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於 2024/06/19閱讀時間約 7 分鐘

【菜鳥談─二二八主題系列】─《無法送達的遺書》:從無法交託的遺書中,見證那段失落的年代

寫於二二八之後

這次的二二八主題系列來到了以《無法送達的遺書─記那些在恐怖年代失落的人》這本書為主題的專文。
也許有人以為,二二八和平紀念日過了以後,我們就不需要再繼續關注、繼續懷念這些逝去的受難者。但你可能不知道,二二八這起事件只不過是個開始。當陳儀向國民黨請求支援、從中國那端派送增援到來時,一場肅清行動又持續摧毀著台灣人的肉體與精神。

認識那個年代

如果要說,一切的開端始於1947年的那場二二八事件,也不為過。
我們都知道,現在的台灣一直都存在著所謂的台獨、統派。我們時常能看見這些各自抱有不同的族群認同、國家意識的派別,彼此針鋒相對、互相批評。
但是你知道嗎?其實在1991年以前,台獨、挺共的人不僅老早就已經存在,尤其早在1945國民政府撤台以前,就有所謂的「台共」於日治殖民時期就已紮根於台灣這座島國。
1950年,除了所提到的,於日治殖民時期就存在的台共外,1946年,中共也派人在台灣成立了「省工委」(中國共產黨臺灣省工作委員會)。 省工委成立之初的發展並不順利。這或許與當時的台灣人對於國民黨政權抱有期望有關。畢竟他們一直以來都活在殖民者的統治下,他們始終希望能有其它政權勢力來將日本人驅離台灣。而這一方,正好是國民黨。
但是自1947年的二二八事件後,許多台灣人看見國民政府的腐敗與殘暴。對於這個本該滿心期待的新政權感到失望後,憤怒的台灣人轉而加入了「台共」的行列,省工委的勢力因此逐漸擴大。 原本省工委的目的,是要聯合遠在對岸的中國共產黨,對國民政府進行裡應外合的打擊策略。然而1949年,國民黨戰況失利全面撤台後,隨著國民政府加強了對島內傾共份子的肅清與追捕。省工委及其隸屬各個支部分別遭到破獲,這批台共的勢力便逐漸式微。
而1960年後的抗爭者,則不同於1950年代的這些「老統派」們。 這群新生代的抗爭者們不曾經歷日治殖民政府的統治也沒有直接接觸共產思想的管道。他們接受國民黨所深埋在學校教育裡的「反共理念」,他們的經歷、背景、環境,都與1950年的抗爭者大相逕庭──這就是為什麼,1960年後的抗爭者思想型態非常豐富、雜亂且眾多。 新世代的抗爭者們擁有各式各樣的族群意識與國家認同,對於國家該有的模樣與想像,也與在獄中同為政治犯的彼此皆不盡相同;這裡頭當然包含了新生的「台共」,也存在我們所認識的「台獨」。
或許現在的我們很難想像。不過在1991以前的那個年代,即便這群抗爭者們各自抱有不同的主張,他們不見得會認同彼此的想法與言論,甚至與當今的我們一樣,偶有唇舌之爭;但在面對處處限制與打壓的國民政府,他們最終還是選擇互相協助,或是視而不見、密而不談,必要時,他們還會一齊出聲、反抗這個試圖抹殺他們發聲空間的政權。
在1991以前的那個年代,他們以微妙的默契,共同對抗著施壓威權的國民政府,爭取發聲吶喊的微小天空。

那些人,失落之前

如果調換到他們所生活的時代,是你的話,你也會做出同樣的選擇嗎?
郭慶、黃溫恭、曾錦堂、劉耀廷,他們正是1950年代,那些無法忍受國民政府對台灣人欺壓的一份子之一。或許激起他們投下熱血的,正是那股看似有勇無謀的正義之心。這股動力,驅使了他們加入了中國共產黨於台灣所設下的各分支組織裡,憑著他們各自的專長來拉攏人們、傳遞抗爭意志。只要是能打敗國民黨,打敗這個貪腐的政權,他們拼盡全力、在所不惜。
身處於這世代的我們,理所當然地明白中共的可憎與可惡。我們都知道在中國那邊曾經發生的文化大革命、大躍進、大饑荒。與初期執政的國民黨一樣,他們都對自己所「搶奪」來的土地施以殘虐的暴行,透過政策與子彈,逼迫他們服從──然而,這些都不是身處於台灣的他們,能夠思考到的未來。他們只知道,要推翻眼前的國民黨,就得仰賴足以威脅到國民黨的存在所持有的力量。
儘管國民政府撤台後所實施的一連串搜捕行動,徹底粉碎了省工委,也徹底粉碎了他們的理想。不過抗爭的意志並沒有因此消逝。畢竟,國民政府的所作所為,始終能夠激起台灣人民的怒火。
江炳興、鄭金河、陳良、詹天增、謝東榮、鄭正成所發起的泰源事件,就是秉持著「台灣獨立」之信念,在台灣閃爍過、初燃即逝的微微火光。
說到泰源事件,書中記載了非常有趣的一個段落:
這些抗爭者,當時是期望藉由監獄暴動,逃出泰源後,占領臺東的廣播電臺,呼籲全島人民起身對抗國民黨。在此事件中,即使事前知情的「紅色政治犯」,也多抱持「不告密、不參與、保護自身安全」的原則,任事態發展下去。
文中所提到的「紅色政治犯」,即為上文中所提過的傾共人士。 如此奇妙的現象,就真實發生在過去鮮為人知的歷史上。這些「台獨」、「統派」,曾經在對抗暴政的這條路上,藉由沉默的形式,達到極微小的協助。

來不及交託的遺憾

不論是1950年後的郭慶、黃溫恭、曾錦堂、劉耀廷,還是引發泰源事件的江炳興、鄭金河、陳良、詹天增、謝東榮、鄭正成等人,他們最後的下場,都是被國民黨冠上「政治犯」之名,落入監牢、並被判了死刑。
翻閱完書中每一位受難者的故事後,末尾都可以見到他們於獄中振筆疾書所寫下的遺書。平暖的字跡,安慰親族與妻子的話語,寄予孩童望子成龍、望女成鳳的厚望、又或者,只是殷切期盼能平安健康長大。 我們難以想像,這些竟是自知將死之人所寫下,如寒暄問暖般的話語。我想若不是他們早已視自己為革命之士,若非是經過痛徹心扉的思緒、若非是經過莫大的領悟,這些字句,才能令後世的我們動人、感傷。
可遺憾的是,他們的書信並未交至摯愛的手上。 這些遺書,都被當時的國民政府歸檔成案,收進國家的檔案庫裡。十年,二十年,數十年。當初他們的至親、愛人,又或早已逝去、又或無法再捧起書信,細細閱讀。
許多盼望,就這樣隱沒、不被人知。直到他們的後代子女認識了二二八、認識了白色恐怖、認識了這段失落的年代,他們沒能說出口的愛,才從子女們力爭事實的雙手,重新遞上。

後言:

很多台灣人是在求學階段時,藉由課本認識二二八、認識戒嚴。不過他們很少人真正認識過,自二二八那聲槍響後,威權的殘酷是如何持續肆虐、侵擾著這座島嶼上的每一個人。而其後所衍生的故事,又是如此令人悲痛、不捨。 二二八只不過是個開始,從1945到1991,長達四十六年的這段歷史,它阻斷的不僅是文化、語言的傳承,它還阻斷了一群抱有理想與改革之心的人與其家人的聯繫。
無法送達的遺書─記那些在恐怖年代失落的人》是我在曾在耕莘舉辦的文學課上課時,從一位從事報導文學、名叫林傳凱的老師,在他的推薦書單中所認識的書籍。
書中所介紹到每一位被定罪為政治犯的受難者,他們最後的結局都是死亡。他們所遺留下來的,是濃縮了千言萬語於短短一行話的遺書。當你看完他們的故事,再看看這些遺書時,心底會不由得感慨:或潦草、或工整的字句,到底蘊含了多少遺憾?多少情感?多少無法傾瀉而盡的愛? 我想,只能由各位親自觀看過這本書,來感受了。

三封信

第一封信 她陰鬱的愁容終於使展顏色 但拆封後的印刷墨字 卻不入她飄盪的心頭 上頭寫著「帳單」 第二封信 她放開了 孩子渴望母愛的手 捧起信封,她顫抖 卻只是封廣告信 第三封信 她沒有動 孩子問了她那是什麼 她灑了灑淚,只說 回不來了 第四封信 不是從郵箱取來 也不是來自任一方親朋好友的慰問 是她所盼望、那封承載情感與愛 染上時間斑駁的黃紙 但至今還能讀著它的 只剩兩人所留下的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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