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要談「官員」與「政客」這個問題？原因其實很簡單。從政治觀察的角度來看，這兩個族群是一般人民最容易接觸、也最常被媒體報導的對象，他們的決策影響範圍大、曝光度高，對社會氣氛與集體感受的塑造尤為明顯。因此，若要理解一個制度如何運作、價值如何形成，從官員與政客的行為模式切入，往往是最直接、也最準確的方式。
若以兩者來比較，最根本的差異在於制度。台灣同時存在「官員」與「政客」這兩種角色；中國則幾乎只有官員，沒有真正意義上的政客。這並非道德高下的問題，而是制度結構所自然產生的結果。一個是一黨專政的體制，一個是民主選舉的制度，兩者在權力來源、升遷邏輯與行為誘因上，本質上就不相同。
在中國的體制下，官員必須展現高度的「狼性」。所謂狼性，並非單指凶狠，而是一種必須不斷競爭、不斷證明自己存在價值的生存模式。在這樣的環境中，「數字」幾乎等同於一切：GDP 成長率、招商金額、建設里程、政績排名，這些剛性指標往往直接決定一名官員的仕途走向。柔性的治理成果、長期的社會影響，反而較難被計算與重視。除此之外，關係網絡更是不可忽視的一環。上級是否賞識、派系是否站對、是否能在競爭中被「看見」，往往比實際施政內容更關鍵。於是，在高度競爭的結構中，面子、身分與地位自然成為重要資產。這樣的環境並非人人如此，但整體而言，確實更容易催生出強調表現、速度與擴張的官員性格。
反觀台灣，官員多半是透過國家考試進入體系，擁有相對穩定的任用與保障。對他們而言，最重要的往往不是「表現得多亮眼」，而是「不要犯錯」。依法行政、按表操課、程序正確，往往比冒險創新更為安全。這種文化養成了一批相對保守、重視規範的官僚群體，其優點是穩定，缺點則是缺乏突破性。
然而，台灣政治中真正具備高度狼性的，往往不是官員，而是政客。所謂政客，嚴格來說就是民意代表，從立法委員、縣市議員，到鄉鎮市民代表，皆屬此列。他們同樣領取國家薪資，卻沒有長期保障，任期一到，權力便可能瞬間歸零。因此，他們的行為邏輯與官員截然不同。
政客存在的根源，其實來自民主制度本身的結構性缺陷。理想中的民主，是一人一票、理性選擇；現實中的民主，卻往往是利益交換、族群動員與情感操作的結果。政客必須在不同利益團體之間斡旋，用政策、資源甚至模糊的承諾換取選票。久而久之，政治成為一種高度技巧化、甚至投機化的職業。
為了延續任期、保住舞台，部分政客難免走向極端操作，無所不用其極地製造對立、放大衝突，甚至中斷正常的制度運作。這使得台灣的民意代表在某些行為上，展現出類似「狼性」的競爭姿態，但這種狼性與中國官員的狼性仍有本質不同。台灣的競爭多半集中在選舉期間，選舉結束後，理論上仍可回歸制度運作；而中國的競爭，則是貫穿整個仕途，從不間斷。
至於中國官員，還面臨另一個結構性的問題：退出權力核心後的真空感。在高度集中的權力體系中，一旦離開位置，往往意味著資源、人脈與影響力的全面消失，所謂「人走茶涼」。這使得部分官員在仍握有權力時，會極力為未來鋪路，灰色地帶因此層出不窮。這不必然等同於貪污，但確實是一種制度誘發的行為模式。
必須坦白說，就我個人的接觸經驗而言，中國官員整體素質並不低，甚至在某些執行力與國際視野上，並不遜於台灣。尤其是年輕一代，普遍具備全球觀點；而那些老成持重的官員，往往一眼就能看出是從基層一步步爬上來的。台灣的民意代表亦有類似現象，但競爭密度與淘汰強度，仍遠不及中國體制。
因此，當外界動輒以「戰狼」形容中國官員時，往往忽略了背後的文化與制度脈絡。很多時候，他們並非為了意識形態，而只是為了生存。只要上面的人滿意，只要體制認可，外界觀感與國際評價，反而是次要的。
總結來說，兩者官員與政客的差異，並非誰比較高尚、誰比較卑劣，而是不同制度下，所孕育出的不同生存策略。無論是狼性、柔性，還是競爭與妥協，歸根究柢，都只是同一件事——在各自的制度裡，努力活下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