤其是社會學系；而其中的行動者，最終也成為了抗爭的領導者。
Bourideu 援引老師 Canguihem 的言論，直指社會學就是一個自大的學科：
「因為社會學與哲學相互競爭、憧憬著位於學科分級的頂端，聲稱要以科學的嚴謹性來執行其野心；而它同時也作為一個避難所，提供給所有想要在理論、政治與政治理論方面表現其雄心壯志的人，這是以最少的學校教育入門費最大的象徵性利益。（297）」
透過 Canguihem 的話，我們似乎可以直接將兩個空間的鬥爭簡單地歸因於社會學的學科特性。不過，Bourdieu 認為必須要將社會學放置到學術場域中，討論這個新興學科──相對於古典文學與語言文獻學──在文學院場域與大學場域的位置與支配關係，以及其知識與文憑在世俗場域中的意義，才能理解社會學以及社會學系如何成為危機形成的溫床。首先，整個大學場域可以按照他們所掌握的權力，粗略地區分成兩個極點：一個是在世俗場域被支配、但在知識場域中支配的純粹知識空間，另一個則是在世俗場域支配、但在知識場域中被支配的經濟空間，前者的代表是文學院、理學院，後者的代表則是法學院與醫學院。
供給端的矛盾最強之處，顯現在文學院場域內的權力鬥爭上。這個鬥爭的核心結構是兩極分立的：分別是代表學術權力的傳統學科（古典文學、文獻學等），以及代表科學與知識權力的新興學科（像是語言學、社會學與人類學）。前述提到的這種學術界的再生產工具，正是由這些代表學術權力的傳統學科所把持，他們掌握著職位分配、考試委員會、論文指導，以及大學諮詢委員會的權力：他們是既得利益者，是制度的信仰者與保護神，是學術宗教中的主教。而缺乏學術權力的新興學科學者們，則為了爭取自己在文學院場域中的權力，而必須要與舊制度展開鬥爭：他們是爭奪利益的制度挑戰者，是學術宗教中的異端。
而生產端矛盾的最強處，則在於大學場域與世俗場域之間的不連續性。「⋯⋯法定期望（屬於位置和證書，它們在舊系統狀態中真實提供相應的機會）和這些證書與位置在被考慮的時刻中實際被確保的機會之間，確立了一個結構性差距。在出身支配階級、但沒有成功把被繼承的文化資本調整成學校教育資本的孩童中，這樣的差距是最大的。（283）」誠如前述，大學生們往往對於自己的人生軌跡存在一種社會所告訴他們的憧憬；然而，高教擴張所帶來的客觀環境改變，使得同一份大學學歷不再值錢，但個體在過去生活中所養成的慣習，並不會如此快速地改變。進一步區分學生在世俗場域中的位置，則對於來自下層階級──在文化與經濟上被支配的群體──的「奇蹟倖存者」來說，能進入大學並取得學歷本就是一種勝利。但是，對於支配階級子女而言，取得學歷不再象徵他們能夠取得與原生家庭相當的社會地位。只要這個等式不再成立時，就代表支配階級子女面臨著「淪落（downclassing）」的可能；且對於那些成績本來就差的支配階級子女來說，這種淪落所帶來的危機感則更加強烈。
三、社會學系作為奢華的避難所
對這些出身良好、但學業成績平庸的支配階級學生來說，社會學系便成了他們的「豪華避難所」。社會學之所以具有吸引力，是因為它是一個「缺乏嚴格門檻、且指向模糊未來」的新興學科。首先，相較於古典語言學或是物理化學等有著雄厚知識傳統的學科，社會學在當時仍然缺乏嚴格編纂的知識體系，以及相應的門檻。學習成績中庸的學生在這樣的學科中，能夠在沒有基礎的前提下、輕易地取得更好的成績。另一方面，分別在世俗與大學場域中支配的群體，其職業生涯往往呈現出「複製」的樣態，也就是利用家庭賦予子女的文化資本與經濟資本，走上與父母相同的路線。不過，隸屬於支配階級的科系往往對於學業成績與文化資本有著更高的要求，這些成績較差的支配階級子女，在分數上就已經無法匹配這些科系，而使他們對自己的未來感到焦慮。排解這個焦慮的方式，就是選擇一些不直接指向明確職位、看似有更多可能性的學科，而社會系正具有這樣的特質。
另一方面，社會學系也受到一種支配的陽剛氣質影響，特別吸引了許多學習成績平庸的支配階級男學生。在 1960 年代的法國，政治是專屬於男性的場域，象徵著他們對社會的支配與領導（這點或許也間接地反映在那些支配世俗場域學院的性別比）。然而，對於那些出身支配階級、但成績較差的男性學生來說，他們並沒有辦法進入那些在世俗場域支配的科系，像是醫學院或是法學院。這時，討論「革命」、「階級」、「權力」等與政治相關議題、但帶有批判視角的社會學，則提供了這群無法進入權力核心、但仍想維持「知識參與者／知識份子」之雄心壯志的男學生們一個路徑。
許多對於未來不確定的支配階級男學生進入這些社會學系後，使社會學系的生產端必須要做出應對，也就是大量地應聘初級講師來應付不斷增長的教學需求。而這些初等教師的不平等，也進一步與文學院場域中的鬥爭接合在一起。具體來說，這些初等講師們從三個面向著手，開始攻擊既有的再生產機制，分別是：科學主義、時間面向與引入外援。首先，這些「異端教師」們將科學主義當作武器，為自己的學科塗抹上一種「現代化的色彩」，進而攻擊傳統人文學科的主觀性。再者，他們也嘗試打破既有再生產機制中的時間控制機制，嘗試透過「相對短週期」的生產──諸如發表論文、參加研討會等──來快速積累自己的聲望。最後，這些新興的社會科學則採取一種「特洛伊木馬」的戰術，透過在外部的新聞媒體、出版市場，以及國際學術圈等場域取得的成功所賦予的權威與聲望，反過來向大學索取合法性。
「以此，社會學系的學生與講師代表了行動者秉性和利益重合的一個案例，這些行動者在不同場域中佔據系出同源的位置。（300）」所有場域中「被支配的邊緣人」都聚集在這裡：包括那些意識到自己職業生涯受限的次級教師，以及受到證書貶值而有被降職威脅的學生們，兩者的幻滅在社會系相遇了。從更巨觀的視角來說，這場原先發生於學院內──尤其是文學院中──的區域性危機，也開始與社會空間中的其他區域發生的零星、小規模的危機「同步化」，轉變為所謂的「關鍵時刻」，也就是五月風暴：「在此之前於不同場域中佔據『系出同源』位置的行動者，以相同的位置投入同一場遊戲中（302）。」
儘管學生曾嘗試與工運以及法國共產黨匯流，將學運與工運的力量結合，將五月風暴推展成更大規模的「革命」；但這種「知識份子」與「無產階級」的結合，終究只是建立在某些模糊的口號、以及知識份子對「無產階級的幻象」之上，兩個群體的行動軌跡永遠都是平行線，不可能匯集、成為真正意義上的政治變革。不過，沒有創造變革的社會運動，真的沒有任何貢獻嗎？或許，它達成了破壞學術界平衡的目標，但更重要的是人們對自身思想與行為的再思考：
「最持久的危機效應：象徵性的革命就是思考和生活方式的深刻轉變，以及更確切地說，是所有日常存在之象徵性面向的深刻轉變。⋯⋯危機引起了無數會相互影響與支持的同時轉變；危機轉變了行動者對社會關係之象徵符號（尤其是分級）慣常帶有的目光，該符號產生了最平常之象徵性實作受高度抑制的政治面向：禮貌的表達形式，以及社會身份地位、年齡或性別之間現行的優先就坐的舉動，還有化妝與衣著習慣等等。⋯⋯這些改變確認了對社會世界的一種倫理政治願景所做的──原則上被建立在每個私人與公共生活行徑上──全面積極參與。（330-331）
四、Bourdieu 作為告密者
我們知道，沒有一個團體喜歡「告密者」，尤其是當這種違犯或背叛也許能宣揚告密者最崇高的價值。但如果客觀化的對象是外部的敵對團體，他們必然會稱讚這項舉動「勇敢」或「明智」，而且會質疑分析其所屬團體的人所追討的具特殊洞察力之證據。（13）
最後，這本書最終將關鍵時刻的動力指向了社會學界，也就是 Bourdieu 身陷其中的世界。不過，作為一名社會學家，究竟要如何將矛頭指向自己生活在其中的社會學，乃至於整個學術場域之中？社會學將追求客觀的科學結果作為目標，但分析自己所在的場域難道不會過度帶入自己的主觀視角與偏見，而讓結果變得「不客觀」嗎？
Bourdieu 一開始就承認了自己身為學者的局限性，儘管科學最不容置疑的程序就是「客觀化」，但就現實層面來看，本來就沒有人可以不帶任何成見地去看事物，更何況是對自己深陷其中的世界。「但是，透過強迫解釋並將日常經驗隱含的準則予以形式化（formalisation），研究的舉動就讓我們有可能在邏輯上控制其自身的預先假設。（16）」在承認自己的局限之後，接下來就要揭露自己在日常生活中那種「無意識的實踐感」：以 Bourdieu 的經驗來說，就是要洞察、並拆解一種身為學術人的「慣習」。
透過「形式化」，研究者得以將原先模糊的、無意識的實踐感抽離出身體、轉換為文字與數據，把隱藏在日常互動中的規則轉變為一種可被描述的「慣習」、直接攤在讀者眼前。做到這一點，研究者才能知道自己的社會特徵──包括性別、階級、學術地位──是否帶來了分析上的偏見。在這個過程中，Bourdieu 將自己抽離學術界，並將他在學術界中所會接觸到的人──也就是經驗個體──轉變為一個能在理論建構的關係網絡中，透過一組客觀屬性──包括職位、學歷、發表──定義出一組位置的知識個體。在這個學術場域中，行動者們會根據一套特定的規則，圍繞著場域中的利益──像是學術聲望、科學／知識資本、以及支配的權力──展開權力鬥爭。
指出這些問題，無疑是直接揭開了學術界得以再生產與維繫不平等的「黑暗面」，甚至是質疑既得利益者的地位正當性與合法性。不僅是學術界，社會學也對社會中的各個領域產開了批判。可以說，社會學在這個層次上，總是不太討人喜歡，甚至惹人憎惡。但社會學真的只做到了批判嗎？維根斯坦說：「我們必須克服的不是智識上的障礙，而是意願方面的。」
在所有的科學中，社會學最適合用來理解「真實理念之內在力量」的極限，明白與之對立的力量將完全符合它應該要超越的『意願障礙』。（60）
社會學已經克服了智識上的障礙，也就是透過一種科學的語言以及形式化、理論化的過程來指出結構性的問題，但變革也同時需要人們的同意：也就是說，人們不能總是幻想世界有一天會改變，必須要發自內心地承認這些問題，並將其作為動機、展開變革。
不過，在將社會學的知識作為變革的動機之前，要如何相信社會學所言不假？身處學術金字塔頂端的 Bourdieu，選擇戳破學術界的假象，直接將不平等的運作機制攤平在人們的眼前。當一名既得利益者願意回過頭來拆解自身的權力來源時，這種誠實與勇氣，或許就是社會學知識之所以可信，一個最誠懇的背書。
後話
Bourdieu 在跋中，提到一位對法國學術界現況感到吃驚的美國訪客。當時，這位美國訪客所崇拜的所有知識份子，包括阿圖塞（Louis Althusser）、巴特（Roland Barthe）、德勒茲（Gilles Deleuze）、德希達（Jacques Derrida），他們在大學中都處於邊緣地帶。其中有不少人都沒有寫過論文，因此無法獲得指導論文的資格（410-411）。我認為，這或許也反映了這些法國大學場域中的權力鬥爭型態，以及新興學者採取「特洛伊木馬」戰術的效果卓越。正是因為他們無法在法國學術界內快速且有效地取得正統地位，才必須要透過外部場域來取得自身的知識與科學合法性，並據此來向法國的傳統學者們索要自身正當性。
有趣的是，現在大家談到規訓、馬克思主義、符號學、解構主義時，往往都會引介這些法國哲學家的論述來作為自己的理論基礎。特洛伊木馬的戰術或許提供了這些學者們某些外部正當性，但這種學術場域內的鬥爭卻將法國理論的種子傳播到外國，並吸收了世界各地的實證養分而成長茁壯。這或許也是某種鬥爭的不可預期結果吧。
參考資料
Bourdieu, Pierre 著、李沅洳譯，2019， 《學術人》。臺北：時報出版。（Bourdieu, Pierre, 1984, Homo Academicus. Paris: Les Editions de Minui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