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羅馬／拜占庭帝國對現代世界的形成有相當重大的影響，但這些影響在長年的選擇性忽略下，通常不容易發現。
其中一個例子，乃是「文藝復興」。在我小的時候，教科書上文藝復興的歷史，倒是會提及東羅馬——會說東羅馬的學者在滅國時，帶著典籍逃到歐洲，從而把古代知識「帶回了西歐」。
在這個故事中，東羅馬的作用，就好像是冰箱一樣。典籍的冰箱。
就像冰箱的目的只是為了把食物原封不動地保存到人需要的時刻，東羅馬也只是「把典籍原封不動地帶到西歐供人解讀」，就是個馬夫的角色。
然而，在我教科書上，並沒有問到：古希臘語的知識在十四、十五世紀並不通行於西歐，西歐學者絕大多數根本沒有能力看那些典籍。
誰教他們古希臘語呢？東羅馬學者。
誰做這些東羅馬典籍的首批批註和翻譯呢？東羅馬學者。
誰用這些典籍上的概念，來與西歐學人引發智識上的活躍討論呢？東羅馬學者。
誰先去站在這些典籍之上，發表最新的哲學、人文學探討呢？仍然是東羅馬學者。
換言之，東羅馬學者們實際上在整個文藝復興運動中，有著相當活躍的主動性，他們在型塑文藝復興的潮流中，遠非僅僅是被動運輸者。
他們自然不是唯一，但也絕非典籍的冰箱或馬夫，他們自己就是文藝復興的創造者之一。
今天我們不知道這些事情，並不是因為他們對文藝復興沒有這些貢獻，僅僅是在歷史敘事之中，「選擇不講」而已。
當在歷史敘述中缺席久了之後，大家就會忘記缺席只是講故事的人主觀選擇的結果，反而會將之看作客觀的事實——東羅馬肯定是影響小，否則為什麼在這兒那兒沒有它的角色呢？
同樣的故事，也會發生在伊斯蘭文明上。整個文藝復興，其實受到以阿維羅伊、伊本．西納為首的智識創新很大的影響。伊本．西納的醫學著作甚至到十六世紀都是西方醫學的經典教科書。
這些都是文藝復興時代的人自身有限度承認的：不然拉斐爾在畫雅典學院的時候，幹嘛要把一位穆斯林塞到這個知識殿堂的畫面裡頭？
敘事是一個很強大的武器，選擇要讓人記住什麼是一項很大的權力。而現代歷史學的任務之一，就是不斷地試圖告訴人們，故事遠遠不僅止於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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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流亡在義大利的東羅馬學人貝薩里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