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里嘎該｜考據篇 II】 操弄族群的統治之手

兩族聯手對抗外來勢力

　　第一個便是發生於清領時期的「加禮宛事件」。

　　「加禮宛事件」，或稱「達固湖灣事件」，是噶瑪蘭族和撒奇萊雅族在1878年發生的聯合抗清事件。「加禮宛（Kaliawan）」是撒奇萊雅族與南勢阿美族對花蓮地區的噶瑪蘭族的統稱，而「達固湖灣（Dagubuwan）」則是撒奇萊雅族的主要根據地。

　　撒奇萊雅族在奇萊平原一直處於主導地位──這點可以從「奇萊」這個地名得知。該地名來自外族接觸撒奇萊雅族時，誤將族名Sakiraya當成地名，因此，所在地的平原被稱為「奇萊平原」，而位於附近的高山也被稱為「奇萊山」。但在加禮宛事件之後，清軍幾乎剿所有加禮宛人和撒奇萊雅人，讓倖存的撒奇萊雅人躲藏在阿美族人中躲藏了百餘年。

　　加禮宛事件之所以發生，必須從牡丹社事件開始講起。

　　牡丹社事件是發生於1874年，琉球王國船難者漂流至臺灣，闖入原住民領地而被出草，日本藉口出兵，進而使琉球成為日本領地的事件。該事件不僅是日本第一次對外國出兵，也使得清國認識到臺灣戰略地位的重要，廢除了「渡臺禁令」，開始積極建設臺灣。

　　為了鞏固花東一帶的防禦，沈葆楨於是提出「開山撫番」的經營策略，除了在花東設立官職、部屬軍隊外，同時也設置招墾局，招募大量漢人進入後山開墾。然而，說好聽點是開墾，說白了其實就是侵占原住民土地的過程。

　　其中，加禮宛人又是受害最深者。

　　最初加禮宛人會從原來宜蘭的根據地來到花蓮，便是因為漢人的大舉入侵。早在1776年，漢人林元旻由烏石港北邊的河流上溯，成功侵占淇武蘭，成為最早入墾蘭陽平原的漢人。20年後，1796年，漳州人吳沙便率領漳、泉、客家移民，大規模武裝進入噶瑪蘭，建立了頭城。

　　原本漢人只能找噶瑪蘭人尚未開墾的偏僻田地耕作，但藉由種種手段，比如丟棄死貓死狗到噶瑪蘭人田地，使其認為不吉利而棄置，或是偷推田埂，使其田地縮減等，加上漢人人口的急速擴張，終於迫使噶瑪蘭人往花東遷移。在1830年到1840年間，以加禮宛社為首的六個噶瑪蘭社，成功入侵了奇萊平原，在美崙溪北岸建立新聚落，並逐漸凌駕原來在此地生存的泰雅與南勢阿美人。

　　然而，不過短短的三十年，加禮宛人又再度面對相同的問題。儘管加禮宛人曾試圖從體制內取得土地所有權，也曾幫助清軍對抗太魯閣族，但在官府明顯偏袒漢人的情況下，在1878年（光緒4年）的6月18日，憤怒的加禮宛人聯合了撒奇萊雅人組織聯軍，爆發了加禮宛事件。

　　事發的導火線眾說紛紜，有人說是漢商私入加禮宛土地被殺害，而清軍下令加禮宛人賠償；也有人說是加禮宛人不滿漢人陳輝煌招搖撞騙，長期欺壓族人，加上為軍隊購買糧食發生爭議；還有人說，是因為當地的清軍欺侮婦女，加禮宛人為母系社會，到營理論時對方非但隱匿肇事者，甚至殺害前來理論的族人。

　　不論何種原因，這場抗清行動維持的時間並不長。原先清廷因為加禮宛人為「熟番」，先派遣文官進行安撫，事件已逐漸平息，沒想到兩個月後的增兵，使衝突再度爆發。加禮宛人殺害了十名漢人，讓清廷決定以武力鎮壓加禮宛社。

　　9月5日，清軍打算從美崙山進攻加禮宛社卻遭到偷襲，於是決定先攻擊撒奇萊雅族的達固湖灣部落，以孤立加禮宛社。當時，撒奇萊雅人在達固湖灣周圍種植濃密的刺竹林，清軍不得其門而入，在其他原住民的幫助下，得知刺竹林有三道取水門。然而這取水門實在太小，一旦進入便會被擊殺，於是採取火攻，以帶火的箭矢將整個部落付之一炬。

　　撒奇萊雅人決定投降，於是推舉頭目古穆‧巴力克（Komod Pazik）及其妻伊婕‧卡娜蕭（Icep Kanasaw）前往軍營，沒想到古穆‧巴力克卻被清軍綁在茄苳樹上凌遲，伊婕‧卡娜蕭則被夾在剖開的茄苳樹之間，被數十名清軍活活踩死。清軍甚至命令撒奇萊雅人與阿美人在旁圍觀，用以殺雞儆猴。

　　兩天後，清軍再次進攻加禮宛社，成功斬殺加禮宛社百餘人，其餘人各自逃竄。此時，原本持觀望態度的荳蘭、薄薄等社，以及太魯閣人，都加入了攻擊加禮宛社的行列，在四面受敵的情況下，加禮宛人終於投降，加禮宛事件宣告結束。

　　事件過後，撒奇萊雅人與加禮宛人流竄各地，隱身各個族群。前者混入阿美各族，甚至在後來日人進行民族調查時，因害怕被追殺，而不願自稱撒奇萊雅族，被劃入阿美族的一支；後者也逐漸融入漢人或他族的社會，再也不敢宣揚自己的族名。而在此次事件中幫助清軍最多的七腳川社，則代替撒奇萊雅，成為奇萊平原最大的部落。

薪資問題演變成的滅族悲劇

　　第二個要提的，是七腳川事件。

　　七腳川（Cikasuan），又被閩南譯為「竹腳宣」、「直腳宣」，是南勢阿美族中的一社。最初阿美人遷居此地時，見此地多柴薪（Cikasoyay），因而得名。如前段所述，在加禮宛事件時，因為協助清軍切斷撒奇萊雅族和木瓜番之間的聯絡，並剿滅逃竄的加禮宛人，被贈與大量銀帛，因而取代撒奇萊雅，成為奇萊平原最大的部落。

　　然而好景不常。

　　1895年，馬關割臺，日本人接手治理臺灣。一開始，日本人利用七腳川人與太魯閣群之間的瓜葛，時常徵用其為軍伕。甚至在1907年（明治40年），設立用以封鎖太魯閣群突襲的「北埔隘勇線」時，徵用數十名七腳川社的壯丁，編為隘勇。也因此，七腳川社人擁有大量火槍，且因長期被委以重任，而對日本政府採取對等姿態，時常有不配合政令的表現。

　　1908年12月，原本被派往自家附近執勤的18名隘勇，因工作調動至遠方海岸，而感到不平，認為薪資過少，且值勤地離家過遠。不僅如此，當他們向頭目索取工資時，頭目表示警察未發，而向警察索取時，又表示已交由頭目分配，雙方互踢皮球。隘勇們認為這是警方與頭目故意苛待他們，於是在13日相約逃往山區。隔日，又有四名隘勇逃走，甚至發生襲警事件，造成一名巡查身亡。

　　15日，七腳川派出所被七腳川社人包圍，不過被從花蓮港趕來救援的步兵成功擊退而返。本來只是少部分人的薪資問題，卻被日方認定為全社暴動，當晚便發動軍事行動，後續幾日，為了確保其餘南勢阿美五社順服，而命其奪取七腳川社之糧食，放火燒毀家具。最終使七腳川人在糧食欠缺的情況下，請求歸順。

　　歸順的七腳川人被日本人分配到花東各地，七腳川社也被遷至今日之花蓮池南、月眉、溪口及臺東縣海端，被稱為「七腳川新社」。其餘不肯投降者，也在1914年（大正3年）時，與太魯閣群一同被討伐。

　　而原來七腳川社的土地，則成為了日本第一座官營移民村──吉野村。

　　關於七腳川事件為什麼會發生，有各種說法。其中一種說法，是七腳川事件，乃是日本人刻意誇大的行動，畢竟原本只是普通的勞資糾紛，最終怎麼會演變成為必須以滅社來解決的軍事行動？

　　必須剿滅七腳川社的原因有二：一是為了取得樟腦，二是為了建設東臺灣的軍事防禦。

　　1905年，日俄戰爭的勝利使得日本軍國主義抬頭。樟腦為軍需化學工業的重要原料，又因當時腦價上揚，取得樟腦成為重要課題，東臺灣擁有豐富的林地與礦業資源，無疑是首要之選。這就使得當時的總督佐久間左馬太，必須以更強硬的方式治理番地，於是推行了所謂「五年理蕃計畫」。簡單來說，便是武力鎮壓原住民，要求繳回槍械彈藥的政策。

　　而如前所述，七腳川人長期藐視日人統治，又因防守隘勇線而擁有大量槍械，自然是第一目標。

　　此外，當時東部開發中有一個重要建設：「臺東線鐵道」，其修築的區域也與七腳川社的生活領域緊密相關。而日人害怕七腳川人逐漸萌芽的土地所有權概念，會使得鐵道能否取得土地鋪設，遇到極大的困難。且當時私人的企業已經有移民東臺灣的先例，但一直不太成功，使得官營移民村的構想也逐漸成形。

　　以上幾點，使七腳川事件的發生，近乎成為必然。

族群正名和被遺忘的過去

　　在經歷了百餘年的隱姓埋名後，噶瑪蘭族與撒奇萊雅族，終於展開正名之路。

　　從1980年開始，噶瑪蘭人就展開尋根與正名運動，並在2002年12月25日，正式被官方承認為第11個臺灣原住民族。緊接在後的撒奇萊雅族，也在1990年開始，經歷17個年頭，於2007年1月17日，被承認為第13個臺灣原住民族。

　　不僅如此，在加禮宛事件中，受清軍凌虐致死的頭目古穆‧巴力克與頭目之妻伊婕‧卡娜蕭，也被封為「火神」與「火神太」。撒奇萊雅人每年10月會舉行「火神祭」，用以傳頌他們的壯烈犧牲，並提醒年輕一代千萬不能忘記過去。

　　然而，如今被稱為「太昌部落」的七腳川部落，即使距離村子不遠處便立著七腳川事件紀念碑，年輕一代卻已幾乎不知道自己族群的過去。對於身為「七腳川人」的認同，逐漸被身為「阿美族人」的認同所取代。

　　終戰後，臺灣的統治權又交給了另一批人，族群結構再次改變。原本容納日本移民的吉野村，如今成為了所謂的吉安鄉，花蓮港神社變成了花蓮忠烈祠，真言宗吉野布教所成為了今天的慶修院；達固湖灣部落，修築了一條位於原址附近的同名大道，臺東線鐵道，成了今天的花東線，美崙山則蓋起了公園。

　　事過境遷。

　　然而當初那雙擠壓原住民生存空間的「看得見的手」，如今又花了多少力氣，維護他們應有的平等呢？傳統領域的土地正義問題、東海岸環評未過的開發案、族語的逐漸消失、歲時祭儀的觀光化、社會上對原住民各種刻板印象歧視……許多的問題尚未解決。當然，這並非完全是由上到下的責任，透過由下到上的一同努力，有天或許真的能夠期待，臺灣成為一座多元民族和平共榮的平等之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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