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蔡正元的「導彈」言論，看台灣政治人物的跨海輿論操作與利益計算
一、事件始末
2026 年 2 月 10 日，臺北地檢署指揮法務部調查局國家安全維護工作站，對無黨籍山地原住民立委高金素梅位於陽明山的住處進行搜索，並約談花蓮縣議員簡智隆、台東縣議員陳政宗、屏東縣議員越秋女等共計 18 人。案件涉及三大項指控：其一，涉嫌與辦公室前主任張俊傑等人詐領立委助理費；其二，利用人頭輸入中國製快篩試劑；其三，涉嫌詐領原住民多族群文化交流協會的政府補助款。2 月 13 日，高金素梅以新臺幣 100 萬元交保，其辦公室前主任張俊傑則被聲請羈押。
交保後，高金素梅隨即在社群媒體發文，綁上白色頭巾，強調「我永不屈服」，並將整起案件定性為「民進黨的司法迫害」。藍營政治人物群起聲援，其中以前國民黨立委蔡正元的言論最為激烈，也最具爭議性。
蔡正元在接受中國自媒體主持人「三妹」的訪問時公開表示，他要看中國在高金素梅的案子上「能幹嘛」。他進而宣稱，若中國對此事無所作為，「那大陸以後就不要再講什麼我要統一台灣了啦，回家睡覺啦」。最令輿論譁然的是他的結語——假設自己在北京當家，「你敢辦高金素梅，我明天導彈就到凱達格蘭大道」。
這番言論隨即引發軒然大波。民進黨立委陳培瑜嚴詞批評，指蔡正元將司法案件與中共武力威脅綁在一起，不僅干擾司法制度的運作，更是在合理化中共極權對台灣的武力威脅。然而，蔡正元不僅未收回言論，反而進一步闡述其「邏輯」，聲稱這不是激進，而是在展示力量，並批評中國目前像「熊貓」般溫和，不像美國的「白頭鷹」那樣令人敬畏。
二、5W1H 結構化分析
Who（誰）
主要發言者： 前國民黨立委蔡正元，長期以親中立場著稱，退出立法院後活躍於政論節目及中國自媒體圈。
涉案核心： 無黨籍立委高金素梅，代表山地原住民選區，政治立場親藍親中，多次赴中國參加政治活動。其辦公室前主任張俊傑為案件共犯之一。
批評方： 民進黨立委陳培瑜等綠營政治人物，從司法獨立與國家安全角度予以嚴厲譴責。
媒體平台： 中國自媒體主持人「三妹」的節目，這一平台選擇本身即具有政治意涵。
What（發生了什麼事）
蔡正元在中國媒體平台上，公開以「導彈到凱達格蘭大道」的軍事威脅語言，要求中國政府介入台灣的國內司法程序，為一位涉嫌貪污的立法委員進行政治護航。此言論的本質，是將一起普通的刑事偵辦案件，人為地升級為兩岸軍事對抗的層級。
When（時間脈絡）
此事發生在 2026 年農曆新年前夕，正值台灣社會關注度較為分散的時間點。高金素梅 2 月 10 日遭搜索、13 日交保，蔡正元的訪問約在 2 月 14 至 15 日間曝光。選擇在年節前發表激烈言論，可能是計算到媒體週期的空窗期，能獲得最大的聲量效果。
Where（空間場域）
蔡正元選擇在中國自媒體而非台灣主流媒體發表此言論，這個平台選擇極為關鍵。在中國的媒體環境中，一位「台灣前立委」發表此類言論具有特殊的傳播價值和政治效用；而在台灣，同樣的言論則更容易被定性為「叛國」或「賣台」。這種跨境輿論操作，讓蔡正元能在兩個截然不同的受眾群體中，同時獲取不同形式的政治紅利。
Why（為什麼）
表面上，蔡正元的動機是聲援高金素梅、批評北京軟弱。然而，深層動機涉及多重利益計算：維持其「深藍意見領袖」的市場定位、在中國媒體市場中建立持續的曝光價值、為高金素梅製造輿論轉移效果，以及透過「激將法」對北京施壓。這些動機將在後續章節中深入分析。
How（如何發生）
透過接受中國自媒體專訪的形式，蔡正元以激烈語言將一起國內司法偵辦案件，包裝為兩岸政治議題。他運用了「熊貓 vs 白頭鷹」的比喻框架，將中國的不作為類比為軟弱，將美國的霸權行為類比為力量，試圖以此刺激中國國內的民族主義情緒，迫使北京對台灣司法程序採取某種形式的回應。
三、理性行為者的利益計算
如果我們假設蔡正元是一個完全理性的行為者——他清楚知道自己在說什麼、知道可能引發什麼反應、也知道各方的可能回應——那麼這番看似「失控」的言論，其實可以被解構為一套精密的利益計算。
3.1 維持「深藍意見領袖」的市場定位
蔡正元早已離開立法院，不再有選票壓力，但他仍需維持政治聲量。在台灣政論節目和中國自媒體的生態圈中，「敢講」本身就是一種稀缺商品。越激進的言論越能吸引目標受眾的注意力，而他的目標受眾從來不是中間選民或綠營支持者——他只需要鞏固深藍和統派的觀眾群。這本質上與內容創作者經營利基（niche）受眾的邏輯完全一致：不求觸及最廣大的群眾，只求在特定族群中建立不可替代的地位。
3.2 在中國媒體市場中建立持續價值
蔡正元選擇在中國自媒體而非台灣主流媒體發表這番話，這個平台選擇本身就是戰略性的。對中國的媒體生態而言，一位「敢替北京說話的台灣前立委」具有獨特的市場價值。這類言論能幫助他在中國的政論市場持續獲得曝光和邀約，甚至可能轉化為具體的商業利益——出席費、節目合作、兩岸人脈經營，乃至於在中國的商業佈局。在兩岸關係日趨緊張的當下，願意且敢於在中國媒體上為北京立場背書的台灣政治人物，其「稀缺性溢價」只會越來越高。
3.3 製造議題轉移，進行輿論防禦
高金素梅案的核心是非常具體的司法問題——詐領助理費、利用人頭輸入中國製快篩、詐領政府補助款。這些指控若被逐一檢視，對高金素梅及其藍營盟友相當不利。蔡正元將話題拉升到「兩岸軍事對抗」的層級，某種程度上是在幫高金素梅執行一場「輿論防禦戰」：當所有媒體和民眾的注意力都集中在「蔡正元說導彈」這個聳動標題上，對案件本身犯罪事實的關注就被有效稀釋了。
更精妙的是，蔡正元願意主動扮演「吸引砲火」的角色。他承受輿論撻伐的同時，也在藍營內部——特別是與高金素梅相關的政治網絡中——累積了政治人情。這種「以自身名聲換取盟友感激」的操作，在政治圈是一種常見的社會資本投資。
3.4 「激將法」作為零成本賭注
蔡正元非常清楚，北京不可能因為一位台灣立委涉貪被偵辦就對台灣採取軍事行動。因此，他的「導彈到凱道」言論永遠不會被實際驗證。但說了之後，無論結果如何他都能自圓其說：如果北京沒有任何反應，他可以說「看吧，我早說北京太軟弱，連自己人都保護不了」；如果未來兩岸因其他原因出現緊張態勢，他又可以宣稱「我早就講過了，只是沒人聽」。這是一種典型的「事後諸葛亮」策略——預先佔據所有可能的詮釋位置，確保自己永遠不會「說錯」。
3.5 精算過的法律風險
以台灣現行法律框架而言，蔡正元的言論雖然在道德和政治層面極具爭議，但要構成具體犯罪——例如《刑法》外患罪或煽惑他人犯罪——的門檻相當高。外患罪要求有「通謀」的具體行為，而非僅僅是言論層面的挑釁；煽惑他人犯罪則需要證明言論具有直接煽動特定犯罪行為的意圖和效果。蔡正元大概率已經做過評估，判斷這番話頂多引來輿論撻伐和政治對手的口誅筆伐，不會有實質的法律後果。
換句話說，他所承擔的唯一成本是「名聲成本」。但弔詭的是，對他的目標受眾——深藍支持者和中國媒體市場——而言，這種「不怕被罵」的姿態反而是加分項。從經濟學的角度來看，他的名聲成本不僅不是正值，在特定市場中甚至是負值——越被主流輿論批評，在其利基市場中就越有價值。
四、各方視角的深度解讀
4.1 藍營與統派的視角
在深藍與統派的敘事框架中，高金素梅案被定位為「綠色執政下的司法追殺」。支持者指出，在選舉前夕針對特定政治人物進行大規模偵辦，時機上難以擺脫政治動機的質疑。蔡正元的言論雖然用語激進，但在情感上呼應了部分深藍群眾對北京「口惠而實不至」的長期不滿——他們認為北京在兩岸議題上一味妥協退讓，卻無法保護在台灣替其發聲的「自己人」。
4.2 綠營與本土派的視角
對綠營和本土派而言，蔡正元的言論是教科書級的「引外力干預內政」。將一起國內司法偵辦案件與外國軍事威脅掛鉤，不僅嚴重傷害台灣的主權與司法獨立，更是在公開場合合理化中共對台灣的武力威脅。民進黨立委陳培瑜的批評直指核心：這種論述會給台灣民眾製造一種錯覺，認為只要有武力威脅作為後盾，就可以干預台灣的司法運作。在本土派看來，這種言論的危害性甚至超過了一般的統獨爭議，因為它直接挑戰了法治國家的底線。
4.3 法律專業的視角
撇開政治立場，從法律專業的角度來看，一位前立法委員公開呼籲外國政權以軍事手段干預本國的司法程序，在任何民主國家都是極為罕見且嚴重的事態。司法獨立是民主體制的基石之一，任何人——無論其政治立場為何——都不應將司法程序作為兩岸政治博弈的籌碼。高金素梅案應當回歸司法程序，由檢察官依法偵辦、由法院依法審理，任何試圖將其政治化的行為，都只會模糊案件的焦點，損害公眾對司法制度的信任。
4.4 北京的尷尬處境
從中國的角度觀察，蔡正元的言論其實將北京置於一個進退兩難的境地。如果北京對此事做出任何形式的回應或表態，等於坐實了「外國勢力干預台灣內政和司法」的指控，在國際社會的觀感上極為不利；但如果北京完全沉默，又會被蔡正元及其支持者拿來作為「北京軟弱無能」的論證材料。這種「激將法」本質上是一種「政治敲詐」——無論對方如何回應，發言者都能從中獲益。對北京而言，最理性的策略可能就是完全忽視此事，但這也意味著承受一定程度的「面子損失」。
五、深層結構：政治自媒體經營者的崛起
蔡正元的行為模式，與其說是傳統政治人物的政治操作，不如說更接近一個「政治自媒體經營者」的商業邏輯。他販售的不是政策方案或治理願景，而是一個精心打造的「人設」——那個敢講、夠狠、替深藍出氣的角色。在注意力經濟的框架下，爭議就是流量，流量就是影響力，影響力就是他在政治圈和兩岸之間持續存活的核心資本。
這種現象並非台灣獨有。全球政治傳播研究中，已有大量文獻探討「極端化言論的市場激勵」（market incentives for extremism）。當政治人物發現溫和理性的言論無法獲得足夠的媒體關注，而激進挑釁的言論卻能帶來爆炸性的傳播效果時，理性的行為者自然會選擇後者——特別是當他們不需要爭取中間選民的選票時。
蔡正元的案例尤其值得關注，因為他的「市場」橫跨兩岸。他同時在台灣的政論節目生態和中國的自媒體市場中經營，兩個市場的需求恰好形成互補：在台灣市場中，他的激進言論為他贏得深藍鐵粉的崇拜；在中國市場中，同樣的言論則為他贏得「勇敢的台灣人」的標籤。這種跨市場的「套利」能力，是他作為政治自媒體經營者的核心競爭力。
六、對台灣民主的警示
蔡正元的「導彈到凱道」言論，表面上看是一時的政治口水戰，但其深層意涵值得台灣社會嚴肅對待。
首先，它暴露了台灣現行法律框架在規範「鼓吹外國武力攻台」言論方面的灰色地帶。《反滲透法》主要針對受境外勢力指示、委託或資助從事特定行為的情形，而《刑法》外患罪要求有具體的「通謀」行為。對於像蔡正元這樣「在中國媒體上公開喊話要求北京以導彈回應台灣司法」的言論，現行法律能否有效規範，仍存在相當大的解釋空間。
其次，它凸顯了兩岸資訊戰在新媒體時代的複雜性。當一位台灣前立委可以透過中國自媒體平台，向中國觀眾和台灣觀眾同步傳遞一套將「司法偵辦」轉譯為「政治迫害」、將「法治程序」轉譯為「兩岸對抗」的敘事時，傳統的媒體監督和輿論制衡機制是否仍然有效？
最後，也是最根本的問題：當政治人物發現「鼓吹外國武力威脅本國」不僅不會受到懲罰，反而能帶來政治和經濟利益時，這種行為會不會形成一種「負面激勵」，吸引更多政治人物效仿？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麼台灣社會需要思考的，不僅是如何回應蔡正元個人的言論，更是如何建立一套制度性的防護機制，確保民主體制的言論自由不會被濫用為鼓吹外國武力攻擊本國的工具。
七、結語
回到事件的起點：高金素梅涉嫌貪污，檢調依法偵辦。這本應是一個司法問題，由法律程序來釐清真相、定奪罪責。然而，蔡正元的介入，將一個司法案件變成了一齣兩岸政治大戲——一齣精心計算過成本與收益、平台與受眾、風險與回報的大戲。
在這齣戲中，高金素梅的清白與否似乎已不再重要，重要的是「反對黨被迫害」的敘事是否能被成功建立；導彈是否真的會到凱道也不重要，重要的是這句話所帶來的流量和聲量是否足夠震撼。當政治人物以國家安全作為賭注來經營個人品牌時，真正付出代價的，是整個社會對公共討論品質的期待，以及民主制度中最脆弱卻最重要的根基——對司法獨立的信任、對和平解決爭端的信念、以及對「言論自由不應被用來鼓吹暴力」這一底線的共識。
——本文為社論分析，旨在呈現多元觀點，不代表特定政治立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